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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花的中国劫难

   樱花的素雅之美,举世闻名;樱花灿烂的春天,令人心旷神怡。
   
   樱花,原本产自中国,引入日本后逐渐被视为国花,再回到中国却变成“国耻”。畸形民族主义的愈演愈烈,让无辜的樱花遭到劫难。
   
   中国武汉大学校园有近千株樱花,曾经是该大学引以为傲的著名景观,在校园内命名了“樱花城堡”和“樱花大道”,大学生还为此创作了校园歌曲《樱园梦》。每年3月下旬,武大都要举行“樱花节”,吸引来大量踏春赏樱的游客。据不完全统计,赏樱高峰期,一天进出武大观看樱花的人次超过10万,整个樱花节期间赏樱的人数超过百万。

   
   今年的春暖花开,武大的1000多株日本樱花、山樱花、垂枝樱花和云南樱花竞相绽放,再次引来大量游人。然而,今年的樱花节开幕期间,满园樱花却被某些愤青当作“国耻”,随后,一场关于“是樱花还是国耻”的争讨在网上迅速升温。我把“樱花之争”输入国内的搜索引擎,居然显示出高达799,258条。大陆的报刊媒体也纷纷介入,一些境外媒体也对此次争论进行了报道:樱花卷入了中日纷争。
   
   爱国愤青们怒斥每年前去赏樱的逾百万国人忘记“国耻”。因为,日本侵华期间,武汉大学曾是日军在武汉地区的总部和后勤中心,许多日本伤兵在此疗养。1939年前后,为了安抚日本伤兵的思乡之情,让他们静心休养,以便尽快伤愈、投入战争,日军从本土移植来最初的30株樱花。
   
   中日战争结束后,这批樱花早在五十年代就全部枯死。现在武汉大学的樱花树,来自中日关系正常化后的中日往来。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向周恩来赠送了1000株大山樱,周恩来将其中50株转赠给武汉大学;1982年,中日友好10周年,日本友人又赠送了100株垂枝樱苗;1992年,中日友好20周年,日本友人会砂田寿夫再次赠送樱花树苗200株。
   
   由此可见,武大校园中的这些美丽的樱花,与当年的日军暴行毫无关系,而是中日关系正常化及中日友好的象征。
   
   即便是日本侵略军留下的樱花又如何?
   
   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在中国留下的遗迹多了,仅就我生长的东北而言,最初的大连市是日本人建起来的,著名的鞍钢、小丰满水电站、阜新煤矿和东北发达的铁路网,……在在都是日本人留下的。
   
   我是长春人,知道长春变成著名城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日本人看重长春。日本人不仅把长春作为满洲国首都“新京”来建设,关东军司令部也设在长春。否则的话,长春决不会有今日的规模,大概也不会成为吉林省省会。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东北的铁路交通领先于全国,长春的煤气和暖气等现代化生活设施也堪称举国之最。在北京人主要用无烟煤炉做饭取暖之时,长春人主要用煤气暖气。这也都是日本人留下的遗产。正如长春人所说:当年的小日本真把咱长春当自己家建了。
   
   正因为日本对东北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建设了诸多现代化设施,打下了全国首屈一指的工业基础,1949年后的中共政权才会把东北确定为重工业基地。
   
   如果日本人留下的樱花是“国耻”,那日本人留下的现代化东北就更是“国耻”了。我这个享受过多年日本留下的煤气暖气的长春人,打从出生之日起,大概就涉嫌犯有“忘记国耻”的道德罪了。
   
   极端民族主义者漫骂樱花及其赏樱的国人,已经可悲到弱智的程度;更可悲的是这类弱智的指控,居然还能引发出全国性的热烈争论,足见今日的中国民族主义已经走火入魔,而任何走火入魔都可能产生极具破坏性的后果。宗教原教旨主义以神的名义要挟其信徒去充当人肉炸弹,民族狂热也可以代替宗教狂热而发展为“爱国教原教旨主义”,特别是当爱国教原教旨主义以主流民意或国家利益的面貌出现时,对任何人都是一种无理的却是强有力的要挟甚至敲诈。无论多么杰出的智慧,只要第一次吸食民族主义的精神毒品,就会越陷越深地驯顺于这种要挟和敲诈,自愿出卖人的起码良知和平等待人的最低公正,先在视野上变成惟我独尊的井底之蛙,最后甚至变成狂热的好战分子。当年的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就是走火入魔的民族主义的产物。
   现在,中国官民的反日情绪正在越来越走向极端。君不见,最害怕民众上街的中共政权,居然纵容2005年春天的全国性反日游行;有意搁置历史之争的邓小平路线已经被决不放弃历史争端的胡锦涛路线所取代。
   
   前不久,胡锦涛甚至极端到不可理喻的程度,居然把小泉停止参拜敬国神社作为恢复中日元首会面的前提。反对小泉参拜,可以有多种方式,特别是在中日元首会晤时,既当面表达明确的反对,又不影响讨论其他问题,应该是最恰当的外交方式。而一旦把停止参拜作为先决条件,就等于彻底关闭了中日峰会的大门。中共党魁和日本政客都具有东方式的面子主义,说出的话,即便错了或后悔了,也决不会轻易收回。在此意义上,胡锦涛不会主动收回,小泉也决不会主动放弃,中日政治关系只能在“新冷战”中越陷越深。
   
   中共现任党魁如此强硬,民族主义愤青自然要紧跟党的步伐,愈发理直气壮地胡搅蛮缠:樱花乃日本国花,中国曾经被日本侵略过,被侵略者在自己的土地上种植和欣赏侵略者赠送的樱花,对日本显示着军国主义的骄傲,对中国则象征着被侵略的国耻。所以,赏樱就是忘记国耻和纵容日本军国主义。
   
   武大“樱花节”遭遇的民族主义劫难,让我想起另一次“樱花节”的民族主义劫难,发生在2004年春天。
   
   北京的玉渊潭公园以满园樱花闻名,每年也都要举办“樱花节”,也都会引来数十万踏春赏樱的游客。2004年4月4日,这是一个春暖花开、阳光明媚的周日,也正值“樱花节”期间,公园里照样游客如织。两个年轻女子穿着和服,正想在盛开的樱花树下拍照留念。但她俩万万没想到,盛开樱花下的青春靓丽却惹怒了一群“爱国者”,他们对两位姑娘进行唾骂和围殴,顿时招来大量的围观者。然而,里三层外三层的围观人群中,非但无人出面对暴行加以阻止,反而不断发出叫好声,似乎一群男人围殴两个姑娘是替天行道之举:“放着好好的中国人不当,去当日本人,活该!”
   
   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在官方灌输和纵容下的民族主义,开始由怨妇防卫型转向愤青攻击型,鼓动打杀复仇和武力统一的声音日渐高涨,歇斯底里的极端者也不乏其人,而且,这样的歇斯底里也不断殃及国人。中国愤青们高举“反日爱国”的道德大棒,对国人的爱国要挟愈来愈不可理喻。当年,拳匪们杀掉的中国教民数十倍于外国人;今天,爱国愤青侮辱的国人也远多于日本人。近年来,仅媒体曝光的“国耻”事件就接二连三。
   
   政论家马立诚提出“对日新思维”,遭到网上爱国者的口诛笔伐,还传出马先生在深圳遭到人身攻击;
   
   日人在珠海集体嫖娼,引起巨大愤怒和中日外交麻烦,中国妓女更遭到全国性讨伐;
   
   姜文为拍《鬼子来了》而去过靖国神社,一经媒体爆光,也引来爱国者的质疑和漫骂;
   
   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张越,只因她戴的意大利著名品牌的条围巾上,似有日本“太阳旗”图案,就惹得愤青们老大不高兴,遭到口诛笔伐。
   
   最倒霉当数女明星赵薇,毫不知情地穿了日本军旗装,激起全国性的谴责和漫骂,八辈祖宗都被骂了,甚至还被更极端者泼粪。
   
   然而,在二十一世纪的世界上,无论中国爱国者们多想超过和压倒日本,一群只敢对自己的同胞发狠而不敢公开质疑独裁政府的国人,其骨子里的懦弱和精明,根本不配对其他国家说“不”;一个不敢学习日本民主转型经验而只敢引进日本“女体宴”的国家,纵然爱国爱得颠三倒四,也根本无法发展为真正的世界强国,更无法超过那些已经强大的宪政法治国。
   
   中国愤青喜欢说:“落后就要挨打”,但中国百年现代化历史证明:“狂热必然盲目,盲目必然落后”。
   
   2006年4月11日于北京家中(首发《民主中国》2006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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