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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南山院士人权价值观缺失的悲哀

   

   

   

   钟院士在2003年非典肆虐时,撑起了中国知识分子敢讲真话的一根脊梁。最近,他的一台手提电脑在广州大街上被抢,钟院士愤而发怒:恢复收容遣送制度,把那些街头流民抓起来,改善广州恶劣的治安环境。乱世要用重典。钟院士迁怒流民,一言九鼎,大众哗然。他坐拥强势社会地位和极高社会知名度,这从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亲自批示限期破案可以得到直接应证。

   

   表面看,钟院士再次讲了真话。但分析他的言行,存在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不自觉歧视。他的话是讲给政府官员听的,媒体充当了极好的喉舌。但这次他不是为社会底层代言,却是为政府张目,为既得利益向弱势群体开枪,提供子弹,摇旗呐喊。他的立场完全站在政府官员的角度思考问题,没有仔细想一想现在广州、进而推广到全国的大城市,为什么有那么多流民?是谁将他们逼上绝路?

   

   首先,迁徙权是每个公民的合法权利,任何人、任何组织都无权剥夺。一亿多农民工进入城市谋生,企求获得相较农村的高收入,是出于获得财富的本能驱动。农村与城市几何等级的贫富差别,农民获得社会福利和救助的空白,才是数亿流民产生的根本原由。撇开制度性的歧视,简单谈论流民太多、城市治安恶化,无异于舍本逐末。

   

   其次,重典治乱不是一个健康社会的应有之为。法律有二元性,一方面惩罚犯罪,另一方面在于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包括被国家侵犯。惩治犯罪是次要方面,保障公民权益方是主要方面。钟院士还有一个奇特的观点:法律是保护好人的,坏人应该受到惩治。初听似乎很有道理,也容易获得公众的赞同。在他的潜意识里已经把流民归入“坏人”。但是,在执法机关没有获得流民的犯罪证据之前,所有人都是合法公民,包括流民的身份都受到保护。法律罪名没有预设和假定,只讲证据。

   

   再次,收容遣送制度给全国老百姓带去的罪恶,罄竹难书。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孙志刚在广州收遣所受虐致死,揭开了收遣所重重黑幕,激发众怒,直接导致黑暗收容遣送制度的终结。有专家调查:收容遣送所关押者70%都是合法公民。这一非法制度倒成为各地民政和公安机关敛财的合法渠道。社会黑恶势力也介入其中,官匪一家,坑蒙拐骗,大肆捞钱。1998年10月,笔者曾和湖南籍异议人士汪振坤,被深圳警方借口是“三无人员”收容遣送,关押在著名的广东省樟木头遣送中心。深圳几乎各派出所门口都有办暂住证、边防证的公开窝点,内外勾结,只要交300—400元,胡乱填写姓名等个人资料,他们三天就办理好证件;边防证可以自己填写,他们只管收钱盖公章。1997年香港回归前后,广东各地警察疯狂在大街上随意抓人,处处是恐慌之城。出门可以不带钱包,身份证、暂住证、边境通行证缺一不可,否则就被抓走。我在《大周刊》的一个同事。美编。晚饭后穿着大裤头、拖鞋下楼散步,被警察抓走。第二天刚好在印刷厂制作菲林。没有美编把关,印刷厂不能开机印刷。总经理习保平(2000年被判20年徒刑)报警。次日,美编才从深圳银湖收遣所打来电话报信。习保平急忙找关系人,花钱才保释出来。

   

   最后,我们观察钟院士的言论,人们看不到钟院士面对低能政府的铮铮硬气,他丝毫没有谴责政府管制社会治安的无能,却将矛头对准庞大的社会弱势群体。不知他是感激省委书记亲自点将迅速找回电脑,还是欺软怕硬心理使然。他在治安混乱的城市被劫很有价值的电脑,在不恰当的时候说了不能与时俱进的昏话。折射出他的价值观还是专制制度训化出的等级意识和强权意识。真为钟院士悲哀!

   

   钟院士或许出于一时激愤,但是,绝不该把愤怒发泄在庞大的弱势群体身上,而应谴责政府。名人效应被人人自危的社会迅速放大,更被政府的恶吏添枝加叶的片面利用,如广州市政法委书记说:警察遇到街头抢劫犯逃跑,可以开枪。中国一流科学家的人权概念、人文素养、法制观念竟然停留在这样的水准,非常让人唏嘘。中国人真的命不如狗?!

   

   

   2006年6月26日

   

   ──《观察》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

   Saturday, July 01,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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