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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士兵崔英杰的最后一滴血

   

   

   

   据《南方周末》9月14日报道:复员军人崔英杰不堪忍受城管人员的再三“刁难”,为捍卫自己的生存权愤而用刀捅死一名城管人员。8月11日,北京海淀区科贸大厦8层“名柜”KTV保安、河北保定人崔英杰,推着借钱300元刚买来的新三轮车,在大厦附近摆摊卖烤肠.仅仅因为一辆三轮车,血案发生了。一方是例行执法的公务员,一方是混口饭的进京打工者。崔英杰为什么从一个优秀士兵沦落为一个杀人犯,作为弱势群体的一员他遭遇了怎样的谋生苦难?8月1日建军节那天,城管队已没收了他的一辆三轮车,那天刚补发的工资也在现场丢失。崔英杰晚上当保安,白天曾扛包打短工。在这家KTV尽管工作了4个月,月薪仅有1100元,只拿到一个月的工资,连续三月靠借钱吃方便面度日,实在没钱就在小卖部赊货。事发当天,眼看自己的唯一谋生工具要被城管队员抬上卡车,他再三央求:“求你们把车子留给我,就靠这个吃饭”。没有人理会他的苦苦哀求。他换了口气说:“我再说一遍,把车留下,其余你们拿走!”。三轮车还是被丢上了卡车。崔英杰的生存尊严受到极大的伤害,于是在失去理性地愤怒情绪下,他一刀杀死了海淀城管分队副队长李志强。

   

   随后,37岁的李志强被授予”革命烈士”,23岁的崔英杰羁押在海淀区看守所。2003年崔英杰从部队退伍,在部队表现优异,被评为“优秀士兵”,常给部队广播站投寄广播稿。据媒体公开报道,崔英杰高大英俊,能说会道,人缘极好,生性乐观。2004年,崔英杰从河北乡下北上京城谋生,两年换了5、6次保安工作,租住在一间8平方米的平房。据崔英杰的同事讲,尽管“名柜”欠发数月工资,崔英杰宁可委屈自己,也还在利用自己灵活的头脑,积极寻找赚钱门路。他把小本生意烤肠当作自己很不错的“人生设计”和“商业规划”。作为无证摊贩,崔英杰每天可以收入2、300元。尽管未领到工资、车子被没收,陷于困境的崔英杰并没有抱怨谁,仍靠自己的小手艺和勤快混饭吃。从生存的意义上说,他算得上生存能力很强的人;李志强出生在北京一个优越的家庭,独子,母为高级会计师,父为信产部干部。他戴着眼镜,长相斯文,喜欢读书画画。辖区商家评价他“和善”,即使罚款也笑眯眯的。

   

   笔者无意否定并贬低作为城市市容管理者的李志强,也无意为崔英杰的“杀人”做无罪辩护。一个出于谋生,一个为了公务,都在依照合情合理的方式生存,也都不是暴烈之徒。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们都是普通人中的优秀者。但是,如果将崔英杰的遭遇放在数亿城市外来打工者,遭受严重歧视的背景下考量,人们不得不拷问,谁之罪?是谁将崔英杰推向了绝境?

   

   不能否认,有些城市的城管执法过程中确有暴力行为。笔者曾有两次亲身经历:2000年一天,我在深圳福华三路“福田服装市场”对面等女朋友,一队城管突然包围住小巷口的摊贩,其他摊贩立马跑得无影无踪,一个卖烧饼的新疆男子被堵住,大沿帽城管指挥几个穿迷彩服的协管,挥舞棍棒要砸毁炉子,男子照样苦苦哀求,爬在炉子上保护,迷彩服动手拖拉,殴打男子。有意思的是,这次城管显然想做一次正面宣传,深圳电视台随同采访。我刚好在旁边,随口说一句“你们执法不能打人啊!”,一个头领模样的城管强辩:“谁打人了?你不要乱讲话!”,我与他争辩起来。记者闻听扛着机子跑过来。女朋友拽着我的胳膊拉我走,我对着镜头痛快得说了将近10分钟。过后就忘记了。次日晚上,报社的一个同事给我电话,说深圳新闻正在播放我的画面……另一次晚上,我在深圳特区报大厦后面马路上的报亭旁边等人,顺便买了一瓶啤酒跟附近卖烧烤的摊贩瞎聊。城管的卡车来了,几个摊贩一点不紧张。只见迷彩服协管,分工明确,分别走到每个火炉前,拿起铁网条原地倒掉上面的炭火,把铁网条丢到卡车上,从头到尾,一句话都没有讲,然后驾车离去。开始我没有在意。一个多小时后,迷彩服原班人马再次返回,如法操作,离去。我很纳闷,于是要了几个烤鸡翅,跟摊贩打问原因。她告诉我,这些迷彩服都是临时工,大沿帽城管早下班了,迷彩服负责晚上清理摊贩。如果全部没收摊贩工具、食物,摊贩不能做生意,迷彩服就要失业。不管又不行,所以象征性地警告一下,防止上级突然检查。摊贩每晚都准备数个铁网格,藏在马路边的树丛里。比起每晚100多元的收入,损失几个铁网格不算什么。高明的生存智慧,都是生活逼出来的。

   

   崔英杰代表着每座城市成千上万的、卑微的打工者,他们从事着最脏累、最低微、最辛苦的工作,城市因为他们变得洁净鲜亮,他们为中国费GDP贡献数个百分点。作为纳税人,他们没有资格享受社保和医保,没有资格购买微利房,子女就学需要交纳高昂的赞助。更为不公的是,他们处处受到公权力的迫害,暂住证、计生证成为政府搜刮钱财,实施人权迫害的最直接证据。中国的农耕文明,实际上是以等级制度作为基础的,世袭的户口制度,城乡二元壁垒,农民遭受的制度歧视与其说是历史的,无疑说是现实的。孟子曰:“凡大人之事,凡小人之事,古之通义也,或曰劳心,或曰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人者食人,治于人者食于人。”中共利用农民夺得权力,但并没有赋予农民“人”的尊严和平等的社会地位,反倒被抛弃踩在脚下,沦落为社会最底阶层。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给予农民对幸福生活的期冀,无论作为制度设计,还是人之本性,政府都没有权力剥夺9亿农民对公民平等权利的追求。减免农业税,农民得到暂时的赋税优待。当局提倡城市化,但是农民不能获得实实在在的公民待遇,中国城市化仍是一个最大的谎言。

   

   生存权利是最最基本的人权。与其说制度逼迫崔英杰成为一个绝地举刀捍卫生存尊严的“杀人犯”,不如说崔英杰必然要成为中国跛足改革的牺牲品。首都不能容纳一个忍辱负重的优秀农民子弟,难道只有躲避、欺辱、受伤、歧视,才是城市安排给他们的合理命运?难道惟有此,方才显示首都的等级秩序和繁荣景象,首都人的高贵和优越?崔英杰,不幸成为一个官民紧张关系的标本。

   

   简单、粗暴、野蛮,是城管留给人们的普遍印象,各地暴力抗法屡见不鲜。只要是中国人,谁敢说他没有见过这样的恐慌场景:挑担推车的摊贩,突然狼奔豕突,苹果、荔枝、梨子、青菜、鸡蛋……散落一地,路人纷纷抢拾。街巷的一端,必有戴浅灰大沿帽的城管从喷涂蓝色“城管执法”字样的面包车上,跳跃而下,发动突然袭击。双方的猫抓老鼠游戏,颇有毛泽东的游击战特征:敌来我跑,敌疲我卖。以罚代管,以没收代管,罚没定额。城管的一套做法本身就有致命弊端。《南方周末》前几期曾刊登一封城管来信,倒出他们的苦水:一则城管的公务费和工资,全靠罚款收入,罚款多少全凭对方态度,并没有严明尺度,大多没收三轮车和箩筐等;二则上级下达每月、季、年的硬性罚款指标,完不成指标,个人收入就要缩水,政绩亦不佳。

   

   崔英杰罪不至死,应该给他留一条活命。抛开他的杀人动机不言,他身上具有捍卫人类生存尊严的血性和骨气。崔英杰遭遇了美国电影《最后一滴血》男主人公、越战老兵兰博一样的社会集体冷漠。他们都想做个本分的人,但社会不公和歧视,将他们逼到了绝境。中国政府明智的话,应以引起社会剧烈反响的崔英杰案作为范本,主动、逐步消解对全体农民工的制度歧视,还他们平等的国民待遇,让中国的城市化过程少些血腥,多些以人为本。

   

   

   2006年9月18日

   

   

   ──《观察》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

   Tuesday, September 19,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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