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论坛
[发表评论] [查看此文评论]    林牧文集
[主页]->[公民论坛]->[林牧文集]->[在“大跃进”运动中]
林牧文集
·七、从“一”做起
·九、官民合作 推动公民维权活动的发展
·十、行宪先于修宪
·清醒的乐观
两次反右,三年饥荒
·“清理中层”和“内部肃反”
·反“右派”斗争
·在“大跃进”运动中
·暂时的缓和
·“反右倾”戏中有戏
政治运动众生相
·01.两个风派理论家
·02.大、小爬虫
·03.琉璃球
·04.告密者
·05.官僚的惊人无知
·06.“大义”灭夫
·07.职业打手和老运动员
·08.三个精神迫害幻想狂
·09.相濡以沫和咬群献媚
·10.铮铮铁汉
·11.处处有同情者和保护人
·12.嘲弄文革的人们
文集
·八九民运决非激进主义
·北京牌楼,西安城墙
·不必惊呼“狼来了”!
·不是“多余的话”
·不应贬低“为民做主”
·不愿做奴隶的时代
·迟到的呼吁
·重塑民族精神
·辞去“中国人权”荣誉理事的职务
·次韵和浩成兄“洛城偶感”
·从纪念胡耀邦看到的
·从徐世昌、段祺瑞到华国锋
·当代中国杰出的民主诗人——江婴
·党领导等于党专政吗?──改善才能坚持党的领导
·读《紫阳千古》后的一点说明
·对杜导斌案的评论
·对加拿大独立调查报告的声明
·对抗是不必要的,反抗是必不可少的
·对辛亥革命的某些思考
·反对文化平均主义
·公开声明:献给当代中国最可爱的人——绝食请愿的人民英雄们
·关于联合国改革的呼吁──致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联合国大会
·关于普及人权教育的建议——致联合国秘书长及人权委员会
·关于取缔中国特务机关的严正呼吁
·汉唐盛世是今天的镜子
·和平民主统一中国
·和谐的社会主义
·呼吁民主法治、社会公正,释放政治犯
·呼吁召开千禧世界公民大会──给安南与2000年联合国大会的公开信
·胡耀邦抵制政治、文化专制主义
·胡耀邦思想初探
·恢复“保障人权”的神圣地位
·回应吴高兴
·纪念“六四” 理性前进──中国大陆五省市人权民运界人士联名纪念“六 四”十三周年
·教训中宣部
·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实行民主化──林牧在自由亚洲电台谈布什访华
·就被绑架一事接受记者采访(2005年2月1日)
·宽容的对象和条件
·立足中国说人权
·“历史是人民写的”吗?
·两进两出
·“六四”感言
·“六四”是什么
·论发展权
·论人权与国家主权
·论生存权
·马克思反对文化专制主义
·没有民主制度,就没有“共同妥协”
·评李泽厚的“乐感文化”
·强化民主国家的国际联盟
·且慢告别
·且说宽容
·全球化的逆流——极端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
·人民万岁!——纪念“六四”国难十五周年
·人权!人权!人权!
·如何建立创新国家?——中国教育的几大问题
·如何评价“六.四”事件──纪念八九民运十二周年
·三年大饥荒
·“三权分立”是中国的发明
·谁来防盗?如何防盗?
·谈2003年中国人权状况 声援“六四”死难者家属
·谈“内耗”
·“伟大而可诅咒的长城”
·为“封建”正名
·“文革”的历史教训
·稳定 改革 发展
·我的老友胡绩伟
·我们的呼吁
·我亲历的批习(仲勋)斗争
·我所知道的习仲勋
·我在“六四”前后
·五四、六四和未来
·西安民运人士对当前时局的四点声明
·习仲勋晚年的几件大事
·新世纪第一个春节就释放所有政治犯──119名中国公民致全体中国公民暨政府的公开信
·严正的控诉
·颜钧的简况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欢迎在此做广告
在“大跃进”运动中

两次反右,三年饥荒(之三)

   我这一生,思想最荒谬,做错事最多的,是在“大跃进”时期。我有责任对历史作出如实地交代。

   1957 年11 月13 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发动全民讨论40 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首次提出“在生产建设上来一个大跃进。”毛泽东在关于这篇社论的一个批语中说:“建议把一号博士头衔赠给发明‘跃进’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几位)科学家”。

   12 月4 日 ,国家计委传达毛泽东关于“二五”计划的指示。毛泽东指出:“15 年后,苏联要赶上和超过美国,中国要赶上和超过英国”。 1958年 3月 8日至 22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把“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口号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毛泽东还提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的口号。

   毛泽东的上述口号和路线,使我在革命狂热冷却以后,又激发起建设狂热。我非常自觉地、满腔热情地接受和投入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运动。这是为什么?熟读“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积贫积弱、饱受欺凌的屈辱历史而又经历过痛深创巨的抗日战争的青年,有一种摆脱贫穷落后面貌追求富国强兵的急性病和民族主义情绪;而在经过土改、镇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以至“反胡风”、“反右派”以后,对于人整人的阶级斗争,感到恐惧和厌恶,以为转入建设对自己、对人民都是有利无害的,根本想不到后来的“大跃进”整人更多,伤人更惨。当然,知识贫乏,缺少科学精神的蒙昧主义也是一个原因。

   当时,我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主管科学和高等教育工作;同时协助省委第一书记和文教书记起草文件。我所作的错事都在这些方面。

   一、提出反科学的批“三论”

   所谓批“三论”,就是“根据论”:没有根据的话不敢说;“条件论”,没有条件的事不敢干;“规格论”,不合规格的企业和学校、科研机构不敢办。

    我用批判“三论”来贯彻执行毛泽东提倡的“敢想敢说敢干”,当然是在提倡“唯意志论”的胡想、胡说、胡干。现在看来荒谬之至,当时竟然有不少的欣赏者,省委宣传部长就很欣赏,他用我的谬论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提高风格,力争上游”,在理论刊物上发表,却没有让我署名。陈伯达看中了那篇“奇文”,说什么“批‘三论’有理论的概括”。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没有人敢于批判陈伯达表扬过的文章,但在 1971年的“批陈整风”中,造反派要批判原省委宣传部长发表的那篇文章,并追查他同陈伯达的关系。那位宣传部长推卸责任说:批“三论”的观点不是他的,是林牧提出来的。造反派又来找我的麻烦。我说:“批‘三论’是我出的点子,那是彻头彻尾的主观唯心主义。但是,原省委宣传部长发表那篇文章,没有让我署名;陈伯达表扬他的时候,他也没有说那是我的观点。我当时没有分享‘荣誉’,现在也不能分担责任。”造反派也讨厌哪种在有利时剽窃别人观点,在不利时又向别人推卸责任的人。以后就不批我而去批他了。不过,在写历史的时候,我必须承认我是批“三论”的始作俑者。

   二、我代中共陕西省委起草了《关于推广西安第一航空技校实行勤工俭学的决定》(那时的“勤工俭学”并不是学生自愿从事有偿劳动以解决学费问题,而是借“勤工俭学”之名,实行无偿劳动),《关于推广西北农学院与烽火农业社建立联系制度的决定》。这两种做法,都被毛泽东吸收到他的《工作方法六十条》里边。后来我又代陕西省委起草了《关于各高等学校与陕西各专区政府建立联系制度的决定》,就是让驻陕各个高校同陕西省八个专区建立经常性的联系,由各专区为大学提供“开门办学”和进行科学实验的基地;由大学为各专区的地方工业和地方教育事业提供教学和技术力量。这种做法,对于打乱大学的教学秩序,和教师的教学,学生的学习都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我还仿效其他地区的做法,发动学生自编教材,实际上是用学生的名义,由教师编写教材。更为荒谬的是:我提倡打乱旧教材从古到今,从初级到高级循序渐进的系统性,提倡着重研介最现代、最先进的科学成果,只对过去的科学发展作必要的追溯。这当然会造成一片混乱。 1959年,中共极左派领导人康生对陕西省的所谓“教育革命”大加赞扬。他要陕西省委文教书记写一篇文章,由他修改定稿后在《红旗》杂志发表。那篇文章是由我执笔的,题目是《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的斗争》,题目和内容都是极左的。这又为我增加了一笔政治上的欠帐。

   三、我企图在一个省的范围,建立一个完整的科学研究体系。我建议并参与建立全国第一个中国科学院的省分院——陕西分院。

   当时,陕西省的科研机构只有一个考古研究所和农业科学研究所(后来升级为包括一批研究所的农业科学研究院),其他科研机构都是中科院和中央国防工业部、委直属的。建立省级科学院,本来是没有条件的。我们想了一个主意,就是依靠陕西省高校较多的优势“借鸡下蛋”。 1958年 8月,我们违反高等学校毕业生由国家统一分配的规定,截流了 1000余名应届大学毕业生,依托高等学校,办了一批新兴科学研究所。后来,中共中央宣传部高教部发现此事,发来电报进行批评,并要求把 1958年暑期以前由省上自行分配的大学毕业生一律退还。接到这个电报,我感到进退两难。不退还学生,要受处分,退还了学生,新建的一批研究所就要垮台。当时的省委文教书记很会动脑子,他拿上中央发来的电报,左看右看,找到了一点空子。他说:“现在问题的关键是怎样解释‘ 1958年暑期以前’如果指的是 1958年暑假开始以前,我们只能坚决退还省上自行分配的学生;如果指的是暑假结束以前,我们分配学生是在 1958年 8月,暑假尚未结束,就不在必须清退的范围。”于是,我就向中宣部学校教育处处长吴济涵请示说:“中央电报上所指的‘ 1958年暑期以前’可否理解为‘ 1958年暑假结束以前’”,吴济涵回答:“可以这样理解。”我把吴济涵的回答逐字记录下来,并注明了年、月、日、时、分。高教部起草的报告,用词不确切,也无话可说。这样就保住了那 1000名省上自行分配的学生,也保住了新建的一批研究所,保住了中国科学院陕西分院。当然,这件事如果不在 1958年那个年代,我们不敢做,高教部也是不会让步的。那时候,“新生事物”即使是在违犯规定下产生的,也会受到保护。

   对于基层的科学技术工作,我提出和推行了“县县办科学,社社搞试验”;提出和推行了从农民、工人的技术革新能手中聘请科学研究员。

   其实,我也懂得科学和技术的区别,那时却故意把技术提到科学的高度。所谓“县县办科学”,就是把各县的技术推广站升级为农业科学研究所或者其他研究所。所谓“社社搞试验”,就是在一部分人民公社或生产队提倡育种、耕作、造林、农具改革、防治病虫害等技术革新的试验。从农民和工人中聘请科学研究员,就是把耕作能手王保京、刘述贤,植棉能手张秋香、薛俊秀,改革农具的刘恒杰、纺织女工赵梦桃等劳动模范聘请为有关科研机构的研究员。

   这里特别要提到王保京和烽火公社。卢耀刚先生的长篇报告文学《大国寡民》,专门揭露了王保京及其烽火公社的问题。“大跃进”以前和以后的问题没有插手,无权评论。“大跃进”中的问题,我要负很大责任。烽火社是陕西省委所抓的第一个农业试点, 1958年,省委指定我同烽火社直接联系。我在烽火社所作的极端荒谬的事,大约有这样几件:

   一是支持王保京放亩产15万斤的小麦卫星。那是在省上召开的农业生产跃进大会上,西北农学院著名育种专家赵洪章教授提出小麦亩产 2万斤的指标;陕西农业科学院提出小麦亩产 5万斤的指标。王保京准备提出亩产 15万斤的指标。在提出指标之前,王保京找我商量。我当时的思想是希望农民能够压倒农业专家,但对 15万斤的指标表示怀疑。王保京对我说,他要搞立体农业,就是采取在空中搭架、铺席、填土的办法,在每亩地上种五层庄稼,一亩地可以起五亩地的作用。我觉得这个想法很新颖,就是失败了也值得试验,就说:你提吧。我当时根本不去想,庄稼不仅需要土、水、肥,也需要阳光和空气,五层庄稼,虽然可以省地,却不能节省空气和阳光呀。我也不去想,上面几层庄稼,在施肥、浇水和孕穗以后,空中楼阁会坍塌下来的。在第一层卫星田下种 200斤以后,我曾到烽火社去看,发现它们是把麦种一粒一粒的粘在纸上,排的密密实实,一点空隙也没有,后来长起的麦苗都烂在地里了。王保京的大卫星刚刚发芽就陨落了。农业科学院和赵洪章教授的中型卫星也失败了。

   二是,支持王保京研究“田间设计学”。

   王保京的“卫星”失败以后,我还觉得他的立体农业,如果能够解决空气、阳光和空中楼阁的负荷问题,还是可以研究的一种设想。 1959年,中国农业科学院聘请他担任特约研究员,并请他去介绍研究成果,他又来找我商量。我说:你的那一套,我看立体农业是一个新颖的设想,你现在已经在西北农学院学过一段理论知识,是否根据你在这个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同西农农艺系的教授商量,共同总结出一套系统的观点和做法来,我看可以称之为“田间设计学”,你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可以着重讲这个问题。此后,王保京没有给我拿出什么书面意见,我不知道他在中国农业科学院是怎么讲的。

   三是,1959年,中央有关部门要宣传建国十周年的成果,其中一个题目是宣传人民公社的成果。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宣传王保京的烽火公社,并派出由我牵头由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家李若冰参加,在烽火公社作了一段调查,写出题为“人民公社为技术革新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人仍由我牵头。调查报告有许多虚夸之辞。

   我自己还亲自种过“放卫星”的试验田。那是 1958年 10月,在杨凌生物土壤研究所,我参与一个青年育种专家八亩小麦的高产试验。我们在杨凌农村收购了一百多条狗,用电线电死,然后埋在试验田里沤肥。虽然我们连狗肉都舍不得吃,但是八亩小麦都被烧死了。

   由于以上这些措施,《人民日报》曾经用头版全部篇幅鼓吹“陕西科学研究风行全省”。对于这种虚夸的报道,我们当时还沾沾自喜。

   四、在大炼钢铁中,造成破坏性后果。

   1958 年4 月25 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电话会议,布置钢铁生产任务,会议要求,各省(市、区)要 力争多完成钢铁任务。到30 日,如果不能达到日产钢 6万吨,铁10万吨是不行的。这次会后,省委向全省派出四个钢铁检查团,陕南团由文教书记赵守一任团长,冶金局长刘良湛任副团长,我任秘书长,还带了几个技术人员。

[下一页]

©Boxun News Network All Rights Reserved.
所有栏目和文章由作者或专栏管理员整理制作,均不代表博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