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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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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李大同落井下石的新左派
·“狼图腾”取代“龙图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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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宽恕不可宽恕之罪——狱中读《宽恕?!》
·八九运动中的李大同和卢跃刚
·胡锦涛政权左右开弓
·多面的中共独裁
·左转的胡锦涛也反左
·精于利益计算的末日独裁
·爱琴海,自由的海
·喝狼奶最多 消化也最好
·中共人质外交游戏何时了?
·老外看不懂中共官僚
·被戏谑的钦定荣辱观
·马英九的民主牌
·一点突破 满盘皆活——以争取言论自由为突破口的民间维权
·盘点冰点事件——大记者VS小官僚
·反道德的钦定“荣辱观”
·樱花的中国劫难
·连战出任中共政协副主席指日可待
·喉舌思想的始作俑者——孙中山
·胡布会——制度对立支配利益相关
·西雅图的笑脸和华盛顿的板脸
·关于自由的论证
·我的人身自由在十几分钟内被剥夺——写在劳改基金会主办“苏联的古拉格和中国的劳改”国际研讨会即将召开之际
·谁是公共资产流失的首要祸魁
·无视私有产权的五四传统——以胡适为例
·如何对待权贵私有化的“制度性原罪”
·独裁崛起对世界民主化的负面效应
·制度性的“为富不仁”
·禁言文革浩劫是另一场浩劫——纪念文革爆发四十周年
·涨价听证会就是合法抢劫会
·毛泽东的传统与反传统
·文革从来没有结束
·以由衷的谦卑向遇罗克致意——纪念文革四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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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杨天水重刑到禁言文革
·太黑了:杀人无罪 维权有罪
·抗议济南市警方对孙文广教授的非法传讯
·批判理论的悲悯——狱中读《法兰克福学派史》
·六四暗夜中的百合花——六四十七周年祭
·六四的赔偿正义——六四十七年祭
·六四夜 天安门广场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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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楼中的真人性——狱中读陈寅恪《柳如是别传》
·除了警察 中共还有什么?——抗议山东沂南县警方刑拘陈光诚
·从文革到六四看中国民主化的困境
·刘正有被绑架考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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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胡平想起“民主墙一代”
·比张德江更具迷惑性的钟南山
·人性恶与自由宪政
·比黑社会更可怕的政权
·金正日讹诈胡锦涛
·掉书袋子和以文载道——狱中读书随想
·个人自由在中国近现代的缺席
·中国特色的发展观之弊端
·野蛮的制度性割喉
·孔子跑官与娼优人文——狱中重读孔子行迹
·为“世纪中国网站”送行
·不断蜕变中的中共独裁
·扼死新闻喉咙的恶法——评《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
·孔子的诲人不倦和删诗——狱中读孔子行迹
·中共为什么替真主党卸责?
·中东和平与消除“国中国”
·向敌人学习——苏格拉底的爱国主义
·从禁令封口到恶法禁言——再评《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
·中国权贵的暴发户心态
·从革命党到利益党
·希望国内维权远离境外的暴力或政变等煽动
·回应呼吁国内“见坏就上”的高寒
·邪恶与无赖莫过于金家政权
·俄罗斯的沉重新生和中国的腐朽权贵
·从太监党到秘书党
·从办事处现象看中国的合法腐败
·知识人的乌托邦和野心家的工具————狱中读《俄国知识人与精神偶像》
·混世魔王毛泽东
·民间娱乐恶搞红色经典
·白痴官员“恶搞”中共
·“色搞”泛滥的中国(之一)
·崩溃论与稳定论的互补
·胡锦涛漫画事件的背后
·特权福利与两极分化
·“色搞”泛滥的中国(之二)
·今日陈良宇 昨日陈希同
·毛泽东的极权式腐败——为毛泽东死忌三十年而作
·孔子编史与中国的避讳传统
·从王朔式调侃到胡戈式恶搞——兼论后极权独裁下的民间笑话政治
·从陈良宇案看官权对民财的掠夺
·国际社会的无能纵容出朝鲜核爆
·跛足改革的“竞次主义”
·从中共党员到中共体制的叛逆者——悼念林牧先生
·金正日激怒了胡锦涛
·刘晓波、胡平:北京为奥运提前清场
·胡江“反腐”一脉相承
·沈从文自杀与毛式暴力美学
·掠夺老百姓活命钱
·自由人面对铁窗的微笑——为秦耕《中国第一罪——我在监狱的快乐生活纪实》作序
·中国自由主义的现代困境
·维权面对利益党的自我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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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禁令封口到恶法禁言——再评《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


   凡独裁统治,大都奉行人治,即便独裁政府制定的法律,也是统治者意志的体现。中共夺取政权以来的统治方式,毛泽东时代是绝对极权者的为所欲为、无法无天,毛语录不仅是最高指示,也是最高法律;后毛时代,尽管中国已经进行了将近三十年的改革,持续的经济高增长令世界惊叹,但并没有带来政治文明的相应提升;历届独裁寡头都强调“依法治国”,但那不过是贯彻独裁意志的“恶法治国”;作为橡皮图章的中共人大,其立法不过是独裁意志的法律化表达,法律变成了维护一党独裁、牟取权贵利益和镇压民间权益的工具。
   具体到已经执政三年多的现政权,胡温上台之初便遭遇SARS危机,也正值上演中共权力交接大戏的十届人大会议期间,胡温对危机的第一反应是习惯性的隐瞒疫情,而且,就在疫情迅速蔓延之时,中共卫生部长公然向全世界撒谎。直到美国《时代周刊》发表了蒋彦永先生揭露疫情的公开信之后,胡温才迫于国内外的巨大压力而不得不调整抗萨政策,罢免了卫生部长和北京市市长作为替罪羊,也由全力隐瞒走向有限公开,新闻媒体获得了相对宽松舆论的环境。
   然而,这种相对宽容仅仅是昙花一现,当中南海新贵借助抗萨的成果而赢得“新政”的美誉之后,“胡温新政”马上变脸“毛式旧政”。从2004年开始,胡温在意识形态上急遽左转,笼罩在媒体上空的阴云,不仅越来越厚,而且越压越低。特别是在控制言论和压制新闻自由方面,短短三年的执政却出台多项管制媒体、打压网络的法律法规,堪称“恶法禁言”的典型时期。
   比如,《公众举报违法和不良信息奖励办法》(2005年6月10日发布),为互联网领域的打小报告提供了法律上的保护和鼓励;《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2005年9月25日发布),为各网站设立了政府审批和统一新闻来源的两大高压线;《关于重申电视国际新闻管理规定的通知》(2006年4月12日发布),要求各级电视台播出的国际新闻必须统一使用由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提供的电视国际新闻,严禁擅自使用从境外卫星电视收录或从其他渠道获得的国际新闻素材制作、播出广播电视国际新闻节目和国际时事政治专题节目,不得将境外卫星电视图像配以新华社文字稿进行播出。其他限制性法规还有:网络注册和新闻报道的实名制,不允许新闻媒体的异地监督,批评性报道要经过被批评者审查……等等。
   最过分的恶法是重庆市公安局《关于加强国际联网备案管理的通告》(2006年7月8日),规定了国际联网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在公安机关备案,其中包括通过拨号或专线等方式上网的个人用户。也就是说,网民在自家上网也要在公安机关备案登记。重庆市公安局管制网络的新规定固然邪恶,但其管辖效力有限,它仅是地方性行政规定而非法律,管辖范围也只能覆盖重庆市互联网用户而非全国。然而,中共准备出台的《突发事件应对法》却是覆盖全国的人大立法,是远远超过任何地方性法规的恶法。
   中共新华社2006年6月25日报导说:中国政府起草的《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已经送交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该草案与其说是基于突发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也就是群体性事件)而制定,不如说是基于在突发事件中政府管制的方便而制定。草案规定了在应对突发事件期间政府、媒体、公众和个人的权责,在赋予政府以更大的管制权和惩罚权的同时,也强加给媒体、公众和个人以更多的义务。最为引人注目的是该草案针对媒体制定的第57条:“新闻媒体违反规定擅自发布有关突发事件处置工作的情况和事态发展的信息或者报道虚假情况,情节严重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由所在地履行统一领导职责的人民政府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这些限制和惩罚,不仅适用于中国媒体,也是用于境外媒体。”
   这项专门为新闻媒体设置了“高压线”的法条,既凸现了现政权在政治上的僵化和虚弱,僵化到以立法的方式公开宣布与新闻自由为敌,虚弱到连运行了五十多年的喉舌体制都不放心;也说明了当下中国的新闻界的自由意识和独立意识的普遍觉醒,开明媒体早就不甘于“喉舌”地位,加上互联网给传统媒体带来的竞争压力,媒体在重大时政事件的报道上“过线”现象越来越多;优秀新闻人也不再俯首帖耳,他们敢于对官权打压进行不同程度的反抗,或用脚投票,或联名发声,或直接挑战主管部门及其官员,有些反抗已经变成备受瞩目的公共事件(如:南都案和冰点事件),既表现了新闻界的正气,也让中共政权颜面扫地。
   所以,中共政权意识到,传统的中宣部禁令方式已经大面积失灵,其整肃威慑力大幅度下降,也就是说,以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为核心的管制体制越来越力不从心、漏洞百出,必须采取新的管制方式来弥补管制失灵。
   现政权的愚蠢在于,在新闻自由早已成为普世文明、中共道义合法性所剩无几、民间权利意识觉醒的今天,中共政权居然不思顺从大势所趋和民心所向,用自信开放的心态和开明的决策来扭转这种被动局面;特别是在底层群体维权事件越来越多的情况下,政权不思用善待民意来平息事态,用开放言路来汲取民意核释放不满,用政治改革来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中共当局反而顽固坚持封闭的独裁立场,既怕不自律的媒体给政权稳定“添乱”,更怕自发追求独立化、民间化、自由化的势头进一步发展,使公共舆论空间脱离官权的控制,使媒体变成“无冕之王”,发挥“第四权力”的作用。所以,在传统封口手段不断失效的情况下,中共为了维护独裁统治及其权贵利益,只能提升言禁制度的效率,作出用人大立法来扭转被动局面的愚昧决策,以加强官权对信息的收集和发布的垄断,让掌控突发事件的当地政府成为唯一的仲裁者,彻底瘫痪媒体的信息发布权和新闻监督权,使中国本来就极为狭窄的新闻空间进一步收缩,使本来就如履薄冰的中国媒体陷于更深的恐惧之中。
   该法案对新闻自由的公然践踏,非常符合胡温政权在政治上的僵化特征:不断地勒紧套在社会咽喉上的缰绳,持续加强对开明媒体和优秀新闻人的打压。从“南都案”到“新京报案”再到“冰点事件”,一张张开明报纸和一个个优秀新闻人遭到整肃;从频繁的中宣部禁令到新闻出版署的法规,大陆媒体打擦边球的空间越来越小。现在,由个案整肃、内部禁令和部门规定上升到人大立法,意在用法律紧箍咒来箍死媒体。中宣部禁令依靠不敢见光的黑箱操作,其反应是滞后的,其威慑效应是短期的,其覆盖范围使局部的,而立法禁止对媒体的打压完全公开化了,其防范是预先的,其威慑效应是长期的,其覆盖范围是全局性的。可以更有效地遏制传媒界自发走向独立化、职业化、民间化的势头,彻底扼杀中国新闻人追求新闻自由的努力。
   首先,传统的中宣部管制方式在时间上严重滞后,无法做到对媒体和公共舆论的预先控制。媒体的公共职能要求其具有新闻敏感和灵敏反应。当一个突发的重大公共事件来临时,要求媒体作出迅速反应,尽量争取在第一时间发布相关信息。所以,在以往的突发事件中,还没等中宣部的禁令下达,敏锐的媒体已经作出反应,公共舆论在媒体引导下迅速形成,禁令的效应至多能够控制媒体的后续报道和评论。
   立法禁言正是为了弥补中宣部禁令的滞后性,做到对新闻媒体的预先防范,使官权对媒体的约束力在任何时间里都有效。第57条就是预先对媒体发出警告:无论在何时出现突发事件,媒体只有在得到政府的允许后才能进行报道,既剥夺了媒体在第一时间作出反应的权利,也瘫痪了媒体对突发事件作出敏感反应的能力,以便把不利于官权的信息扼死摇篮中。
   其次,传统的中宣部管制方式的效力是暂时的,无法构成对新闻媒体的长期威慑。以往的经验证明,作为意识形态主管衙门的中宣部,虽然它握有操控意识形态的最高权力,但它的所有禁令和管制手段都是政策性的,特别是它针对突发事件下达的禁令大都只能是就事论事。中宣部无法提前预知下一次突发事件,也就无法对媒体实施预先禁止。只有当突发事件出现时,中宣部才能针对该事件向媒体发出禁令,每一次禁令都是时效性的,不可能管到下一次突发事件,也就无法阻止媒体对下一次突发事件的第一时间反应。比如,在SARS危机和松花江水污染期间,正是少数开明媒体的灵敏反应让官府的隐瞒完全失效。
   所以,中共才希望通过立法来弥补这种管制实效上的暂时性缺陷,把就事论事的禁令变成预先防范的法律,把实效性威慑变成长效而稳定的威慑,使媒体的灵敏性大幅度降低,无法对任何时间出现的突发事件作出第一时间的反应,为官权操控信息发布的时效提供方便。
   第三,传统的中宣部管制方式对媒体的威慑效力是局部的,针对突发事件的禁令无法做到对所有媒体的全局性控制。在当前的管制体制下,对每一次突发事件中媒体的出格行为,中宣部只能采取“枪打出头鸟”的整肃方式,不可能对所有参与报道的媒体进行整肃。比如,在SARS危机时期,许多媒体的报道和评论都程度不同地触怒了官权,但后来受到严厉整肃的媒体只有《南方都市报》,而表现同样出色的《财经》杂志、《中国青年报》等媒体却得以幸免。
   所以,立法的目的是为了弥补局部性的缺陷。中宣部的禁令再严厉,但首先,它不具有法律的普遍性,不可能适用于所有违反了禁令的媒体;其次,它对于“出格”媒体的整肃,无论在惩罚对象上还是在惩罚程度上,只能是选择性的而无法一视同仁,也就无法产生全局性的威慑效果。而法律具有普遍适用性,适用于所有大陆媒体,可以一视同仁地惩罚所有违反恶法的媒体,也就把局部性的威慑和整肃扩张为全局性威慑和惩罚。
   最后,中宣部禁令在道义的极端劣势导致管制媒体上力不从心。政权合法性流失和官方意识形态失灵,使官员忠诚度和民众认同度大幅度下降,民意对现政权的认同大都是违心的表面的,而在私下里则嘻笑怒骂,中共现政权根本无法再度重现毛时代的群众动员,中宣部已经很少进行公开的全民动员和大张旗鼓。这样的官民关系,使言论管制和打压异见的行为遭遇到前所未有的道义困境,践踏新闻自由的不得人心,使满世界大作“人权秀”的政权害怕践踏人权行为的爆光,甚至将封杀行为当作国家机密。所以,言禁体制大都采取不敢见光的黑箱操作,对敢言者的镇压也大都采取秘密警察方式。禁令的制订者和执行者不想为自己留下白纸黑字的恶名,禁令的传达大都是采取偷偷摸摸的私下方式,为的是不给别人留下干脏活的把柄,甚至连红头文件都不敢使用,只用口头打招呼或电话通知的方式。所以,管制者与被管制者之间的关系有了微妙的变化,管制者经常以“我们吃这碗饭而不得不如此”的说法来为自己执行禁令的行为辩护;被管制者也会报以理解的态度,很少与管制者发生正面冲突,而是委婉地鼓励管制者们的三心二意。也就是说,官员不愿意公开干“脏活”而只能秘密干,已经成为近些年来中共统治的通行潜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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