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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理论的悲悯——狱中读《法兰克福学派史》


   “口腔糖并不消灭形而上学,而就是形而上学。”——『德』霍克海默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的中国,与存在主义热、弗洛伊德热同时出现的还有“法兰克福学派热”。当时,我也读过一些法兰克福学派的书,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给我的反传统以理论的激励,本雅明的“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是我非常喜欢的文字之一,弗洛姆的“逃避自由”以及哈贝马斯的一些文章,也是我批判中国现实的理论参照之一。
   现在,我身陷囹圄,读《法兰克福学派史》(原名:《辩证的想象》,马丁•杰著),除了汲取该学派的批判方法之外,还体验到某种宗教式的悲悯情怀,故而,阅读时平添了一层情感上的激动。
   有关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合理性的批判,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合理化是对“异化社会”的批判,韦伯社会学的文化意识结构合理化对“工具化理性”的批判,发展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否定理性合理化对“单面人”的批判。法兰克福学派创始人之一霍克海默指出,批判理论就是“理性”,但此种理性不是西方传统意义上的一体化的、追求同一性的辩护性理性,而是关注多元化和个体性的批判性理性。在这点上,他们吸收了柏格森、尼采、叔本华、萨特、海德格尔等存在主义的非理性主义。但这种吸收是谨慎的,他们只吸收了存在主义对僵化的理性主义的非理性反叛,而否定其对理性的极端化排斥。因为彻底的非理性主义是无政府主义、进而是极权主义的最佳土壤。法兰克福学派的理性,是指一种开放的、多元的批判视野,理性的批判是一种相互竞争性的对话,是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是建立在多元对话基础之上的交叉共识。
   同时,这理性是立足于个体生存——个人对有意义的生命价值或幸福的选择,而不是冷酷的中立化的工具理性。因此,他们一直对韦伯提出的学术中立化立场持怀疑态度。人化的理性首先是一种怀疑的、批判的态度,其次是个体生存品质的标志,再次是一种价值化的选择。到美国之后,法兰克福学派尽管吸收了经验的、实证的研究方法,但是他们一直没有放弃德国式的理性主义的思辩方法。这是一批悲天悯人的理想主义者。其智慧的忧郁代替了尼采的智慧欢乐。
   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尽管西方现代国家大都实行宪政民主,但个人自由仍然处在岌岌可危的状态之中。现代化催生出的极权主义、工具主义和消费主义的相互支持,毒化着人类精神,扼杀着个人自由。所以,为了保卫个体的自由,就要确立一种健全的批判意识,甚至是一种激进的毫不妥协的批判立场。这种立场,有人称之为“左派”,而在我看来,尽管该学派的思想资源之一是马克思主义,但他们继承的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而不是历史决定论和共产主义乌托邦。即便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理想主义,不再具有马克思式的实践品格和现实价值,而仅仅具有批判现实的参照价值;他们不是要建立马克思式的人间天堂(其结果恰恰是人间地狱),而仅仅是为了让人类在近于绝望之中保持信心。
   换言之,理想中的完美之物,不是自我标榜的光环和能够实现的世俗目标,而是一种纯精神的尺度,类似神或天堂,是人类得以保持住自我激励、自我压力、自我批判、自我反省的绝对价值和参照系。换言之,上帝的无限是为了凸现人的有限,天堂的完美是为了反衬人世的不完美,理想的光明是为了朗照现实的黑暗。故而,能实现的仅仅是生活目标而不是理想,永远企盼而永远无法实现的才是理想。
   在我看来,主要由德国犹太知识分子构成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立场,更根本的动力来自现实的苦难——不仅源于纳粹所制造的人类浩劫,而且源于对产生纳粹体制的整个现代社会的失望;他们的批判最为关切的是具体的活生生的苦难,旨在确立人的个体性和主体性的。所以,阿多尔诺才说:奥茨维辛之后,写诗是可耻的。本雅明才说:正因为绝望,希望才给予我们。
   这是一种智慧和良知的双重忧郁,一种知识或精神贵族式的悲观主义,一种清教徒式的叛逆,不仅在态度上与现代社会绝决,而且用行动来践行自己所信奉的叛逆性。
   在哲学上,他们批判西方的传统本体论——形而上学传统。他们认为此种传统是现代总体性、一体化的单面人社会和历史决定论的最深的思想根源。所以,从一开始,他们就像尼采一样拒绝任何完整的哲学体系,使其哲学批判在一种开放的、对话的方式中展开。他们最不能忍受的是,凡是形而上学哲学家,大都只关心抽象的本体和真理,而对人类的具体苦难却熟视无睹。那些关注形而上学问题的大哲人大智者,可以终身沉浸于对终极真理的冥想之中,却不会去理睬一个正在受苦的孩子。而伟大的宗教文学家陀思朵也夫斯基曾在《卡拉玛佐夫兄弟》中决绝地说:如果用一个真理去换一个孩子的痛苦,那么我就会断然地拒绝这真理。我宁可去为解救一个濒临毁灭的孩子而献身,也不会为抽象真理而牺牲。
   如果说,在古代西方,关心人类的苦难、罪恶和救赎的主要是宗教情怀,那么,现当代的一切人文理论或多或少都具有这种宗教的救赎情怀。因为,二十世纪是一个大邪恶造成大苦难的世纪,不仅是法西斯极权和共产极权对人类肉体的集体性灭绝,更是二者的舆论垄断对人类精神的扼杀。换言之,二十世纪最醒目的标志,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世界的崛起,而是无视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反人性嗜好及其制度的盛行。
   法兰克福学派反对高高在上的哲学——那种只关心真理而不关心苦难的形而上学,反对传统的思维方式所追求的那种抽象的、一元化的决定论。它把自己的立足点放在具体的存在上,即那些具体历史情景中的个人身上。世界上从来没有所谓普遍的抽象的精神和存在,而只有具体的根植于一定历史之中的多元的具体存在。显然,他们受到了马克思的历史主义的影响,但他们抛弃了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而与波普尔的政治哲学息息相通。
   伟大的真理需要怀疑和批判,而不是使之偶像化绝对化。任何严肃的人文探求,都必须正是人的弱点、人的苦难和尘世黑暗。好的人文理论,无论多么抽象,也大都是有现实关怀,它不是去寻找并叙述、论证那些不可改变的绝对真理,而是直面人类的苦难和罪恶,为了消除或减轻这苦难这罪恶而指导并催化社会变革。
   在阿多尔诺看来,如果不关心一个处在自杀边缘的人,对奥斯维辛和古拉格的苦难无动于衷,对极权国家肆意践踏人权的暴行保持沉默,再大的学问也不配谈哲学。哲学应该是血肉丰满的,哲学家应该具有悲悯情怀。抽象的乌托邦式承诺,也许会在人的生命中投下一丝安慰,但在具体的现实生活中却是谎言。形而上学是一种高智商的谎言,它只在智力游戏的层次上才真实。它确实是有闲贵族的精神奢侈品,但它决不适于大灾难的二十世纪。在这点上,法兰克福学派拒绝一切先验的乌托邦承诺,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
   二战后,法兰克福学派一面批判性地反思纳粹主义的根源,一面反对任何意义上对个体自由、个体主体性的压抑和异化,无论是法西斯主义的、斯大林主义的,还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技术-工具理性的,也无论是囚禁肉体还是毒化精神,统统都是对个体性生存的无动于衷。他们特别批判现代社会的技术化、工具化和消费化,称之为建立在技术-工具-消费-享乐的一体化上的总体社会,这种总体社会通过把人物化为同质的工具而达到操纵的目的。
   法兰克福学派接过马克思提出的异化概念,但他们抛弃了的阶级对立所造就的异化,而是从统治与被统治、操纵与被操纵的关系来透视现代社会的异化。阿多尔诺指出了启蒙主义的悖论:近代启蒙是人本主义对神本主义的造反,其目标之一是把人的精神从神学主义的控制下解放出来,但这种人本主义的解放却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随着祛魅化而诞生的理性化、世俗化的现代社会,逐渐变成了由科学技术一体化所支撑的物化工具。也就是说,建立于张扬个体价值、社会多元、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基础上的民主自由之启蒙理想,在以现代科学和技术理性为基础的工业化、商品化中被再次异化。大规模的工业生产和商品经济导致了现代社会的齐一性和总体化,日益与个体的自由、社会的多元化相分离。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现代极权主义不是启蒙主义理想的中断或失落,而是其合乎历史现实的畸形继续。正是启蒙时代所崇拜的科学技术的一体化产生了现代的总体社会,扼杀人的自由、怀疑精神、首创精神和社会的多元化。
   在二十世纪,任何现代极权主义几乎都是以激进的左派面目出现的,它们无一例外地否定自由主义价值及其制度安排。自由主义理想的失落是本世纪极权主义兴盛的反证。法兰克福学派以怀疑的态度和批判的否定,全力捍卫人作为每一个个体的自由、尊严、创造性和主体性,特别强调个人不应该丧失怀疑的反抗的冲动。在这一点上,它也具有激进主义的左倾面目,但它不同于其他的对现代西方社会进行批判的左派,如罗曼•罗兰式的为了维护苏联的理想而宁愿出卖良知、隐瞒真相。这样的左派只批判纳粹的极权主义,而不批判斯大林的、毛泽东的、卡斯特罗的、金日成的极权主义,而法兰克福学派批判和反抗一切极权主义,甚至激烈地批判西方社会中的商品化独裁。因此,法兰克福学派是一种以最激进的否定方式出现的保守主义,即保卫西方的自由主义传统。在保守自由主义传统这点上,左倾的法兰克福学派和英美的右倾的保守主义大有异曲同工之妙。阿多诺、本雅明、霍克海默等人身上的贵族精神,也与英美保守人士的高贵气质相同。
   法兰克福学派融现代心理学、特别是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于其批判理论之中,对法西斯主义产生的根源的分析,不仅是从经济、政治、法律等社会层面,而且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了人类依服于权威的心理机制。法西斯是权威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结合,并利用现代社会的工具理性来达到其非理性主义的施虐目的。当理性的经济人出于精确的计算而逃避自由,转向权威寻求安全时,对自由的恐惧和对权威的乞求,最终将变成对暴政的恐惧和对谎言的麻木。换言之,失落了价值理性的工具理性,往往成为助纣为虐的非理性主义暴政的帮凶和工具。
   法兰克福学派特别强调文化——审美的解放作用。阿多诺、本雅明、马尔库塞是本世纪著名的美学家。
   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战后出现的全新特征:自由经济受到福利制度的约束,贫富分化不再成为主要的经济问题,经济的高速发展使人们普遍地免除了物质的匮乏;宪政民主体制的充分调节作用,已经使阶级对立不再是社会冲突主要形式。代之而来的主要社会问题是人的原子化,同质化--商品交换原则和大众文化以一种非强制性的操纵使人们的生活趋于单一化、偶像化,以享乐代替了批判,以消费代替了欣赏,生命的品质日益陷于浅薄化、表面化、无聊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一种既同质又分散的状态,大家在越变越相似的同时,又彼此毫不相关,冷漠症成了现代人的精神之癌。加缪的小说《局外人》就是现代人的生存状态的典型。原子化趋向使人们在表面的(被大众文化操纵的)同一性中隐藏起自己的内心世界,出现了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孤独、自我封闭,相互不信任。社会处在一种没有灵魂沟通的表面化水平上。同时,国家的行政干预、经济制度与行政制度已经浸入人们生活的所有细节之中,从而使个体之间的交往变成了无法沟通的各持己见的争论,这种交往方式的不合理造成了人际关系的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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