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乞讨作家洪峰知耻而后勇

   

   

   

   沈阳作家洪峰上街乞讨,既对作家供养制度包含着期待和隐忍,又不乏不满和抗争。他曾经非常矛盾——依赖制度又不甘被制度羁绊。等到他在博客发声明退出国家、省、市三级作协,人们终于读到洪峰的觉醒和骨气。他以“自找耻辱”的乞讨手段消解作家光环的虚幻,原来他们得到的保护有名无实。退出作协的姿态很重要。

   洪峰现在正式身份是沈阳市文化局专职作家。作协会员是他的名誉身份。实质上供养方式一点没有改变,至于他与文联约定的作品数量、住房等待遇是另外一回事。当乞丐不耻辱,当作家不耻辱,作家乞讨更不耻辱,被纳税人供养的作家才耻辱。洪峰没有以上街乞讨感到耻辱,乞讨是他的自由和权利,单就行为而言,外人似乎没有必要说三道四,人们只是怀疑他乞讨的动机。实际上颠倒了。笔者以为,无论何种动机,都不值得怀疑和猜测,倒是一个中国作家乞讨的行为,很值得关注、深思。他们永远无法解决功名追求和创作自由的矛盾,他们首先是政治人,然后才是文化人。对政治风险、言语禁忌、意识形态考量,使得他们的作品远离现实社会。创作技巧不是他们首先考虑的。那些作家的人格严重撕裂和扭曲。洪峰的耻辱感被随后来自外界的批评和“辱骂”唤醒。证明他还是有耻辱感的人,对作家身份尚怀有虔诚和尊重。耻辱感是一种宝贵的气质,对一个作家更显得弥足珍贵。与耻辱感伴随的是个人尊严。丧失尊严,作家的良知和人道情怀都会消失。

   精神自由和独立性,是作家赖以存在的唯一理由。这是说烂的话题,这里不罗嗦了。现在大陆民间对主流话语权的不满,通过恶搞、炒作、娱乐化、八卦等软方式得以释放和表达,有效消解了可能的政治风险,这是中国大陆文化繁荣的异化景象。洪峰乞讨,可归此类。恶搞、娱乐化、八卦、乞讨……还有未知的什么什么,都是对话语自由权的另类诉求,太有悲哀的意味!

   写作是个人化行为,被世俗社会看作“知慧”的体面职业。好面子的国人,好面子的作家,究竟收获了什么,只有自己心知肚明。北大教授好面子,几十年没有一个教授捅破薪资低下这张纸。且不讨论北大距离一个一流大学有多远,且不论北大、清华能否代表中国大陆的高等教育水准,能否代表学术知识水准。对知识和智慧的崇尚,应该是一个健全社会的基本共识。教授获得公职人员中的高薪,是应该的。作家靠文字产品获得高收入,而非靠供养获得较高收入,也是正常的。大多数作家单纯依靠稿酬赶不上教授的平均工资。不能因为有人吃不饱,就抱怨教授、作家收入太高,极端平均主义实际上是计划经济那一套,是社会倒退。高收入永远没有标高,而低收入总有一个底线。世俗观念“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是知足常乐的自欺欺人说辞。没有人知足,也没有人常乐。这是常识。

   西方社会非政府组织发达,民间基金、组织对文学多有奖掖。不象大陆官方只重精神奖励,看轻金钱奖励。国家供养作家,显然负面作用更大,纳税人不会答应。新任作协主席铁凝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不会取消专职作家。在这个体制下,哪个行业都打上制度的烙印。有人呐喊文学死了,有人呐喊解散作协,在于文学不能承受政治的收买和重压。

   文学需要来自人性的支撑,作家需要来自自由的力量。舍弃言论出版自由,文学和作家死不觉死。破坏未必不是寻找新生,墨守成规惟有死胡同。哪天由民间组织供养作家,哪天作家才能获得解放。诺贝尔文学奖不是唯一的目标,但却是一个标准。

   

      

   2006年12月2日

   

   

   《民主论坛》2006-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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