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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为什么不较真

   

   

   

   大凡较真者都是事情跟自己的切身利益有关。在中国社会,较真者往往被世俗社会斥为“神经病”、“一根筋”。较真,多表现为作为个体消费者和使用者的据理力争,很少看到为公共利益较真的人。这是华夏民族的劣根性之一。晚近我们看到较真最普遍的景象是旧城拆迁、土地征用引发的群体事件。不到身家性命受到公共权力威胁的时候,中国人难得出现集体较真的现象。较真的本质是维权。较真上升为维权,不光是观念上有差别,反映的是社会群体的法律认知和公民素养。

   

   较真对应为看客的冷漠和麻木,表现为取笑、泼凉水、阻拦、说风凉话,甚至参与作恶。山东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他的家人和北京赴鲁的四批律师,被当地政府雇佣的黑社会跟踪、绑架、殴打、软禁。陈光诚数年来通过法律途径,反抗当地非常野蛮的计划生育政策,为百姓代言,现在当地有些百姓却反过来残害他的妻子、母亲、儿子,当地流氓政府更以莫须有罪名把他关进监牢。集体无意识骨子里是传统伦理在作怪:中庸之道,是非不分。都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都以为自己在智慧的生存。中国世俗文化是人情文化,缺乏理性和规则,所以自古以来人民不相信法律,宁可相信“父母官”、“青天老爷”,喜欢拦轿喊冤,喜欢上京城上访。你说中国人愚昧吗,你说官员昏庸吗?西方人有一个著名的观点: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这话让人听了直流鼻血。

   

   看客不光是远远站着看热闹,有其内在心理逻辑。那就是怕惹火烧身,怕自己吃亏。这样的群体都表现为集体无意识。你好他好大家都好,家丑不可外扬。一个人如此,一个家庭如此,一个单位如此,一个社区如此,一个国家如此,一个民族如此。内倾心理表现为对外人和外界的戒备、紧张,也因此失去矫正、同化的机会,最后被暴烈的外力所吞噬。但是,不是所有中国人都厚道、愚昧如此,而是背后有一套套人人心知肚明的潜规则。这个潜规则深深植根在华夏文化的脉络里,流淌在每个人的血液中。不明说,让你去猜去悟。猜对了,做就是了,保全自己的利益;猜错了,错在自己,怪不得别人。看客缺失的就是作为一个自然人的社会担当。

   

   较真,我们先不去理会是为自己还是为公众,起码可以判断它是真实的,边际效益是为全社会的。譬如:西安宝马彩票案。一个16岁小伙子抽中一辆宝马车,却被国家开设的彩票点工作人员层层掉包,反污小伙子作假。情急之下,小伙子爬上门口的大广告牌大喊大叫,不给他兑现汽车,宁可摔死也要得到清白和公正。采用极端较真方式,这才放大了新闻效用。各种各级媒体的介入,将个体纠纷放大为一个社会事件,全中国人都知道了。最后小伙子如愿以尝得到属于自己的宝马,奇特的是牵扯出陕西彩票管理中心、公证处、彩票点,弄虚作假,掠吞票款的一个个大贪官。他为什么不去法院打官司?虽然没有媒体报道,其实,他本着陕西楞娃特有的倔强、质朴,绝对不信任政府法院和法律公正。

   

   最复杂莫过于人心。每个人都是社会动物,别说中国人口最多,流布最广,国人的交流和沟通非常困难,复杂。防人之心不可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际、个体与国家的关系?个体没有安全感,彼此哪来信任感,没有信任感,当然全社会不讲诚信了。最近,曼联球员孙继海回国,接受央视“面对面”栏目采访。主持人问他,海外踢球几年感悟最深的是什么?孙脱口而出:简单。与球员之间,与教练之间,与俱乐部之间,无论人际关系,还是工作关系,都非常透明、直率。中国人内耗太多,功利心太重。鼠目寸光,井底之蛙,最终都是自己害了自己,社会丧失内在的驱动力。这从中国从来没有哥伦布、麦哲伦、斯坦因、吉川小一郎……这等大冒险家可以看出些许端倪。

   

   每个人都喜欢较真,都善于较真的话,权利意识就普遍提升。儒家文化为统治者提供了最好的驭民智慧。家有孝,国有忠。彻底束缚住人性,消散了个体自由。费正清在其著作《美国与中国》有一个非常精妙的观点。华夏文明源于黄河流域的农耕文明。农耕文明的最大特点是自给自足。肥沃、松软的黄土颗粒,即使使用非常原始的二牛抬杠,也完全可以获得不错的粮食收成,抑制了对铁器工具的发明冲动。中国最早的铜器,大多用来祭祀,而不是作为生产工具和武器。黄土容易流失,条块状的梯田可保水土流失,所以,赖以糊口的条块梯田,千百年来塑造了中国人的性格,自我防范意识十分强烈。自给自足的生存模式,对劳力的需求旺盛,所以传宗接代被视为最大的孝道,大家庭也使家庭成员对外界的依赖减弱,平日里每个家庭几乎都是相互封闭的,所以,集体行为只有在节庆时才发扬广大。家庭氛围被基于血缘、辈分、和睦的亲情包裹,亲情是包容的、信任的,也是无原则的。人情文化皆源于此。但是,作为一个皇帝,以孝来约束子民,显然没有血缘、辈分的关系,名不正言不顺。忠,便成为专制者高超的统治密码。和谐,成为消灭个体自由,利于统治者的魔鬼咒语。

   

   中国人少有跟自己的长辈较真,少有人跟统治者较真的。父母是上天给予自己的,皇帝也是上天派来的。内在的人伦规范格式化了人民的大脑。造反,是被看作大逆不道的行为。家国不分。统治者的权力被赋予天赋的认可,具有天然合法性。做个听话的儿女,做个驯良的子民,合乎天意和人伦。鲁迅说,中国历史写满了“人吃人”三个字。我要说,老百姓自愿被统治者吃掉。怒其不争,哀其不幸。中国的人文资源里寻找不到维权的理论,只有借鉴西方成熟的人权理念,才能在中国大陆兴起如同马丁.路德金律师领导的那样声势浩大的民权运动。

   

   著名的马丁.尼莫拉牧师曾是纳粹德国的受害者。他在晚年忏悔自己的道德污点时,有一句经典语录,同样非常适合中国人。这句话后来被镌刻在美国波士頓犹太人屠杀紀念碑上:

   在德国,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沒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

   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沒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員,我沒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員;

   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沒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

   最后他们奔我而來,却再也沒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

   

   

   

   2006年7月10日

   

   

   原刊《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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