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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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喉舌思想的始作俑者——孙中山

   1949年后,对国民党的头面人物,中共独尊孙中山,毛泽东称孙为“革命先行者”,每年十一还要在天安门广场竖起孙中山画像;改革以来,中共对孙中山的评价越来越高,曾隆重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并自称是继承孙中山的未竟之志;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间播放孙中山专题片,采用台湾国民党的称呼,尊孙中山为“国父”,显然是为了与统战台湾国民党。
   
   去年和今年,两次“胡连会”中,孙中山的亡灵都是主角之一。连战在南京中山陵和北京衣冠冢两度祭拜孙中山亡灵,胡锦涛两次讲话中都引用孙中山语录。
   
   在中共五十多年的强制灌输下,一提起孙中山,大陆人马上想到的是他留下了“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然而,对于中国的现实政治来说,他留给后人的真正深入骨髓的政治遗产,首先是暴力革命和列宁式政党,也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其次是“一个国家、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党国体制”,也就是政治独裁。这一遗产的最初继承人,是利用军事政变夺得国民党最高权力的蒋介石,最后的继承人是通过内战登上执政地位的毛泽东及其中共。

   
   改革以来,重写中国近现代历史和重新评价历史人物,已经变成自由知识界的主流,自然也要对孙中山进行重新研究和评价。其中,老一代学者袁伟时和青年一代学者王怡的重评最有影响。袁伟时先后写过《民初“护法”与法治的历史经验》、《政治策略与民初宪政的历史经验》等文章,批判过“孙文的错误选择”;他还写过《孙文“卖国”档案》,详细梳理了孙中山的机会主义外交。几年前,王怡曾撰文指出孙中山是“乱臣贼子”(《二十世纪之乱臣贼子》);最近,他又写出了《孙文与中国百年宪政的教训》,用大量史实论证了“从民主走向独裁的孙文道路”,包括“黑金政治”、“恐怖主义与独裁”、“出卖国家主权”、“内战与分裂”。王怡的结论是:“孙中山乱共和、乱民国,并在‘天下为公’的旗帜下乱天下人的性命。这时我称他是‘乱臣’,便和‘贼子’相通,‘贼子’者,民贼也。”
   
   大量史料已经证明,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行动上,孙中山都是激进的革命者和霸道的专制者。按照孙中山死前的一系列政治作为,如果他能活到可以武力统一中国、君临天下之时,孙氏天下未必就是他所许诺的“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政”,而极有可能是又一代极权君主,如同毛泽东在夺权时高喊“反独裁、争民主”的口号,而掌权之后就变成了“历代都行秦政事”的独裁帝王。
   
   最近,我读了《自由的历险——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张育仁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一书,第一次领教了孙中山的喉舌思想。据该书介绍,在中国报业史和新闻思想史上,孙中山之前的启蒙者们,大都把报纸看作“民口”,即民众诉求和社会舆论的代言人。但孙中山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不仅最热衷于办“党报”,而且用鼓吹“党口”代替了“民口”。
   
   在中国的政党史上,孙中山首创党魁至上、君师合一、以党建军、以党训政的传统;在中国新闻史上,孙中山是“最早在中国新闻思想史上提出报纸应该充任‘党的喉舌’的革命家。”(P163)孙中山眼中的报纸是党的宣传工具,新闻和记者是党派主张的宣传员,而不是事实的记录者。他认为,新闻宣传是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的须臾不可离弃的重要武器,革命时代和建设时代都少不了报纸的鼓动宣传。他曾说过:“武昌起义,当时能够达到目的,……完全是由于我们宣传的效果!”(P169)
   
   戊戌维新失败后,康有为和梁启超流亡日本,孙中山在1898年想与康、梁联系,但遭到拒绝。于是,孙中山创办《中国日报》抨击保皇党,宣传革命排满。1905年8月,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并创办了机关报《民报》,在宣传革命纲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同时,也着重宣传孙中山的党权至上的思想:“……大家要希望革命成功,便先要牺牲个人的自由,个人的平等,把各人的自由、平等都贡献到革命党内来。”(P168)既然党组织至上,党办报纸自然应该充当“党的喉舌”。
   
   首先,党报是“革命宣传机关”和“党务军务之进行机关”,既要大力宣传“党义”,也要毫不留情地批判政敌。作为党务机关的党报,还必须成为培训“党义”宣传员的学校,党的领袖应该担负起教员的责任,经常到党报学校来演讲,以培养出精干的宣传人才。
   
   其次,革命党必须有高度的思想统一,党报应该办成“舆论一致”的典范。他说:办党报的宗旨就是“造就健全一致之舆论”。所以,党报的重要职责之一是同化不同的思想舆论,但党报决不能讲新闻自由原则。对于不同思想观点,能同化的尽量同化之,而对于那些不能同化的,就剥夺其言论自由权利。所谓“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为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P170)
   
   在不给“敌人”言论自由方面,毛泽东是孙中山的真正传人。他在1955年5月24日写下《驳“舆论一律”》一文。他说:“我们的制度就是不许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论自由,而只许人民内部有这种自由。我们在人民内部,是允许舆论不一律的,这就是批评的自由,发表各种不同意见的自由,……但是在国际国内尚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的时代,……禁止一切反革命分子利用言论自由去达到他们的反革命目的。”事实上,从延安整风到反右再到文革,不要说“人民内部”从来没有言论自由,就是中共党内也从来没有言论自由。
   
   2006年4月16日于北京家中(首发《博讯》2006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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