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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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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跛足改革带来的统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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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改变社会来改变政权
·对李大同落井下石的新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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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宽恕不可宽恕之罪——狱中读《宽恕?!》
·八九运动中的李大同和卢跃刚
·胡锦涛政权左右开弓
·多面的中共独裁
·左转的胡锦涛也反左
·精于利益计算的末日独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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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由衷的谦卑向遇罗克致意——纪念文革四十周年

今天是2006年5月16日,文革四十周年纪念日。原本应该是中国的一个大日子,但在中国本土却没有任何纪念活动,而只有境外媒体的约稿和采访。
   文革灾难过于巨大和惨烈,最惨烈当属对人的生命、权利和尊严的蔑视。毛泽东的两个接班人死得尸骨无存,被迫害致死的“阶级敌人”更难以计数,甚至发生过多起群体性大屠杀。
   在悼念这些死难者时,我不能不特别地想起遇罗克之死。他不是毛泽东的“战友”,不是武斗中的造反派,也不是战战兢兢、努力自我改造的顺民,而是罕见的反抗暴政的先觉者。在“阶级歧视”加“红色恐怖万岁!”时代里,他是第一位反抗身份歧视和呼唤人权的斗士;在造反派们大都以“反潮流”相标榜的时代,他才是真正的“反潮流”者——只身一人反对毛泽东时代的阶级歧视大潮流。故而,他才成为因反潮流而献出年轻生命的大英雄。

   文革初期,当高干子弟组成的红卫兵高喊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浑蛋”的口号横行京城之时,遇罗克写出了中共执政后的”人权宣言”——《出身论》,与权贵子弟提倡的“血统论”恰好针锋相对。他那么早就看出“身份政治”对人的歧视和残害,揭示出“身份歧视”背后的“阶级灭绝”;他刺穿了“物质上和精神上的特权阶层”的“丑恶的灵魂”,揭示了毛时代所谓“平等”不过是幻象而已。
   1949年后的中国,有太多的人及其家庭受到“身份政治”的歧视和迫害,只要出身于“政治贱民”的家庭,平日里事事受歧视,运动一来,人人得以弃之、诛之。无论怎样驯顺听话和努力改造,最终也抹不去先天的“红字”。只因遇罗克的父母曾在日本留学,一家就必须忍受身份政治之害,“三、五反”父亲被莫名其妙地抓起来,反右时即使不说话、不表态也是“右派”,遇罗克上不了高中,遇罗文考不上大学。
   遇罗克对“血统论”的批判和对权利平等的呼唤,既来自家的切身遭遇,也是为那些饱受身份政治歧视的黑五类及其子女争取尊严,为那些死于阶级灭绝下的亡灵大声鸣冤。所以,遇罗克主办的《中学文革报》,才能在一夜之间风靡全国,人们如饥如渴地争读《出身论》,排起长队购买《中学文革报》,全国各地的读者纷纷写信给遇罗克,他接到的读者来信之多,高达每天都有几千封,甚至令邮递员不堪重负,只好让遇罗克派人去邮局取信。
   然而,遇罗克的声音仅存在了一年,之后就消失。1967年4月14日,文革时期的最高权力机关“中央文革小组”把《出身论》宣判为大毒草;1968年1月5日,遇罗克被捕,罪名是“大造反革命舆论”、“思想反动透顶”、“扬言要暗杀”、“组织反革命小集团”等。1970年3月5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遇罗克作为“现行反革命”受到公审,在震天的声讨中被判处死刑,之后被枪决,年仅二十七岁。
   与此同时,遇罗克一家六口人,除小弟之外,其他五人全都遭难,就连大弟遇罗文和妹妹遇罗锦也被送进了监狱。
   尽管在表面上,官方已经于1980年为遇罗克平反,但是,他的亡灵仍然在泣血。因爲某些老红卫兵,至今仍然深切怀念毛泽东时代;身份政治的极端化标志“血统论”,其阴魂仍然徘徊不去。
   遇罗克看到了“血统论”的背后是“阶级论”,阶级论为血统论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而公开揭破这个谜底的恰恰是那些急欲掌权的“高干子弟”。虽然,今天大陆没有几个人再谈“血统论”了,社会的用人标准也逐步由“身份标准”向“成就标准”过渡。但是,一批批新老太子党在政坛和商界不断崛起的事实告诉我们:遇罗克所批判的血统论和身份政治从来没有真正消失过!
   众所周知,“血统论”之所以在文革中大行其道,除了毛泽东政权长期实施阶级歧视的官方政策之外,最直接的原因是文革初期红卫兵们的大力鼓噪。而“血统论”的阴魂不散,也可以从当年造反派的全无心肝中看出:那些当年大肆鼓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浑蛋”的老红卫兵们,直到遇罗克冤死了36年后的今天,仍然没有什麽人站出来,向遇罗克的冤魂表示哪怕是一丝歉意。严格地讲,血统论的制造者是杀害遇罗克的同谋,即便不负刑事罪责,起码应该负道义上的罪责。遇家在文革中就有五人遭受了牢狱之灾。而平反后,这个失去儿子的家,基本没有得到物质上的补偿。难道提倡“血统论”的老红卫兵们,吝啬到连一句“对不起”的精神补偿都不肯付出吗?
   是的,仍然是冷血的不思悔愧!“血统论”的最著名鼓吹者是当时的大学生谭立夫。而文革结束后,改名换姓的谭立夫继续风光,当上了中共高官——故宫博物院的党委书记。据说他也写了回忆录,非但没有自省和愧疚,反而继续炫耀文革辉煌。
   看着遇罗克的遗像,似乎能想象出他在临刑前的目光,像黑色的剑一样锋利、坚韧,那么明亮而醒目的黑色。今天看来,遇罗克的文字并不高深,仅仅是常识而已──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权利决不能因出身等理由而被任意剥夺。然而,在这块畸形的土地上,常识是需要以血与生命为代价来换取的。遇罗克是第一个为捍卫健全人性的常识和文明社会的常识而倒下的启蒙者。在毛泽东时代,为了捍卫者常识而倒下的先觉者,在他之前,有林昭等人;在他之后,又有张志新、王申酉等人。
   遇罗克作为文革中第一位被推上革命祭坛的人权斗士,也是政权暴力和多数暴政下的牺牲品。故而,他象反右时期的林昭一样,堪称反抗暴政的大英雄。
   改革开放之初的1980年9月,《光明日报》曾发表过《划破夜幕的陨星》,叙述了遇罗克的坚忍人格、敏锐思想、杰出才华,也揭密了他所遭受的残酷迫害和悲惨结局。而当中共在1981年作出关于文革的“历史决议”之后,随着官方逐渐收紧清算文革的口子,遇罗克的名字再次销声匿迹了。直到1999年1月,《遇罗克——遗作与回忆》才得以出版(徐晓、丁东、徐友渔编,中国文联出版社)。
   《遇罗克:遗作与回忆》出版时,我还在大连教养院,感谢妻子把这本泣血之书送进狱中。也许是由于身处囹圄,我边读边流泪,越读越羞愧。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即使遇罗克及亲人遭受暴虐的对待,甚至家破人亡之时,他仍然反对以暴易暴,他的思考仍然充满人道、理性和清醒。
   我在书的空白处写到:在那个疯狂的血红时代里,仇恨是红色的,暴力是红色的,而只有遇罗克是罕见的纯黑色,他的思考和文字都是黑色的,与那个红太阳闪烁的时代格格不入。这是一本与我们血肉相连的书,我为自己成为遇罗克的未竟事业的传人,既羞愧又自豪,而且是羞愧多于自豪。
   尽管从八十年代开始,我就投身于争取自由的事业,并因此得到了国内外关注和民间荣誉。但无论是在八九运动中还是在六四后,我的所作所为与林昭们、遇罗克们比起来,实在不值得炫耀。而最最令我羞愧的是,自己曾经抱有一种不成熟、甚至可笑的道德优越感,以为自己是“英雄”而别人是“懦夫”,自己能“一言兴邦”而别人满口废话。
   比如,我发动了1989年6月2日的四人绝食。当我在纪念碑的最高层上向下俯视时,看到的是一张张激动的面孔和黑压压的人群。人们喊着、叫着、欢呼着,挥舞着旗帜、标语和手臂,离我近一点儿的人们伸出拿着本子的手,让我们签名,数不清的闪光灯在闪亮,数架摄影机的镜头从各种角度对准我,有些人手拿着录音机,希望录下我的讲话。这分不出姓名和个性的巨大群体,产生出足以令人颠三倒四的力量,让人分不清东西南北,也不知道自己的几两几斤。
   尽管,1986年年底,我去北京大学演讲,数千人的大礼堂挤得水泄不通,我仍然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而那时的场面与广场比起来,真可谓小巫见大巫。我从未见过、体验过如此巨大的公众场面,真可谓盛况空前。当我面对着远远超出我的想象能力的公众场面时,当我面对巨大人群的狂热欢呼时,我竟失去了最拿手的演讲技能,只是不断地重复:“谢谢!谢谢!”这绝不是因为怯场,而是因为激动——一下子成为公众瞩目的中心的飘飘然,把一切都理解为我的魅力和勇气所致。
   面对遇罗克这样的殉难者,我才感到自己的英雄主义是多么浅薄的自恋,也才理解了为什么英雄是一种极为稀有品质,正因为稀有才显珍贵。而滥用必然带来贬值,一旦被无节制地滥用,即便是再珍贵的品质,也会变成“一地鸡毛”。与林昭们、遇罗克们在毛泽东时代的坚守相比,我的自我英雄意识就显得过于轻飘,实质上是一种“自我认知障碍综合症”,用今天的时尚词汇来说就是“芙蓉姐姐现象”。凸现的是中国知识人的致命疾患——狂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1881年,伟大的挪威剧作家易卜生曾创作出著名话剧《人民公敌》,剧中那位坚持真理的主人公汤莫斯•斯多克芒医生,既不为官权所容,他的担任市长兼警察局长的哥哥反对他;也不被大众理解,当地的报纸和居民群起而反对他,市民大会宣布他为小镇的威胁和人民公敌,并把他逐出会场。但他既不惧怕强权的镇压,也不惧怕社会舆论的反对,宁可得罪整个社会或国家,也决不放弃真理。虽然,他丢掉了职务,病人们遗弃了他,他的女儿也失去了教师的工作,甚至他的家庭失去了住房。面对官民的双重压力,他曾打算携家出国。然而,当本地居民砸坏他家的窗户,当他收到恶毒的威胁和警告时,他突然意识到这个小镇居民是多么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清醒的意识唤起了他的良知和勇气,使他毅然决定留下来,致力于用启蒙来提高当地居民的自由意识。
   以《人民公敌》给出的英雄标准来衡量,那些在毛泽东时代敢于反抗暴政的先知先觉者才是真英雄。因为,那时的暴政是双重的,不仅是独裁政权施加的暴力专政,也是愚昧民众施加的多数暴政。在双重暴政中的挤压下反独裁是绝对孤独的。在中共五十多年的统治中,我心目的大英雄是反右中的林昭,文革中的遇罗克、张志新、王申酉等人。他们以生命为代价来坚守个人良知和人性常识,他们的坚守非但不被极权者所容,也不为绝大多数国人所容,他们那种绝决的反抗姿态,才是鹤立鸡群——那么孤独又那么高贵!与他们相比,甚至于民主墙时代的魏京生们相比、与六四大屠杀中那些冒着生命危险救死扶伤的普通人相比,今天的维权人士再勇敢,也没有资格自称为“英雄”。
   曾经与遇罗克关在同一个死囚牢房的张朗朗,也应该算是那个时代的先觉者并付出过惨重的代价,但他在谈到遇罗克时仍然满怀由衷的敬意。他在《我和遇罗克在狱中》中回忆说:
   遇罗克向管教说话时,有种嘲弄的腔调,冷静里的辛辣,柔里带刚。在最後关头,他头脑还是那么理智,那么机智。他是通过这个方式,让新来的人明白形势严重的程度,让我们做好牺牲的心理准备。同时,也表现出他对生命的强烈追求,要想一切办法延缓屠刀下落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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