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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事件”牺牲了谁?

   

   

     

   9月3日,富士康与第一财经日报联合发布声明,富士康撤消诉讼,双方“互致歉”和解。这次风波的赢家不难判断是富士康。第一财经日报的一声“道歉”,将媒体的良知完全抵押给了魔鬼。它的没有底线的妥协,是对原告指称的“失实报道”《富士康员工:机器罚你站12小时》的间接承认。声明中“和谐发展,善意解决”的背后,隐藏的最大的牺牲品当是富士康公司成千上万的血汗打工者,其次是两位记者,再次是媒体的社会公器声誉。双方将中国大陆普遍存在的“血汗工厂”现象雪藏起来,“超时加班”的真相没有谁去关注、查处。双方和解的大幕落下之后,人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一家大公司和一家大媒体,合谋上演了一幕社会强势集团对弱势群体的“强奸”丑剧;富士康和第一财经日报收获了足够的关注度,社会大众收获了一场闹剧,两记者收获了被抛弃,然而,血汗打工者收获了什么?

   

富士康:一家次好的“血汗工厂”

   

   富士康是全球500强企业之一,数年蝉联在中国企业出口额第一名。除了自有品牌外,主要贴牌(OEM)加工世界知名企业的产品,如苹果、因特尔、戴尔、索尼、诺基亚……富士康是名副其实的“贴牌工厂”,是中国“世界加工厂”概念的一个最好注脚。平心而论,在那些外来打工族心中,富士康算得上一家具有含金量的公司。笔者有数名亲戚在深圳富士康及旗下的公司打工。

   

   应该探寻事件的源头——“超时加班”在富士康到底有无存在?

     

   如果在深圳宝安区龙华镇的富士康厂区附近走一遭,因其带动的职介、餐饮、娱乐等产业的繁荣,会让你直觉这家公司辐射力非比寻常。对于打工者,包吃包住,能够“保证”在富士康拿到工资,给员工也申请了社保;一个初任拉长,月收1000出头。相较其他来料加工企业,在富士康的待遇算好的。但是,它入厂的苛刻而因此带动的非法职介和文凭、年龄作假异常活跃。进入该厂的普通打工者,非得有熟人介绍。熟人或是富士康公司内部有职权的招聘者,或是曾在富士康干过的工友。他们联合垄断招聘市场,每个入厂者要交纳500——1000元不等的关系费,这笔钱最终都流入私人腰包。只要愿意交钱,会得到指点,如果文凭太低,做假文凭;年龄太大的话,冒用他人身份证。在公司审核文凭和身份证时,自然会得到特别关照,顺利入厂。据说,富士康的女工只招聘18岁以下的。我的一个乡下堂侄20出头,复员军人,在富士康打工有5个年头了,不到一年被提拔为拉长。现在被派到外地公司,收入比起深圳少了许多。近两年,他常跟我说要辞工,加班太多,实在太累,受不了了。作为一个小组长,他不需要干活,只做技术指点和质检,都无法忍受每天十多小时的工作,流水线上打工者的工作强度可想而知有多么苛酷。

   

   超时加班,且加班时薪低廉,这是珠三角加工企业的普遍现象。难怪现在民工纷纷转往长三角打工,珠三角闹民工荒,确实见怪不怪。这种现象存在有十多二十年了。笔者曾采访过一些珠三角的玩具厂,新入厂者,有些生手连基本生活费都挣不到,有的在有害气体的车间长期工作,伙食和居住条件很恶劣,这才是真正的“血汗工厂”。

   

第一财经日报:丧失公器良知

   

   此事件尚有两个细节值得玩味:作为被告的两名记者王佑和翁宝(请读者注意,被告不是第一财经日报),第一,他们没有授权第一财经日报代表个人发布联合声明;第二,他们没有公开澄清报道失实,实际上以沉默坚守着他们的新闻操守。第一财经日报的天平上,一端是公器良知和弱势群体,一端是权贵和金钱。“联合声明”最终证明,第一财经日报卑劣、无耻地倾斜向权贵和金钱。

   

   富士康最初被媒体作为“血汗工厂”标本受关注,全赖于它是一家知名公司,就象公众关注深圳华为公司一名新员工的过劳死一样。知名品牌容易放大新闻和社会效应,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的。品牌是双面剑。单从新闻策划手段上看,第一财经日报的新闻眼选择得非常到位。假如一家不知名的加工厂被媒体曝光是“血汗工厂”,当地劳动和工商部门早已闻讯而动查封了之。3个月过去了,社会公众没有看到深圳劳动部门介入调查富士康公司“超时加班”的违法现象,公众视线却被富士康全部牵引到天价索赔案上,反倒“超时加班”被遗忘。现在来判断,富士康的危机公关可谓“技高一筹”,其海外订单不致遭受太大影响。第一财经日报束手称降,反将极为有利的公众支持率、正义和证据资源白白丢弃,抛弃、出卖自己的两个记者,让《财经》等媒体公开声援的同仁处于尴尬境地。据说总编秦朔受到了来自“国台办”的压力,或与富士康做了什么交易?大陆媒体在被官方垄断的畸象下,媒体不可避免地投影着体制的陈规陋俗。

   

   媒体要拿到“血汗工厂”超时加班证据,确实非常容易。富士康起诉第一财经日报的两名记者,提出天价索赔,法律上并无不当,人们甚至能够理解。深圳中院冻结俩记者3000万资产,匪夷所思。幕后有无政府出于地方保护目的操控司法,不能确认。媒体公开曝光,让富士康骑虎难下。面临海外商家订单的减少,国际劳工组织的施压。富士康只有硬着头皮挽回名誉,转移公众视线。作为靠别人吃饭的公司,富士康当然不愿被国外采购商抛弃,丧失国际市场份额。从最初层面观察,富士康的天价索赔秀确实玩大了,更进一步放大了事件的扩散面,富士康失必大于得。但是,第一财经日报无原则妥协的速度和程度,大大出乎公众的意料,给足了富士康由被动转向正面的台阶,但是,该报的“妥协”缺乏合乎情理的足够理由。以笔者了解的大陆媒体应对此类事端的交易潜规则,对方承诺向曝光媒体投放数额不菲的广告额度,双赢,握手言欢。

   

谁来维护劳工权益?                   

   

   我们探讨的不是富士康因为有较好的收入、社保保障,那么长时频繁加班就应该被忽视。按照国际劳工公约、人权公约和国家劳动法,以及国际通行的社会责任认证体系,对上班时间、加班、工作环境、最低工资、女工特殊薪假等等方面都有明确规定,禁止雇佣童工。不知道富士康是否申请了这个认证,即使没有,也不能成为逃避谴责的借口,从“血汗工厂”的黑名单上划掉。

     

   大陆普遍以GDP作为官员政绩的考核标准,在政府全面亲睐权贵和财东的向心力吸引下,营造招商引资的宽松投资环境,成为各级官员心照不宣的第一要务。改革开放20多年,世界加工企业逐渐从东南沿海向北部沿海和中部地区迁移。“血汗工厂”洗劫中国的城市和乡村,劳工权益并没有随着GDP的高速增长而被政府重视。制度的恶投影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和角落。某种程度上,各级政府成为这些“血汗工厂”的保护者,他们和投资者都收获了丰厚的回报。弱势群体从来没有自己的声音,他们从乡村到城市,在受到工厂主的血腥压榨下,还不得不遭受城市人的白眼和鄙视。他们拉升了GDP的百分点,但绝少享受到社会公共福利。劳工群体成为中国经济神话的最大受害者。

   

   人们乐意看到普遍的“血汗工厂”受到法律层面的惩处,摆脱地方利益保护伞,使民工子弟享受到最基本的人权待遇。

   

   

     2006年9月8日

   

    ——《民主论坛》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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