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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盛世是今天的镜子

   唐太宗李世民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中国和外国的历史经验,都是我们今天振兴中国的镜子,尤其是那些历史条件同当代中国的情况和诉求接近的时代的成功经验,更可以做为我们的镜子。

   现在,中国的领导人喜欢强调“中国特色”,然而,中国特色有精华也有糟粕,有正确也有谬误;中国历史有治世也有乱世,有前进也有倒退。我们当然只能继承那些前进的、优良的、治世的传统与特色,并使他们进行现代化的转化。可是,现在的影视屏幕以至文学创作,把清朝的历史和秦始皇、武则天的历史反反复复的进行炒作,实在叫人厌烦透了。我现在一看到影视屏幕上出现了阴阳头、大辫子、马蹄袖、红缨帽,一听到卑躬屈膝的自称“奴才、奴才”就感到恶心。其实,满清这个朝代和秦始皇之类的暴君值得宣传和继承的东西实在太少了。且不说清兵入关时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和“留发不留头”;也不说满清末期道光、咸丰和慈禧太后的昏庸腐朽、丧权辱国、荼毒百姓;仅就当代一些作家和影视制作者鼓吹和美化的“康乾盛世”来说,也是不足为训的。

   明代后期,皇权、政权是极端腐朽的。但是,由于当时的朝廷是一个弱政府,不如清朝统治那么多事和极权。{例如:万历皇帝长年不上朝,不办公;天啓皇帝只顾游戏和做木工},腐朽、软弱的政权并没有完全压倒社会、经济、文化的进步。那时,城市民营工商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出现了佣工数百人的手工作坊和经营规模较大的商人;程朱理学和科举制、八股文走到末路;出现了讲究“致良知”和重实践的王阳明学和后期王学;西方的科学技术随着利玛窦、鄂本笃、龙华民、熊三拔、毕方济、汤若望、罗雅各、艾儒略等传教士的源源东进,传入中国;一大批高官和儒学权威徐光啓、李之藻、叶益藩、杨廷筠、丁魁楚、瞿式耜等接受了西学,甚至信奉了基督教;南明的永历皇帝及其皇后、太子、妃嫔全家入教;反映市民生活的优秀小说“三言”、“二拍”和金瓶梅,中国最好的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隋唐演义》和神怪小说《西游记》、《封神演义》相继问世;中国第一部讽刺小说《儒林外史》把科举制度和庸俗、迂腐的两种儒生揭露得入木三分;人性化、自由化的散文小品层出不穷;反专制、反儒家名教和提倡个人自由、政治自由的大思想家李贽和中国最早的政党——东林、复社应运而生;后来又出现了全面揭露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积弊,反对君主专制、官僚政治、绅士政治,民主思想呼之欲出的中国最早的启蒙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船山。如果由这些进步思想家领导的反清斗争能够取胜,并改造农民的起义队伍,中国的近代化必将大大提前。可是,为满清二百余年统治建立典章制度、提供指导思想的康熙皇帝,却没有像同时代的彼得大帝一样,走“欧化”——即近代化的道路,为中国发展近代科学,建立近代工业、近代学校和近代军队,也没有接受明末那些先进思想家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船山的思想去改革封建专制制度,却是以程朱理学和已经腐朽不堪的科举制度、八股文章去牢笼士子,选拔人才、治理国家;加上,重农轻商、闭关锁国和大兴文字狱。虽然取得一时的统一和安定,但在政治、经济制度和思想文化导向方面,同那些实行近代化的国家背道而驰。所以,中国在1840年以后落后挨打以至沦为积贫积弱的半殖民地境地,在所谓“康乾盛世”已经埋下了祸根。“康乾盛世”,不过是封建末世的回光返照而已。盲目歌颂“康乾盛世”的人,他们的思想境界远远落后于当时的曹雪芹。

   汉唐盛世却大有不同。

   所谓汉唐盛世,大体上是指西汉开国以后,历经高祖、惠帝、文帝、景帝、武帝、昭帝到宣帝刘询执政的170年,即:公元前206年到公元前49年;东汉复国以后,历经光武帝、明帝、章帝、和帝执政的76年,即:公元前25年到105年;唐朝贞观以后,历经太宗、高宗、武则天、中宗、睿宗、玄宗到天宝14年“安史之乱”以前大约130年,即:公元620年到755年。在这前后380年中,中国是堪与西罗马比美、超过东罗马的世界东方最富强、最文明的泱泱大国。汉唐盛世的优性文化和她们在内政、外交方面的积极经验,对于正在和平振兴的当代中国,具有可资借鉴的意义。

   推行“无为”或“有为”的仁政。

   西汉、东汉和唐朝,是推翻了极端专制、极端残暴、极端劳民、虐民的秦始皇、王莽和隋炀帝而赢得民心、取得政权的,自然要反其道而行之,推行民本主义的仁政。在汉惠帝、文帝、景帝三朝,由于暴秦的杀伐、苛法、苦役、重负闹得人口锐减、民穷财尽,汉朝就实行了道家的“无为而治”的仁政,让老百姓修养、生息、恢复和发展生产。

   “无为”,是人治的无为和法治的有为。

   西汉,第一个开国丞相是蕭何。当刘邦与项羽在荥阳、成皋之间以战争争夺政权的时间,蕭何就在刘邦的大后方关中建立法律、制度。蕭何原来是秦朝的县吏,熟悉秦朝的法律,也体会到秦法的严酷,他在《汉律》中放宽了秦法,惠帝、文帝、景帝又继续放宽。例如,惠帝废除了“挟书律”,即:不许民间挟书、藏书;废除了“夷三族”律,即:诛杀父族、母族、妻族;并规定“民年七十以上或不满十岁者,有罪当刑皆免”;减田租,十五税一。汉文帝元年,“尽除收帑相坐令”,就是废除有罪者连坐亲友、邻里的苛法。文帝二年,开言路,废除诽谤妖言之罪,这同近现代的“言论自由”有些类似。文帝十三年,废除了墨、鼻、剕三种肉刑,用剃发、割须代替了脸上刻字的“墨”刑;用“笞”(打棍子)代替了割鼻和剁脚的“鼻”和“剕”刑;保留了宫刑和死刑。景帝元年,又减少了笞刑的数量,规定了笞具的大小、厚薄。元二年,明令改剐刑(即千刀万剐)为斩首弃命。景帝二年,又将田赋减为三十分税一,这个税率一直维持到东汉末年。文帝和景帝还规定了轻罪可以纳粟赎罪。由于法律较为宽松、合理,长期受到秦朝苛法迫害的人民,也乐于遵守宽松合理的汉律,官民上下都有守法精神。

   从西汉高祖到惠、文、景帝,政风宽大,绝不奴役和掠夺人民,相反的,多方减刑减税,也不滥用兵力大修宫室,轻啓战端。概括起来说,慎选官吏,明修赏罚,不求多事,不事扰民,让人民在法律范围之内休养生息,享有较多的自由。这就是西汉的“无为而治”。

   从惠帝、文帝到景帝,经过五十多年的“无为而治”,西汉人民逐渐富庶起来,据《史记-平淮书》记载:在景帝末年,除非有水旱大灾,城乡家给人足,安居乐业,几乎家家有马役使;公家仓库里存粮过剩,陈陈相因;长安钱库里存钱数十万万,穿钱的绳子都烂了。五十年以民为本的仁政,为西汉培养了雄厚的国力,才产生了汉武帝和汉宣帝由“无为”到“大有为”的时代。

   东汉光武帝也是一个以民为本,关心人民疾苦的皇帝。他自己是有知识的太学生,即位以后,以仁爱、忠恕的儒学治国,他先后下诏七次解放奴婢。例如:建武十一年的诏书说:“天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敢灼奴婢者,论如律。”他爱惜民力,崇尚节俭,“身衣大练,衣无重彩,宫室无私爱,左右无偏私”,对于后宫、外戚、官吏约束很严。光武帝一朝33年,没有大规模营造宫室和巡游劳民之举,也没有大的贪污和腐败。明帝、章帝继续大兴学校,以儒术治国,并从西域引进佛教,以致风俗醇厚,天下太平。史称“明章之治”。尤其是:他允许人民有说话的自由,也有不说话的自由,有从政做官的自由。也有不臣、不仕的自由。他尊重严光、周党等“不臣”之士,倡导士节,即:独立人格和高尚气节,其影响所及,东汉二百年间特立独行、重节义轻生死之士,不绝于书,直到汉末“党锢之狱”中,富有独立人格和殉道精神的知识分子数以千计。

   唐太宗李世民的“贞观之治”和唐玄宗李隆基的“开元盛世”,使中国古代民本主义的“仁政”达到顶峰,也使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达到顶峰。

   盛唐的生产水平很高。据唐玄宗天宝四年记载,人均亩产粮食800多斤,相当于当代的最高水平。那时,实行的均田制和租用调制,男丁一口受田100亩,其中口分田80亩,每年纳粟2石。以每亩收获1石计算,80亩收80石,所纳田赋,仅占其农业收入的1/40。这比汉代“文景之治”、“明章之治”的1/30更轻。以庸而言,唐制:每人每年为国家服役20天,也比汉朝的30天更轻。以调(布帛之征)而言,每人每年交纳绫、绢各2丈,仅及西晋的1/6。除了租庸调以外,唐初没有盐、酒、茶等苛捐杂税。

   由于民生富庶,物价很低。唐太宗贞观4年斗米3文,唐玄宗开元13年,洛阳米价1斗10文,青州、徐州斗米5文。国家的粮库、钱库、布泉库都装满了。例如,河北的清河(是唐朝北方的一个仓库)。小小的州城,户口就有10余万人,天宝年间储存粮食30余万斛,布300余万匹,帛80余万匹,钱30余万串(一串千钱)。所以杜甫赋诗:“忆惜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当时的百姓,不仅在家安居乐业,出外旅行也很舒适。《通典》记载:开元时东至洛阳、汴梁,西至关中歧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肆丰溢,每个驿站都出赁驴马供客人骑乘。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淳府,皆有驿站和店铺。杜甫描写从秦州(今甘肃天水)通西域(今新疆)的驿舍有池、有沼;有林、有竹。当时甘肃到新疆的驿舍有池、有竹,可见气候和水源远比现在好得多。

   盛唐的文化也达到中国古代的顶峰。诗仙李白、诗圣杜甫,画圣吴道子,草圣张旭,还有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褚遂良等第一流的书法家,李龟年、李mu等第一流的乐师, 宇文恺等第一流的建筑师,刘知几、杜佑等第一流的史学家,玄奘等第一流的佛学家、翻译家和旅行家,还有在敦煌、龙门、大同留下他们杰作的佚名的第一流雕塑家和壁画家,都出在这个辉煌的时代。

   还有一个数据,很能说明社会的安定和太平,即:官民犯罪的人很少。唐太宗贞观4年,处决死囚20余人。唐玄宗开元18年,全国犯罪的仅24人。

   从“文景之治”、“明章之治”、“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没有发生过农民或市民暴乱、起义的事件(不包括宫廷、贵族中的夺权斗争)。

   为什么在清朝雍正、乾隆时期,以大兴“文字狱”来钳制言论、镇压汉族人民,以严刑峻法来整饬吏治,可是,在满清一代,官吏贪污越整越严重,人民起义越镇压越激烈。而在政简刑清、轻徭薄赋的汉唐盛世,官吏贪污者少,人民犯罪者更少,民间暴乱起义事件基本上没有发生。这个问题是很值得研究的。特别是非常注意政治安定的现在的执政者,更需要研究这个问题。下面,我只提出个人的一点初步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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