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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的电影美学起义

   1•影业草莽异军突起
   
   张艺谋登上电影行业的历史舞台,是一个刘邦式的故事,一个朱元璋式的传奇。当年拍完其成名作《红高粱》到上海影评界听取反响的时候,此君剃着光头,披着军大衣,颇有点李自成进城的派头。而事实上,无论从电影美学还是从文化观念上,张艺谋其时都在《红高粱》里恰到好处地完成了一场响当当的起义。《牧马人》和《天云山传奇》一类的悲悲切切,痛哭流涕,因为《红高粱》的问世而迅速消声匿迹,成为如烟的往事。朝酒坛里撒尿,然后硬说是好酒,声嘶力竭地吼叫“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就着高粱地作爱那样的豪放,飞快地上升为一种奇怪的时尚。仿佛如此一阵吼叫,中国人突然变得不再压抑了,颇有扬眉吐气的大快人心。仿佛有个山头被占领,又像是哪个堡垒被攻破,《红高粱》如同一面迎面飘扬的旗帜,在中国电影界哗哗作响。直到事过境迁,人们才发现,《红高粱》那种令人鼓舞的画面,原来出自日本名导今村昌平的《鬼婆》。即使如此,也不能算是一场误会。就算是误会,中国观众也实在是太需要那样的误会了。总而言之,来自西北黄土高原的张艺谋,成了中国观众继谢晋之后的又一个征服者。无巧不成书,就在这之前,上海的电影评论界刚好有人宣布:谢晋时代应该结束。接踵而止的张艺谋时代,于是就轰隆轰隆地开始了。
   
   2•偷窥欲望大快朵颐

   
   倘若把王家卫电影比作是制作精美的西餐,那么张艺谋作品端给观众的,乃是地道的中餐。从《红高粱》的成功上,张艺谋深深感受到中国观众的性压抑有多么严重。于是,本能和欲望,成了张艺谋电影接下去的关注焦点。《菊豆》一片从农民的性欲入手,《大红灯笼高高挂》则从地主如何享受女人着眼。张艺谋力图从农民的精液里找出原始的本能,一如日本导演大岛渚的《感官王国》从妓女故事里发现性的秘密。比起《感官王国》背后极其冷峻的审视,张艺谋的灯笼挂得太高,不小心露出了偷窥的窃喜。
   
   无论是今村昌平的《鬼婆》,《楢山节考》,还是大岛渚的《感官王国》,对日本民族某些劣根性的批判,全都鞭辟入里,并且痛切不已。相比之下,张艺谋却十分陶醉于中国男人在床笫间的寻欢作乐。从《菊豆》里装模作样的压抑,到《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精心描述的享受,张艺谋体验到了西门庆式的快乐。那是一种细细的品味,一种充满窃喜和心跳的偷窥,偷窥中国男人如何在成群的妻妾身上大快朵颐。被张艺谋的大红灯笼最终高高挂起的,其实是一股复辟男权的热情。
   
   《红高梁》乃是勃起的红,红得还算硬朗。高高挂起的大红灯笼则是西门庆式的红,红得俗气,红得粗鄙。这两种红色,由于全都源自性欲,所以毫无诗意可言。尤其比之于根据渡边淳一小说改编的影片《失乐园》,张艺谋的情欲电影庶几让中国男人无地自容。
   
   从表面上看,张艺谋似乎颇有日本武士式的坚韧。但在骨子里,张艺谋没有那种从本能一下子飞升到纯粹精神的富士山脾性。张艺谋能够吃苦,但吃苦过后,必须跟随着享乐。张艺谋绝对不会在影片里高举起爱的毒酒,一饮而尽。欲望的满足,是张艺谋情欲电影的终极边界。
   
   3•在欲望和权力之间寻求平衡
   
   张艺谋到《活着》为止的电影作品,几乎全都是借助于八十年代的所谓先锋文学。张艺谋曾经如同帝王网罗天下英才一般地临幸当红的先锋作家。但《活着》一片的被禁,使张艺谋猛然意识到,不能继续跟着先锋文学乱走一气了。
   
   今村昌平和大岛渚都是一旦起步就绝不回头的艺术家,张艺谋却知道如何揭竿而起,如何嘎然而止,再如何蓦然回首。尤其是当他发现那些先锋作家全都一面先锋一面踩着红地毯时,越发变得灵珑剔透起来。欲望一旦碰到了权力的铜墙铁壁,浪子回头金不换的老话,就会在空中当当地回响。
   
   于是,张艺谋开始《有话好好说》。其实,早在《秋菊打官司》里,张艺谋已经在寻求欲望和权力之间的平衡。既然要活着,就得好好说话,不能老是渲泄个没完。张艺谋生怕去打官司的秋菊,吃相太过生猛,还特意让她隆起怀孕的大肚子,增添在权力面前的可怜和忠厚。
   
   张艺谋这一时期的电影,假如再算上《我的父亲母亲》和《幸福时光》,应该说是相当甜美的,尽可能地展示诸如淳朴之类的农民相。这个时期的张艺谋,有如春晚节目里的赵本山,朴实得就像一颗圆乎乎的土豆。
   
   这样的朴实,合乎逻辑。观众那里已经得足了分数,接下去当然应该有个钦定的位置。用张艺谋的电影语言,叫做讨个说法。高粱地里搞过了,秀才娘子的宁式床也睡过了,最后哪能不在龙庭上坐一坐?这原本就是中国式造反的必然归宿。张艺谋的电影美学起义,当然也不能例外。
   
   作为一个电影艺术家,张艺谋的特点在于顽强。而他的顽强又在于,除了成功,什么都不要。
   
   4•《英雄》,登基时刻的权力崇拜
   
   张艺谋的《幸福时光》,其实是在《英雄》一片中抵达的。在欲望和权力之间,几度徘徊之后,张艺谋毅然决然地向朝廷交出了自己的忠诚。此刻,对权力的热烈崇拜,替代了当初籍张扬欲望而赫然登场的朝气蓬勃。在高粱地里胡闹一气的傻小子,突然摇身一变,成了君临天下的秦始皇。这是一种有关成功的特殊表达,表达得十分老式,仿佛是对朱元璋当年坐上龙庭的某种抄袭。同样夸张的色彩,在《红高粱》里是一片片高粱的激情摇曳,到了《英雄》则成了血染的帝王风采。在向秦始皇倾吐出一片热烈颂赞的同时,张艺谋宣告了在中国电影界的正式登基。天下者,艺谋的天下。艺谋不牛,谁牛?艺谋不秦始皇,谁秦始皇?
   
   然而,再牛气也毕竟不是真的朱元璋,更不是真的秦始皇。拍完《英雄》,心满意足的张艺谋打着饱嗝,在《十面埋伏》中扮演起了捕快。仿佛怕人不明白他的这种变化似的,紧接着又在《千里走单骑》里做了把关云长。不知下一部电影会不会抬出黄天霸。朱元璋变成了招安后的宋公明。打田虎,征方腊,忙得不亦乐乎。
   
   如此一番从起义造反、到招安做捕快做保镖的电影美学历程,在世界电影史上可谓独一无二。这是中国式的艺术生涯。在当今中国电影界里,远不啻张氏一人,以此获得成功。张艺谋只是最为典型的一个罢了。张艺谋的成功,让谢晋黯然失色。谢晋不过是在文革期间,依然能够以《春苗》一类影片保持红光满面。张艺谋却以自己的艺术生涯,生动而完整地诠释了一个影业草莽的中国故事。这是在黄土地上种出来的艺术庄稼,在欲望和权力之间,顽强地展示自己的生命力。将来张艺谋退场之后,这样的庄稼也许会绝迹,成为历史。中国电影艺术到了那时,可能会有真正的起步。
   
   2006年3月30日写于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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