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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抵制政治、文化专制主义

    1978年12月,胡耀邦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幷兼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和宣传部长以后,在中宣部发表就职演说时,庄严宣布要建立社会主义的自由、民主、科学、求实、开放、文明、富裕的体制,以代替那种被异化了的专制、迷信、僵化、封闭、落后、野蛮、贫困的体制;同时愤怒谴责了专制主义。他说:“多少年来,我们党内有那么一些理论棍子,经常打人,我们党内有好几根棍子,不是好棍子,而是恶棍。不管你什么好文章、好作品,抓住你一点,无限上纲,说你是”反党小说“、”黑画“等等。……这种作法,说轻一点是形而上学,说重一点是文化专制主义,是特务行径。”此后,胡耀邦同当时存在的政治、文化专制主义,进行了不懈的抗争,举其大者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保护“西单民主墙”,反对逮捕魏京生

    在西单民主墙初期,耀邦就表示赞赏,认为这是新的大字报,同“文革”中的大字报不同。他说:以前大都是某些领导者利用大字报来整人害人的,这次的大字报,同“四五”天安门大字报一样,“是人民出自内心的呼声,是人民新的觉醒。”对於成立民间组织、出版民办刊物,耀邦重视而不压制。他要求各新闻单位反映情况。人民日报出版了《情况彙编特刊》,把西单墙的大字报,一些重要的小字报和民办刊物的文章摘报中央。其他报刊和有关单位也出版了这一类的内部参考。耀邦还召集中宣部、报社、青年团、工会等单位研究如何作好民间组织和民刊的工作,他多次谈话的精神是谈论党在历史上做群众工作的经验。他说:党在执政以前对群众运动是十分重视的。特点是站在群众之中去做工作,去取得群众的信任,依靠群众去发挥党的领导作用。到了我们取得政权以后,我们党的群众工作的优良传统慢慢变了。当群众起来的时候,我们某些领导同志就担惊受怕心慌意乱了。他们不是站在群众之上发号施令,就是站在群众对面去挑剔指责。他们越来越怕群众,以后群众要集会、游行、请愿都要事先经过批准,甚至明令禁止。我们的群众团体,像青年团、工会等,也变得越来越脱离群众。我们必须纠正这种脱离群众的作法。

    1979年3月25日,魏京生贴出《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的大字报,任畹町等人贴出了《中国人权宣言》,原先公开赞扬西单民主墙的邓小平像好龙的叶公一样,态度大变。在3月29日,越过华国锋和胡耀邦直接下令逮捕了魏京生,接着又逮捕了任畹町、徐文立、刘青等人,在贵州、南京、浙江、广东、西安等地也抓了一些人。

    就在邓小平抓人以后,耀邦给一位青年写了一封公开信,在《人民日报》4月10日一版发表。耀邦在这封信中说:青年工作者“要经常到青年中去,发现青年中的先进事例、先进典型,幷用这些先进的东西去引导、教育、影响其他青年。教育青年的方法,不是压,不是抓,应该是引导两个字。”。“引导”比“教育”更精确,意义更大。这是我们几十年工作的经验总结。压制的方法,一个巴掌打下去,是封建家长的办法。“1979年6月,耀邦又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的发言中,更加严正地对取缔民主墙和逮捕魏京生等人发表了不同的意见。耀邦说:”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尽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以及在这次人大会议上,不少同志点名也好或不点名也好,批评我背着中央,支持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民主化运动,助长无政府主义,但我仍要保持我自己的看法。“耀邦又说:”我奉劝同志们不要抓人来斗,更不要抓人来关。敢於大胆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恐怕也不在乎坐监牢。魏京生抓了三个多月,至今没有做过检讨。听说他现在还在绝食。他一死就会在群众中成为烈士,是人民心中的烈士。这种烈士是不进八宝山的“。胡耀邦当时还祇是中共中央秘书长和宣传部长,他不顾党内高层指责他支持民间民主化运动的流言蜚语,在庄严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公开发表维护公民权利、维护民主自由和为魏京生等持不同政见者鸣冤叫屈的呐喊,真是惊天动地、大义凛然!那些至今还在坚持反人权、反民主的立场,继续迫害敢於站起来维护公民权利,推动中国民主化、法治化进程的人们,看到耀邦这一段掷地有声的言论,能不为之汗颜?!还有那些至今还认为中国没有民主派、体制内更没有民主派,胡耀邦也不过比较开明而已的朋友,看到耀邦这一段言论和他的全部思想、全部实践活动以后,不知能不能改变一点悲观失望的情绪?!

二、保护郭罗基

    1979年11月14日,郭罗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政治问题也可以讨论》的文章。郭文在阐明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时说:“在思想方面,不管是政治问题是学术问题或其他问题,都是可以讨论的;在行为方面必须服从宪法、法律和各种规章制度。……祇要在行动上不触犯宪法和法律,不管是政治问题,还是学术问题,不管是什么样的意见,都可以讲,实行真正的言论自由、百家争鸣。……法律惩罚的对像是行为,不是思想。”胡乔木批评胡绩伟说:“不能笼统地说言者无罪,发表反革命言论也是有罪的。”胡绩伟向耀邦报告了乔木对郭罗基的批评和他自己的不同意见。耀邦说:宪法和刑法都有明确规定,你们请一位法学界学者写一篇文章作一个讲解。过了十几天,耀邦又嘱咐胡绩伟,那篇讲法学的文章写好后,先不忙发表,先请一位法学家写一篇文章,再邀请法学界几位知名人士开一个座谈会,提出修改意见,以《谈谈反革命罪中的言论和行为问题》为题,在1980年2月29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

    “言者无罪”这个伦理和法律的规范,出处在2500年前《诗经。大序》。原文是:“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胡耀邦授意组织我国几位一流法学家集体创作的《谈谈反革命罪中的言论和行为问题》的文章,发表在26年前的《人民日报》上。可是,直到现在,一些领导人和司法机关还在“以言治罪”,特别是滥用“煸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看来,现在还有必要把那篇法学文章的要点重温一番。那篇文章明确指出:“在我国,言论自由是受国家法律保护的。我国宪法明文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管理国家大事所不可或缺的一项权利。是对具体的人和事,对某些具体制度提出批评、建议,以便改造、革新,是人民的民主权利。要是没有言论自由,人民群众不能对国家事务享有发表意见的权利,那还怎么称得上是人民的国家呢?……”

    文章指出:“任何反革命罪,都要有行为。这种行为的矛头是针对我国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目的是要推翻这个制度的。我国刑法不承认有所谓”思想犯罪“。封建王朝有所谓”腹诽罪“,希特勒法西斯有所谓”思想犯罪“。在林彪、”四人帮“横行肆虐期间,也搞这一套鬼蜮伎俩,致使许多无辜者身陷囹圄,横遭迫害,有的甚至含冤而死。”

    法学家们的文章发表以后,胡乔木在这个问题上再也找不出什么岔子了。但是,他反对耀邦之心不死,1981年8月,他又对耀邦认为“写得不错”幷亲笔作了修改的郭罗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认真杜绝个人崇拜》的文章,大加挞伐,幷向邓小平告了枉状。邓小平听信了胡乔木的谗言,严厉批评说:“你们《人民日报》为什么喜欢郭罗基?他支持聂元梓,是造反派人物。”事实恰恰相反,郭罗基是反对聂元梓的领军人物。

三、保护白桦

    着名的军队作家白桦,写了一篇小说《苦恋》幷改编成电影《太阳与人》。这部影片描写了一个知识分子在“文革”期间受尽打击和淩辱,当他被迫离开中国时,说了一句:“我爱这个国家,但这个国家不爱我。”

    1981年5月,《解放军报》发表了长篇批判文章,给《苦恋》扣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帽子。《苦恋》这本书和影片都被禁止发行和公映。国内外引起震动,以为“文革”式的大批判运动又要来了。胡耀邦要求大家冷静,先把对《苦恋》的批判冷却下来,然后再研究对策。胡乔木一再下命令,要求《人民日报》转载军报的大批判文章,《人民日报》在耀邦的支持下按兵不动。胡乔木又向邓小平告状,1981年7月17日,邓小平召集中宣部的王任重、周扬和新闻界的胡绩伟、曾涛去他家讨论。由於大家据理力争,才达成一个折衷的方案:在周扬和张光年主持下,由《文艺报》另写一篇较有说服力的文章,由《人民日报》转载。这样就使胡乔木利用批判《苦恋》大整文艺界的图谋破产了。不过,邓又批判王若水,说他说过“社会主义的列车一开始就开上了错误的轨道,论调同不同政见者一样”。这又是张冠李戴,说那个话的是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王惠德,不是王若水,而且没有说错。

    邓小平又从上述这些问题讲到波匈事件,幷且严厉地批评了“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存在着软弱涣散的状态”。显然,邓批评的“党”,就是指总书记胡耀邦。耀邦在邓的压力下,不得不召开会议来纠正所谓“软弱涣散”。(《怀念耀邦。第三集》)148页-163页)

    关於批判《苦恋》事件,白桦自己讲得更为亲切和详细。下面,我把白桦在1999年所写的《我所见到的胡耀邦》的大意摘录几小段。白桦说:“《苦恋》摄制完成,在文化部送审期间,引起轩然大波。……有些人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把胡耀邦说成是”炮制反动电影《苦恋》的黑后台“。这样一来,一部再现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问题就上升为政治问题了。中国人敏感地联想到《清宫秘史》和《海瑞罢官》。……1981年4月20日,解放军报发表的《四项原则不能违反》,文化部事先不知道,胡耀邦也不知道。5月17日,耀邦讲话,希望瞭解幷考虑知识分子的情绪。7月17日,邓小平召见几位意识形态的负责人,讲了一番十分严厉的话。8月3日,胡耀邦奉命召开思想战线座谈会,他的讲话已经尽了他之所能,把调子压低了很多。9月25日,耀邦对当时分管电影的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说:”《苦恋》的事应该了结了,你和白桦熟悉,能不能请你写封信给他,请他给你回一封二百字左右的信作为文艺讨论,表个态就行了。“荒煤事后告诉我说:”我怎么敢写这样的信呢?有些人显然还不肯罢手。“据说,耀邦在见到同周扬一起主持起草《文艺报》批判《苦恋》文章的张光年时说:”文艺报的调子太高了!“张光年说:”这调子是上面定的呀。“耀邦无奈地一笑。10月13日,耀邦在中南海会见从巴黎国际笔会回来的巴金。一见面就问:”巴老,你看过我的文章吗?“”我的文章本来把批《苦恋》应该结束的意思放在前面,有些老同志气不顺,我祇好把这样的意思摆在后面。“巴金说:”文艺家受了多年的磨难,应该多鼓励,少批评。特别是对那些有才能的、多产的中青年作家——比如白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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