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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跃进”运动中

两次反右,三年饥荒(之三)

   我这一生,思想最荒谬,做错事最多的,是在“大跃进”时期。我有责任对历史作出如实地交代。

   1957 年11 月13 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发动全民讨论40 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首次提出“在生产建设上来一个大跃进。”毛泽东在关于这篇社论的一个批语中说:“建议把一号博士头衔赠给发明‘跃进’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几位)科学家”。

   12 月4 日 ,国家计委传达毛泽东关于“二五”计划的指示。毛泽东指出:“15 年后,苏联要赶上和超过美国,中国要赶上和超过英国”。 1958年 3月 8日至 22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把“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口号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毛泽东还提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的口号。

   毛泽东的上述口号和路线,使我在革命狂热冷却以后,又激发起建设狂热。我非常自觉地、满腔热情地接受和投入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运动。这是为什么?熟读“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积贫积弱、饱受欺凌的屈辱历史而又经历过痛深创巨的抗日战争的青年,有一种摆脱贫穷落后面貌追求富国强兵的急性病和民族主义情绪;而在经过土改、镇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以至“反胡风”、“反右派”以后,对于人整人的阶级斗争,感到恐惧和厌恶,以为转入建设对自己、对人民都是有利无害的,根本想不到后来的“大跃进”整人更多,伤人更惨。当然,知识贫乏,缺少科学精神的蒙昧主义也是一个原因。

   当时,我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主管科学和高等教育工作;同时协助省委第一书记和文教书记起草文件。我所作的错事都在这些方面。

   一、提出反科学的批“三论”

   所谓批“三论”,就是“根据论”:没有根据的话不敢说;“条件论”,没有条件的事不敢干;“规格论”,不合规格的企业和学校、科研机构不敢办。

    我用批判“三论”来贯彻执行毛泽东提倡的“敢想敢说敢干”,当然是在提倡“唯意志论”的胡想、胡说、胡干。现在看来荒谬之至,当时竟然有不少的欣赏者,省委宣传部长就很欣赏,他用我的谬论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提高风格,力争上游”,在理论刊物上发表,却没有让我署名。陈伯达看中了那篇“奇文”,说什么“批‘三论’有理论的概括”。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没有人敢于批判陈伯达表扬过的文章,但在 1971年的“批陈整风”中,造反派要批判原省委宣传部长发表的那篇文章,并追查他同陈伯达的关系。那位宣传部长推卸责任说:批“三论”的观点不是他的,是林牧提出来的。造反派又来找我的麻烦。我说:“批‘三论’是我出的点子,那是彻头彻尾的主观唯心主义。但是,原省委宣传部长发表那篇文章,没有让我署名;陈伯达表扬他的时候,他也没有说那是我的观点。我当时没有分享‘荣誉’,现在也不能分担责任。”造反派也讨厌哪种在有利时剽窃别人观点,在不利时又向别人推卸责任的人。以后就不批我而去批他了。不过,在写历史的时候,我必须承认我是批“三论”的始作俑者。

   二、我代中共陕西省委起草了《关于推广西安第一航空技校实行勤工俭学的决定》(那时的“勤工俭学”并不是学生自愿从事有偿劳动以解决学费问题,而是借“勤工俭学”之名,实行无偿劳动),《关于推广西北农学院与烽火农业社建立联系制度的决定》。这两种做法,都被毛泽东吸收到他的《工作方法六十条》里边。后来我又代陕西省委起草了《关于各高等学校与陕西各专区政府建立联系制度的决定》,就是让驻陕各个高校同陕西省八个专区建立经常性的联系,由各专区为大学提供“开门办学”和进行科学实验的基地;由大学为各专区的地方工业和地方教育事业提供教学和技术力量。这种做法,对于打乱大学的教学秩序,和教师的教学,学生的学习都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我还仿效其他地区的做法,发动学生自编教材,实际上是用学生的名义,由教师编写教材。更为荒谬的是:我提倡打乱旧教材从古到今,从初级到高级循序渐进的系统性,提倡着重研介最现代、最先进的科学成果,只对过去的科学发展作必要的追溯。这当然会造成一片混乱。 1959年,中共极左派领导人康生对陕西省的所谓“教育革命”大加赞扬。他要陕西省委文教书记写一篇文章,由他修改定稿后在《红旗》杂志发表。那篇文章是由我执笔的,题目是《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的斗争》,题目和内容都是极左的。这又为我增加了一笔政治上的欠帐。

   三、我企图在一个省的范围,建立一个完整的科学研究体系。我建议并参与建立全国第一个中国科学院的省分院——陕西分院。

   当时,陕西省的科研机构只有一个考古研究所和农业科学研究所(后来升级为包括一批研究所的农业科学研究院),其他科研机构都是中科院和中央国防工业部、委直属的。建立省级科学院,本来是没有条件的。我们想了一个主意,就是依靠陕西省高校较多的优势“借鸡下蛋”。 1958年 8月,我们违反高等学校毕业生由国家统一分配的规定,截流了 1000余名应届大学毕业生,依托高等学校,办了一批新兴科学研究所。后来,中共中央宣传部高教部发现此事,发来电报进行批评,并要求把 1958年暑期以前由省上自行分配的大学毕业生一律退还。接到这个电报,我感到进退两难。不退还学生,要受处分,退还了学生,新建的一批研究所就要垮台。当时的省委文教书记很会动脑子,他拿上中央发来的电报,左看右看,找到了一点空子。他说:“现在问题的关键是怎样解释‘ 1958年暑期以前’如果指的是 1958年暑假开始以前,我们只能坚决退还省上自行分配的学生;如果指的是暑假结束以前,我们分配学生是在 1958年 8月,暑假尚未结束,就不在必须清退的范围。”于是,我就向中宣部学校教育处处长吴济涵请示说:“中央电报上所指的‘ 1958年暑期以前’可否理解为‘ 1958年暑假结束以前’”,吴济涵回答:“可以这样理解。”我把吴济涵的回答逐字记录下来,并注明了年、月、日、时、分。高教部起草的报告,用词不确切,也无话可说。这样就保住了那 1000名省上自行分配的学生,也保住了新建的一批研究所,保住了中国科学院陕西分院。当然,这件事如果不在 1958年那个年代,我们不敢做,高教部也是不会让步的。那时候,“新生事物”即使是在违犯规定下产生的,也会受到保护。

   对于基层的科学技术工作,我提出和推行了“县县办科学,社社搞试验”;提出和推行了从农民、工人的技术革新能手中聘请科学研究员。

   其实,我也懂得科学和技术的区别,那时却故意把技术提到科学的高度。所谓“县县办科学”,就是把各县的技术推广站升级为农业科学研究所或者其他研究所。所谓“社社搞试验”,就是在一部分人民公社或生产队提倡育种、耕作、造林、农具改革、防治病虫害等技术革新的试验。从农民和工人中聘请科学研究员,就是把耕作能手王保京、刘述贤,植棉能手张秋香、薛俊秀,改革农具的刘恒杰、纺织女工赵梦桃等劳动模范聘请为有关科研机构的研究员。

   这里特别要提到王保京和烽火公社。卢耀刚先生的长篇报告文学《大国寡民》,专门揭露了王保京及其烽火公社的问题。“大跃进”以前和以后的问题没有插手,无权评论。“大跃进”中的问题,我要负很大责任。烽火社是陕西省委所抓的第一个农业试点, 1958年,省委指定我同烽火社直接联系。我在烽火社所作的极端荒谬的事,大约有这样几件:

   一是支持王保京放亩产15万斤的小麦卫星。那是在省上召开的农业生产跃进大会上,西北农学院著名育种专家赵洪章教授提出小麦亩产 2万斤的指标;陕西农业科学院提出小麦亩产 5万斤的指标。王保京准备提出亩产 15万斤的指标。在提出指标之前,王保京找我商量。我当时的思想是希望农民能够压倒农业专家,但对 15万斤的指标表示怀疑。王保京对我说,他要搞立体农业,就是采取在空中搭架、铺席、填土的办法,在每亩地上种五层庄稼,一亩地可以起五亩地的作用。我觉得这个想法很新颖,就是失败了也值得试验,就说:你提吧。我当时根本不去想,庄稼不仅需要土、水、肥,也需要阳光和空气,五层庄稼,虽然可以省地,却不能节省空气和阳光呀。我也不去想,上面几层庄稼,在施肥、浇水和孕穗以后,空中楼阁会坍塌下来的。在第一层卫星田下种 200斤以后,我曾到烽火社去看,发现它们是把麦种一粒一粒的粘在纸上,排的密密实实,一点空隙也没有,后来长起的麦苗都烂在地里了。王保京的大卫星刚刚发芽就陨落了。农业科学院和赵洪章教授的中型卫星也失败了。

   二是,支持王保京研究“田间设计学”。

   王保京的“卫星”失败以后,我还觉得他的立体农业,如果能够解决空气、阳光和空中楼阁的负荷问题,还是可以研究的一种设想。 1959年,中国农业科学院聘请他担任特约研究员,并请他去介绍研究成果,他又来找我商量。我说:你的那一套,我看立体农业是一个新颖的设想,你现在已经在西北农学院学过一段理论知识,是否根据你在这个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同西农农艺系的教授商量,共同总结出一套系统的观点和做法来,我看可以称之为“田间设计学”,你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可以着重讲这个问题。此后,王保京没有给我拿出什么书面意见,我不知道他在中国农业科学院是怎么讲的。

   三是,1959年,中央有关部门要宣传建国十周年的成果,其中一个题目是宣传人民公社的成果。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宣传王保京的烽火公社,并派出由我牵头由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家李若冰参加,在烽火公社作了一段调查,写出题为“人民公社为技术革新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人仍由我牵头。调查报告有许多虚夸之辞。

   我自己还亲自种过“放卫星”的试验田。那是 1958年 10月,在杨凌生物土壤研究所,我参与一个青年育种专家八亩小麦的高产试验。我们在杨凌农村收购了一百多条狗,用电线电死,然后埋在试验田里沤肥。虽然我们连狗肉都舍不得吃,但是八亩小麦都被烧死了。

   由于以上这些措施,《人民日报》曾经用头版全部篇幅鼓吹“陕西科学研究风行全省”。对于这种虚夸的报道,我们当时还沾沾自喜。

   四、在大炼钢铁中,造成破坏性后果。

   1958 年4 月25 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电话会议,布置钢铁生产任务,会议要求,各省(市、区)要 力争多完成钢铁任务。到30 日,如果不能达到日产钢 6万吨,铁10万吨是不行的。这次会后,省委向全省派出四个钢铁检查团,陕南团由文教书记赵守一任团长,冶金局长刘良湛任副团长,我任秘书长,还带了几个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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