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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道主义、民主主义的阐释和实践

   人道主义,民主主义,是世界上早就存在并在不断发展的思想。在这一方面,,胡耀邦并没有系统的论著。不过,在中共历代领导人中,胡耀邦对人道主义、民主主义的阐释和实践,却是最有创新精神的。

   1943年,在延安的审干运动(又叫抢救运动)中,胡耀邦领导的中央军委组织部,没有抓一个“特务”。他还作了一个试验,找出几个在红军中土生土长,根本不可能当特务的干部进行逼供,结果,这几个干部都承认他们是“国民党特务”。耀邦把他的实验向毛泽东报告,这使毛泽东对大抓“特务”的抢救运动产生了怀疑,他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方针。

   1950年初到1952年6月,胡耀邦担任中共川北区党委书记和川北行署主任。在川北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耀邦亲自起草并经大会通过了《人民代表公约》,由全体代表庄严宣誓。公约的主要内容是:“我们是人民的代表,只能在人民之中,不能站在人民之上;要密切联系群众,随时随地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并向当地人民政府和川北协商委员会反映;发现各级人民政府工作人员有缺点和错误时,应以负责的态度,及时向当地人民政府和川北协商委员会报告;等等。”在川北土地改革中,耀邦实行了保护富农经济,保护中农和小土地出租者的政策。对于一些有历史罪恶但在解放前后作过好事的地主,耀邦采取了“保护过关”的政策,只是依法没收费多余的土地,不许农民进城抓人,不许体罚乱斗,而且领导机关出面说服调解,最后农民也同意了。对于行署委员和协商委员会委员中的地主分子,实行硬性保护,甚至由行署借款帮助他们给农民退赔。在川北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中,耀邦提出“和风细雨,帮助到底”和“既往不咎”的政策。在学习会结束时,耀邦题词送行,加以安慰和鼓励。在整个川北地区没有批判电影《武训传》。耀邦同原国民党第七兵团司令、起义后担任川北行署副主任的裴昌会先生,在当时,平等地合作共事;在以后,保持了终生的友谊。(引自同前书第一集,25—32页,黄天祥《从马上到马下》)1952年6月,耀邦调中央工作,川北各界人士准备给耀邦送一次德政碑式的锦屏。耀邦听说后,立即到川北政协婉言辞谢。耀邦说:“坚决不能够做这个东西。如真要送,就送我五个字:为人民服务。”川北政协副主席、民主人士卢子鹤感慨地说:“知己已去,我将安归?耀邦回答:“天下多知己,四海仍安归。”(同前书第二集112页,李蓉著《平民风骨赤子心》)

   1954年10月,中国青年报编辑盛禹九、江平问耀邦:“究竟应当怎样理解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耀邦回答:“无产阶级并不是只讲革命,只讲斗争,也讲爱心,讲人情味,讲对同志、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尊重、关怀和爱护,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才是可爱的,人们才能从中感受到更多的欢乐和温暖。”耀邦还说:“尊老爱幼,尊重妇女和帮助弱者和不幸者,甚至宽待俘虏等,这些都可以算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嘛。”(见亚太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的《怀念耀邦·第三集》72页《他心中装着人民大众》)

   “反右派斗争”开始时,耀邦正在苏联访问,他打回电话要求共青团中央机关“慎重对待”。可是,团中央思想“左倾”的领导人却刮起“反右”之风。耀邦从苏联回到新疆,一下飞机就打电话询问团中央“反右”情况,听到团中央机关及其报刊、出版部门定了四十七个右派分子,就叹气说“损失惨重”。耀邦无回天之力,只好召集所有被打成右派的人座谈,给以安慰和勉励,并且表示:“欢迎你们回来。”

   1964年12月到1965年6月20日,胡耀邦在中央陕西省委担任了200天第一书记。当时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城乡“四清运动”越来越“左”的时候,耀邦在“左祸”甲于全国的陕西省顶风而上,开展了以“解放思想、解放人,放宽政策,搞活经济”为主题的超前的民主改革。他倡导“解放思想”,实行“捕人暂停”、“双开(即开除党籍又开除公职)暂停”,“面上夺权暂停”、“文艺批判和学术批判暂停”;解散限制人身自由的“干部集训班”;为处分过重和处分错了的干部、民众改正处分;强调尊重干部和群众的民主权利和风俗人情;提倡党组织和领导人要能听反对的话;实行政令公开,把“抓革命、促生产”的关系颠倒过来;恢复集市贸易,允许短途运输;发展乡镇工业;提倡植树造林谁种谁有,实行物质鼓励;等等。这些都是人道、民主、求实的政策。耀邦在陕西实行的“百日维新”,受到持续数年长达九次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而且株连了一大批人,受到打击最重的如第二书记赵守一、秘书长陈元方和作者本人,在十余年的迫害中被整得九死一生。

   1978年10月以后,胡耀邦领导的为数百万人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这是人所共知的,不必说了。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首次提出:“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同时提出:“要切实保障工人农民个人的民主权利,包括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这就使民主由作风问题上升到制度问题、法律问题和民主权利问题上来了。

   胡耀邦经常强调“民主要法律化、制度化”,经常强调人民的民主权利问题,经常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他还在平反“冤、假、错案”和组织真理标准讨论之后,组织了“关于生产目的”的讨论和“关于人民群众主人翁地位”的讨论。关于前者,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按照耀邦的意见写出了题为《要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文章,在1979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头条地位发表。文章指出:“生产的目的是满足社会不断增长的需要。我国有九亿多人口,人民的生活需要不断得到满足,又反过来刺激生产。这是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人民生活安排好,特别是八亿农民的生活安排好了,中国的大局就稳定了。可是,多年来我们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为生产而生产。”这个问题受到广大读者和经济战线大多数干部的欢迎,纷纷寄来稿件,参加讨论。少数人持有不同意见,认为这个讨论否定了“工业学大庆”中“先生产后生活”的经验。耀邦要求《人民日报》在继续开展这个讨论时,可以刊登反对的文章,造成真正平等的学术交流氧氛。可是,胡乔木反对这个讨论,他去向华国锋告状,华同意停止讨论。胡乔木又去找邓小平说华主席反对这个讨论,得到邓的同意。胡乔木再去找胡耀邦说:邓小平、国锋和几位中央领导同志都反对这个讨论。耀邦只好通知报社,讨论暂停十天,实际上是完全停止了。

   1981年初,已经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又作了一个重要讲话,强调指出:建设四化的根本问题在于亿万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人民日报》根据耀邦讲话,于1981年4月13日发表了《论建设社会主义的主人翁态度》的社论。社论指出:“从新中国诞生的第一天起,我们就宣布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了。”可惜,我们后来偏离了这个正确的航道,以致人民在精神上、政治上、经济上都受到异己力量的束缚,积极性和创造力都无从发挥。社论说:“粉碎‘四人帮’以后,人民才回到主人翁的地位。可惜,有些同志仍然只在口头上,并没有从思想上确认这一点。”社论说:“现在我们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的主人翁态度,是想进一步明确人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不仅经济工作,我们的一切工作,目的都是为了人民,为了人民的利益和幸福。一切为人民,一切也要依靠人民。人民是我们国家和社会的主人翁,社会主义事业为了人的解放,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依据人的奋斗。”社论还说:“要把人放在第一位,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人翁作用,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才有社会主义的兴旺发达。”

   耀邦讲话和《人民日报》社论发表以后,在全国范围引起了强烈的反应,许多基层单位自下而上地讨论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和作用,从而激发了广大民众起来当家作主的主动性和创造精神。如果这个讨论像真理标准的讨论一样,广泛深入地开展下去,“以人为本”和“以民为主”的思想在当时就会深入人心,就可能发展成为逐步实行民主化的实际行动。但是,由于胡乔木等人的反对,这个讨论也在中途夭折了。就在耀邦发表讲话强调人民群众的地位和作用之前,胡乔木在社会科学院讲话时,公然反对毛泽东在《愚公移山》中表述的“人民是上帝”的思想。他举例说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通过了1981年的预算,结果这个预算还是要修改,这就证明“人民犯了错误。”后来,他还攻击有些人是“人民崇拜”。他说中国人口搞得这样多,不是因为毛泽东不听马寅初的劝告,而是人民犯了错误,很多人都想多生孩子。对于当时的“信仰危机”(即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领导丧失信心),胡乔木等人只是指责人民背离了四项基本原则,却不去反思中共长期推行了“左”倾路线,背离了人民,也背离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原则。

   从生产目的讨论和人民群众主人翁地位讨论发动到夭折的过程度来看,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闭幕以后不久,在拨乱反正问题上团结一致的人们,在改革开放中却产生了分歧,这种分歧是:长远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进一步提高到“以人为本”、“以人的需要为目的”的分歧;党权主义同民主主义的分歧;到了1983年1月以后又增加了一条:“全面改革”同畸形经济改革的分歧。而站在与时俱进一方的党内民主派的主要代表,就是胡耀邦。

   以上这些,都是记述胡耀邦自上而下地提出和实践人道主义、民主主义的思想和行动。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胡耀邦对民间自发的民主运动也给以尊重和支持。在纪念胡耀邦同志逝世十五周年时,胡绩伟在《争鸣》月刊发表的《胡耀邦与西单民主墙》一文中讲得很清楚。我在这里不能不简要地重述一遍。在西单民主墙初期,耀邦就表示赞赏,认为这是新的大字报,同“文革”中的大字报不同。他说:以前大都是某些领导者利用大字报来整人害人的,这次的大字报,同“四五”天安门大字报一样,“是人民出自内心的呼声,是人民新的觉醒。”对于成立民间组织、出版民办刊物,耀邦重视而不压制。他要求各新闻单位反映情况。人民日报出版了《情况汇编特刊》,把西单墙的大字报,一些重要的小字报和民办刊物的文章摘报中央。其他报刊和有关单位也出版了这一类的内部参考。耀邦还召集中宣部、报社、青年团、工会等单位研究如何作好民间组织的工作,他多次谈话的精神是谈论党在历史上做群众工作的经验。他说:党在执政以前对群众运动是十分重视的。特点是站在群众之中去做工作,去取得群众的信任,依靠群众去发挥党的领导作用。到了我们取得政权以后,我们党的群众工作的优良传统慢慢变了。当群众起来的时候,我们某些领导同志就担惊受怕心慌意乱了。他们不是站在群众之上发号施令,就是站在群众对面去挑剔指责。他们越来越怕群众。以后群众要集会、游行、请愿都要事先经过批准,甚至明令禁止。我们的群众团体,像青年团、工会等,也变得越来越脱离群众。我们必须纠正这种脱离群众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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