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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精英与商业精英联手维权

   
   
   

民营企业实力壮大


   

   中共实行重经济轻政治的改革战略,正在受到内生的民营企业的合力挑战。据六月八日《南方周末》报道:基于乡情和地缘,中国大陆民间崛起了著名的五大商帮——山东商帮、苏南商帮、浙江商帮、闽南商帮和珠三角商帮。其中浙江商帮是公认的第一大商帮,仅此一家商帮就掌握着六千亿人民币的投资额。各商帮在许多省份都设有独立的商会,凝聚着成千上万财大气粗、咄咄逼人的商业精英。浙商在各地的商会会长都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江西的浙江商会现有八百家会员企业,其中一百多名会员是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兴的商会基于自身利益的诉求,凭借强大的经济势力,迫使当地政府坐下来与他们进行谈判,强力争取公共政策的话语权。
   

商业精英的政治空间


   
   商帮壮大符合中共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战略,也非常投合各地政府官员招商引资、扩大政绩的胃口,这就为商业精英提供了政治保障的生长空间。贵州的浙江商会会长叶森林说:「许多省份的一把手都很愿意听取我们的意见,甚至有地方官员拍着胸脯向我们保证,自己的电话就是浙江商人的『一一九』。」商会与被称为「二政府」的所谓「民间社团」的各类行业协会,有很大不同。二○○一年,异地商会被民政部作为试点,首先在新疆和甘肃成立浙江商会。商会的最大特点有四:一,商会会长通过会员企业民主选举产生,按照程序办事;二,内部高度自治,自我管理,没有政府指派的工作人员担任职务;三,商会的作用是与政府进行有效沟通,替会员企业维权;四,商会独立于政府体制之外,而不受制于政府。商业精英愿意进入人大、政协,是出于名誉、经济利益考量,但又不完全如此。在中共专制制度框架下,商业精英不可能进入中共的官员序列,显然,这些民间商业精英,跟政府指派、捐款、行贿获得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截然不同。他们更乐意进行公开化、阳光下的谈判。他们强大的经济势力和孱弱的政治地位非常不相称,于是,他们主动寻求与其经济影响力相匹配的社会影响力,这只有通过对当地的公共决策的话语权,才能够扩张他们的社会影响力。因此,人大、政协是获得谈判资格的唯一平台,而这正是各级政府和官员求之不得的。双方各取所需。官员的任期有年限,而商业投资是长期的,因此,在现有的政治格局中达到局部地域的利益博弈和制衡。
   

处于弱势的文化精英


   
   商业精英开拓了崭新的、更具实效的维权模式,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社会弱势群体的上访、诉讼、喊冤、游行、绝食等维权形式,呈现局部和初步的「民主政治」运作准则。商业精英这种符合中共游戏规则、直接参与的维权模式,直抵中共政治制度内核,远远高于文化精英的维权智慧和手段。维权,文化精英很早就有作为,但自身受犬儒病、软弱性等文化传统制约和招安、进谏、谋臣等功利思维局限,目前并不具备如同商业精英那样强势的、独立的力量。文化精英一代接一代人,付出的代价非常巨大,一批批被流放,一个个被投进监狱,甚至被屠杀,结果却使自己的维权路径愈见困仄,效果越加空泛浮躁,虽然文化精英仍在矢志追求权利回归。对公共政策拥有话语权并最大化,是商业精英和文化精英的共同诉求,而知识资源与经济资源优化组合,使双方联盟成为可能:减少维权成本和偏差;使维权的层次、质量、高度和涉及面更具社会普遍性。
   

依中共法律维权是死胡同


   
   体制内的文化精英并不足道,他们是既得利益者。屁股决定大脑,在中国绝对是真理。体制内文化精英的利益选项,使他们本能具有摇摆性和投机性。他们恪于身份、地位、名誉,不愿冒很大的风险,不可能与商业精英结盟。依仗自身占据的资源,他们完全可以获得名誉和实惠。体制外文化精英(包括海外流亡知识分子)数量稀少,势单力薄,一盘散沙,陷于政治迫害、生存困窘、母语隔绝或资源贫乏的多重困境中。在「诉苦」、「抗议」、「揭露」、「回国」、「免于恐惧」的低等级、低层次进行维权,并且维权路径单一,特别迷思于通过法律诉讼维权,集体缺乏对中共流氓、无赖最本质的共识。近年,高居全球榜首的中国政治犯被以各种莫须有罪名重判,遭受迫害、绑架,这些都已经证明法律维权是一条死胡同。必须超越中共的游戏规则(包括法律),与社会上的优良、强势群体联手维权。知识精英圈子化、功利化、封闭化,内耗、分散了集体力量。一些知识分子丧失对信仰和真理誓死捍卫的决绝信心,中共苛酷镇压固然是主要原因,视野窄仄也是一大因素。维权不是夺权,而是天赋权利的自然归还。文化精英应自觉摒弃自私狭隘、个人膨胀、门户利益、优越感等局限,整合社会各个阶层的资源,超越现有法律和道德世俗,站在人性、人道、人权、民主、自由的高度展开维权,否则,将陷于迷宫,重践百年前新文化运动的悲剧,自生自灭,再为奴隶;或者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战友被不断投进监狱或流亡海外,奈何不得。话语权、政治和经济资源匮乏,使得体制外知识精英越来越边缘化。公民社会,知识分子的边缘化是合理、本真状态,他们是自愿边缘化,犹显出对公民社会非常宝贵、不可或缺的批判姿态和独立性。而中国知识精英一则被官方体制自然划分为内外两派,二则是不能见容于独裁政府,遭受排挤和打压。他们是被迫边缘化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首先是以发表出版权、个人收入、学术地位、单位、居住地等基本生存要素丧失为表征的,与西方社会知识精英的边缘化,含义完全不同。
   

优势资源的联盟


   
   免于恐惧(因言治罪)等同于免于坐牢,可以直接印证邪恶政权是多么的强大和恐怖。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独裁国家,中共绑架了十三亿人民跛足前行;中国是全球关押政治犯最多的国家,中共建政五十七年,关押、残杀的持不同政见者,数不胜数;中国是全球流亡海外知识分子最多的国家。但是,中国的文学、音乐、电影、绘画在世界面前却是一片黯然,没有震撼人心的伟大作品,让世人了解中共的罪恶和中国人民的苦难,这是所有中国人巨大、持久的悲哀!体制外文化精英中并不乏具备骨气血性、才华横溢、组织领导、品质出众的翘楚。他们的眼光、身姿不该满足于低层次的个人「对抗」中,与商业精英联手维权,首先争取言论自由,是迫切、可行、捷便的选择。商业精英的二代、三代,文化层次和职业水准,再上台阶,他们的个人身份已愈加模糊,商业才干和人文素养兼而有之。这使得他们的权利意识非常迫切和明确。文化精英和商业精英的联盟,只是一定时期的优势资源的合力集聚,而分道扬镳,将是必然的,不是谁拋弃谁的问题,而是一个在公民社会中角色定位的必然分离——回到各自在社会中本来应该扮演的角色中去。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对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强盛公民意识的社会精英而言,正当其时。◆
   
   
   ——香港《争鸣》月刊7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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