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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牧文集
·八、中国经济的4次高增长
·九、毛泽东的“窑洞对”
时政小议
·一、以人的发展为中心
·二、最先进的生产力和最先进的文化
·三、难解难行的“根本利益”
·四、法治和“依法治国”
·五、由for the people 到by the people
·六、培育公民社会
·七、从“一”做起
·九、官民合作 推动公民维权活动的发展
·十、行宪先于修宪
·清醒的乐观
两次反右,三年饥荒
·“清理中层”和“内部肃反”
·反“右派”斗争
·在“大跃进”运动中
·暂时的缓和
·“反右倾”戏中有戏
政治运动众生相
·01.两个风派理论家
·02.大、小爬虫
·03.琉璃球
·04.告密者
·05.官僚的惊人无知
·06.“大义”灭夫
·07.职业打手和老运动员
·08.三个精神迫害幻想狂
·09.相濡以沫和咬群献媚
·10.铮铮铁汉
·11.处处有同情者和保护人
·12.嘲弄文革的人们
文集
·八九民运决非激进主义
·北京牌楼,西安城墙
·不必惊呼“狼来了”!
·不是“多余的话”
·不应贬低“为民做主”
·不愿做奴隶的时代
·迟到的呼吁
·重塑民族精神
·辞去“中国人权”荣誉理事的职务
·次韵和浩成兄“洛城偶感”
·从纪念胡耀邦看到的
·从徐世昌、段祺瑞到华国锋
·当代中国杰出的民主诗人——江婴
·党领导等于党专政吗?──改善才能坚持党的领导
·读《紫阳千古》后的一点说明
·对杜导斌案的评论
·对加拿大独立调查报告的声明
·对抗是不必要的,反抗是必不可少的
·对辛亥革命的某些思考
·反对文化平均主义
·公开声明:献给当代中国最可爱的人——绝食请愿的人民英雄们
·关于联合国改革的呼吁──致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联合国大会
·关于普及人权教育的建议——致联合国秘书长及人权委员会
·关于取缔中国特务机关的严正呼吁
·汉唐盛世是今天的镜子
·和平民主统一中国
·和谐的社会主义
·呼吁民主法治、社会公正,释放政治犯
·呼吁召开千禧世界公民大会──给安南与2000年联合国大会的公开信
·胡耀邦抵制政治、文化专制主义
·胡耀邦思想初探
·恢复“保障人权”的神圣地位
·回应吴高兴
·纪念“六四” 理性前进──中国大陆五省市人权民运界人士联名纪念“六 四”十三周年
·教训中宣部
·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实行民主化──林牧在自由亚洲电台谈布什访华
·就被绑架一事接受记者采访(2005年2月1日)
·宽容的对象和条件
·立足中国说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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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进两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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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权与国家主权
·论生存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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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万岁!——纪念“六四”国难十五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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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建立创新国家?——中国教育的几大问题
·如何评价“六.四”事件──纪念八九民运十二周年
·三年大饥荒
·“三权分立”是中国的发明
·谁来防盗?如何防盗?
·谈2003年中国人权状况 声援“六四”死难者家属
·谈“内耗”
·“伟大而可诅咒的长城”
·为“封建”正名
·“文革”的历史教训
·稳定 改革 发展
·我的老友胡绩伟
·我们的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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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六四”前后

   1989年4月14日,我和几个亲属去洛阳参加牡丹花会。4月15日,上午和中午,在洛阳的王城公园观赏含苞待放的牡丹花;下午游龙门石窟和白居易故居。那是我第一次去洛阳,游兴很浓,准备第二天再去白马寺和少林寺。不料,乐极生悲。当晚电视新闻播放了耀邦突然去世的消息。我立即给耀邦夫人李昭发去唁电说:“惊闻噩耗,痛不欲生。”那是当时的真情实感。第二天,全家都没有继续游览的情绪了,黯然回到西安。我拟了几副挽联:“才如海,功如山,气如虹,不愧中华民族英烈;清似水,明似镜,直似弦,堪为共产党人楷模。”“水晶肝胆,赤子心肠,难躲明枪暗箭;锦锈河山,神州大地,必见舜日尧天。”“一腔热血殉华夏,两袖清风见炎黄。”这些挽联,我虽然寄给耀邦家属,但却不可能写出来公开张挂。

   我很想为耀帮奔丧,但是,耀邦的儿女亲家、原西北工业大学党委书记刘海滨要求去北京,都被有关部门谢绝,我当然是不能去的。不过5月上旬,机会来了。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要在当年“七一”前编印一本纪念耀邦的书,他们通过陕西省委约我去北京写文章。我在陕西省委档案局抄了两天材料,再带上我自己保存的耀邦在陕西讲话、谈话的稿子,于5月9日到北京,住在厂桥中直机关招待所。第二天,组织编书的同志到招待所来谈了他们的编辑计划,要求我写耀邦主持陕西工作那一段时间的事迹,一周内交稿。当天我就动手写作。

   当时,北京学生已开始静坐绝食,我没有时间出去。5月16日,北京理论界、新闻界、文艺界在北大芍园举行的会议、发出的声明,我也没有参加。我只给胡绩伟、李洪林打电话问情况,绩伟未找到,洪林简单介绍了一些情况。

   我的文章,在5月16日就写好了,并约中宣部负责联系的同志拿走稿子。当晚,我就决定:第二天去天安门。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我梦见新中国第一任教育部长张奚若先生,他板着面孔,严肃地对我说了四个字:“保护学生。”接着,用手指向一个角落,那个角落里站着委委琐琐的李铁映。为什么我梦见张奚若却没有梦见马叙伦呢?因为张奚若是陕西人,我见过他。不认识的人是不可能入梦的。

   当时,北京的公交车停开,出租汽车也在列队游行,只能步行。沿街商店的收录机,无例外地播放着国歌和国际歌。每当学生队伍、工人队伍经过时,商店的店员们热烈鼓掌,打着V字的手势,有些女店员感动得热泪盈眶。公园一律免票,为了节省路程,可以穿园而过。我走到天安门前,口渴了,想买一瓶汽水,卖汽水的朋友说:看老先生的样子像是大学教师,尽管喝吧,不能收你们的钱。

   天安门前,最有秩序、最有分寸的是学生。高自联的大喇叭不断提醒游行队伍:注意广场秩序;注意广场卫生;迅速通过天安门,不要停留;不要呼喊出格的口号;等等。工人队伍、市民队伍、干部队伍就比学生激进。例如:新闻队伍有这样的口号:“人民日报,胡说八道;中央电台,颠倒黑白;我们再不愿欺骗人民了。”工人队伍有这样的口号:“主席,主席,包办酒席;再当主席,不要面皮。”还有这样的横幅:“紫阳,李鹏,还等什么呢?”不明真相的工人还把希望寄托在李鹏的身上。“打倒邓小平,打倒赵紫阳”的口号,也出自工人、市民队伍,而不是出自学生队伍。四川人游行队伍打出的横幅比较别致:“小平,四川人欢迎你告老还乡!”

   当时,李洪林住在前门东大街一幢楼房的最高层,我去找他。洪林当时意气风发。他说:“现在这一代青年太可爱了,他们比我们强。第一,在我们头脑里还有旧的世界观和传统文化的影响,他们则是一张白纸,非常单纯;第二,我们的外语都不行了,他们行,可以直接接收世界上最新的知识和信息。”他说:“原来以为,现在社会风气败坏是很难治的病症,现在,民主运动荡涤了一切污泥浊水,近一周来,北京没有人犯罪了,一些失足青年都在组织游行,表示今后再不做坏事了。”在这些问题上,我都赞成洪林的看法。只是在谁胜谁负问题上,我没有他那样乐观。例如:他说:邓小平的政治生命完了。我说:军队的态度还难说。他说:38军军长已经抗命了。我说:其他军队未必都能抗命?洪林还说:赵紫阳同戈尔巴乔夫谈话,“把邓小平亮出来了。”因为他讲到十三大一中全会作过一个秘密决定,肯定党的领袖还是邓小平。我说:我个秘密决定作的不好,中央委员会怎么能作出不让全党知道的秘密决定呢?附带说一说,洪林对紫阳有些评价,是我没有看到的。他说:紫阳有些地方比耀邦厉害:一点是,当邓力群提出三十多人的批判名单,紫阳加以否定,保护了鲍彤、洪林、浩成等三十余人。另一点是:他一上台就解散邓力群的书记处研究室和熊复的《红旗杂志》。还有对反对“自由化”强调正面教育,实际上没有怎样反。我说:当时小平把耀邦拉下马,一时无人代替,不得不对紫阳迁就一点。我约洪林到天安门探望绝食的学生。他说:前几天,他同严家祺、温元凯等十二人已经探望过了。当时,他正同于浩成一起编一份《广场简报》,顾不上出来。我离开洪林家,再到天安门去探望绝食学生。绝食学生外面围着里三层、外三层的人墙,有保护的,有探望的,我一个人挤不进去,遇到几个不认识的北京学生,他们询问了我的身份和态度,又问我是否要讲什么,我说:我写一个书面声明吧。我退到中山公园外,用身上带来的纸垫在一块木板上写了一篇书面声明。题目是:

   《献给当代中国最可爱的人——绝食请愿的人民英雄们》原文附后。

   我把书面声明交给同我谈话的学生。回到中直招待所以后,又追记下来,寄给李洪林。书面声明上填写的时间是5月18日,那是我记错了,那一天实际上是5月17日。我在“八九”民运中参加的活动仅此一事而已,想不到以后却引起很大的风波。

   5月20日,西北的革命元老、全国政协副主席汪锋到中直招待所来了。老上级是不会来看一个下级干部的,他是有其他他事到招待所来,听说我在那里写纪念耀邦的文章,顺便到我的住房谈了几句。我问他:“汪老,中央怎么能这样干?”他说:“出兵、戒严不过是维持秩序,使学生的行动有所控制。你放心!军队绝不会开枪的。”我知道汪锋同杨尚昆都在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常有来往,就问:“你是不是听尚昆讲的?”汪锋默认。当时我以为,杨尚昆能够代表邓小平,既然他说“绝对不会开枪,”大概就不会吧。

   我有一个表侄孙女从台湾回来,在西安等我见面。我要她到北京见面。5月20日,她给我打电话说:她已经等了8天,西安到北京的交通已经中断,她只好在5月22日回台湾去了。我托中直招待所为我买5月21日飞西安的机票。招待所神通广大,竟然买到了。那时,北京仍然没有公交车和出租汽车,有些市民已在修街垒,并且喊出口号:“你有30万,我有800万。”意思是说你有30万大军,我有800万市民。在北京机场遇到一个姓张的中层干部(实有其人),他认为天安门的学生应该撤,不撤就有危险。我说:学生所以不撤,是因为担心撤回去以后“秋后算帐”,现在聚集在天安门还可以抱成一团,互相保护,何况,每天晚上都有十万以上的市民和工人、干部到天安门保护学生。那位中层干部还是主张学生应该撤。我说:谁有办法说服学生撤退?他说:“有办法。几个军人抱一个学生,就可以把学生抱走。”我说:“你这是馊点子。”不过,在“六四”大屠杀以后,我觉得这位中层干部的“馊点子”也不失为一种不太坏的办法。如果邓小平还有一点尊重人的生命的良知,他采用这种办法也可以强迫学生撤退,何必使用坦克、枪炮去屠杀数以千计的爱国青年!在“4.25讲话”中,他已在以流血相威胁,他是处心积虑要制造“流血事件”,决不是什么迫不得已。

   5月21日,我回到西安,同台湾归来的表侄孙女母子二人团聚,22日,送他们回台南。从机场回来,就有大学教师登门拜访。当时,我在天安门发表的书面声明,已在西安印发。个别大学教师,要我同西安学生见面。我说:我现在同学生见面,可能会激发他们的情绪,不见为好。请告诉同学们:当局镇压是不可避免的,劝他们撤退,不要作无谓的牺牲。那位教师说:共产党绝不会那样作的。我说:为什么不会,过去镇压的还少吗?那位教师又说:就是坐监狱,学生也不怕。我当时想到和讲到的镇压,不过是棍棒和监狱,教师、学生想到的也不过是监狱。因为,国民党政府镇压学生运动也不过如此。大家根本没有想到邓小平会用枪炮杀人,坦克碾人。邓小平能够做出普通人想都想不到的事,可见,他当时已经丧失了人的良知。

   5月22日晚,我准备再去北京,火车不通,只好从襄樊绕道走。5月23日,我搭公共汽车到襄樊,京汉路也不通,我又到河南南阳油田。在南阳听到“六四”大屠杀的消息。我的家人也到油田来了。有一天晚上,油田保卫干部李先生同我谈了几个小时。他说:他的家乡在豫东太康县,是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的故乡。他的父亲是县级离休干部,在当地有一定威望。他邀请我到他家住一段时间,他愿意“以全家生命保障你的安全”。李先生走后,我的家人和亲戚经过商量,认为李先生是很有诚意的。但是,政治形势还不知道怎样发展。住在太康农村信息闭塞。加之,我们和李先生一家素昧平生,在他家里住的时间长了,也不大好。不如回浙江老家。第二天早晨,李先生拿了两张汽车票,准备送我去太康,我们只好把不去太康的考虑婉言相告,对他反复地表示谢意和歉意。

   我买了从南阳去上海的车票。每到一个大站,都要上来一批武装警察,缉拿所谓“两乱”分子。我不是通缉对象,没有受到注意。从上海转车去浙江金华。我在祖籍义乌已无近亲。金华有一家,曾经在陕西工作,同我家有往来,我去投奔他们。这一家,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给我以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当时,国内的报、刊、电视充满了声讨“两乱”的歇斯底里的谎言、谬论和伪造的画面。每当电视上播放这一类节目的时候,主人都要告诉孩子:“外公不爱看这些东西,赶紧换台。”我在金华大街小巷和公园、影院、租书店到处游荡。在1989年6月和7月,随处可以听到议论“六四”、谴责政府的声音。对邓小平还有所顾忌,放言无忌、集中抨击的是李鹏。我有几次听一些老人说:李鹏的眉毛和林彪一样,是吊梢眉,不得好死。一些有地域观念的浙江人,希望乔石上台;有人又说:乔石没有魄力,还不如让蒋家人回来。我说:蒋家在中国大陆罪恶太大了,让他们回来,那可不行;何况,蒋家也没有人了。有一天,金华传来谣言说:赵紫阳的儿子(又说是女婿)逃到金华来了。我是不信的,因为赵紫阳同金华没有关系。可是,那个谣言惊动了两批人;一批是警察,要搜捕;另一批是市民和郊区农民,要起来保护。可见,公道自在人心。尽管官方通过报纸、广播、电视和口头宣传竭力制造白色恐怖,可是,同“文革”中人人自危的气氛相反,民众冷静、客观,是非分明。足见,社会毕竟是进步了,人民恢复了良知和正义感,邓小平、江泽民绝不可能象毛泽东那样制造个人迷信和极左思潮来蛊惑人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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