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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维明的文化投机:儒家的晚期病症

在海外的华人文化中,影响最大的应该算是杜维明宣扬的所谓新儒家。与余英时几乎足不出户的低调相反,杜维明西装革履地四处奔波,满世界乱飞,比当年孔子周游列国还要忙乎。一会儿用英语向西方世界宣讲,一会儿用中文向中国同胞布道。说是孔子再世,却过于油头粉面;说是儒家的现代牧师,又没有丝毫虔诚。《儒林外史》所描述的不过是些老式的腐儒。儒家的徒子徒孙演化到今日,方才有了现代模型;其特征与迂腐刚好相反。油嘴滑舌,团团作揖,眼观六路,八面玲珑。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在不同的场合作不同的定义。一会儿慷慨激昂,一会儿低声下气。刚刚还是庄严法相,转眼就像花旦般地向听众捏出一个兰花指。孔子活过来见了这类儒学大师会活活气死,朱熹活过来看到如此不堪入目的表演,会忍不住喝令门徒掌嘴。但恰恰是这么个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的人物,竟然成了振兴中华传统文明的要角。阅读这类人物的文章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可是为了澄清文化事实,又不得不做一回大师的读者,当一回大师的听众。
    
   一、儒家成了个同心圆

   记得上个世纪的什么时候,科学家曾经提出,宇宙起源于爆炸。这个假设至今还在争议之中。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杜维明宣扬的新儒家,竟然也是爆炸型的。请看:
   如果用一个形象的语言呢,就是我们可以想象《大学》所体现的人文精神,是一个逐渐向外拓展的同心圆。这个同心圆的外圆应该是开放的,从个人到家庭、到社群、到国家、到世界乃至到人类的群体——宇宙。它是向外扩展的,同时它是层层深入,对一个人的身体,我们的心知、我们的灵觉、我们的神明。就象陆象山说的,它这个人文精神是一个十字打开的人文精神,一方面向外扩展,一方面向内深入。后来孟子所谓的“掘井汲泉”,尽量在我们存在的条件之中向内发掘,一直要碰到一个能够向外通的源头活水。这一个思想的体系,不仅在中国,而且后来在东亚,现在在世界上也受到大家的重视。(《儒家的人文精神与文明对话---杜维明千年学府报告会》)
   不知道杜维明所说的人文精神,其出处是不是跟90年代初大陆学界的那场人文精神讨论有关。但愿是杜维明先生独立思考的结果。这且不谈。这里要说的是,杜先生构画的这个图式,让人着实体会了一次《大学》人文精神的爆炸过程,从个人到家庭、到社群、到国家、到世界乃至到人类的群体——宇宙。场面极为壮观,而且既是向外扩展的爆炸,又是向内深入的爆炸。以前只听说过,毛泽东思想是精神原子弹。没想到杜先生也制造了一颗,并且威力更强大,可以在宇宙和在人的内心同时炸开。
   至于爆炸之后是个什么情形,杜先生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告诉大家说:
   儒学图中的纵轴,下面是地,上面是天,表明儒学有超越的向往,而“天”又是与人文世界有密切联系的。正因为如此,儒学系统是立体性的,它有若干课题,展现出若干层面。第一是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儒家希望二者是一种健康的互动关系。第二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儒家希望二者保持一种和谐,就是提出人定胜天观点的苟子,也强调天人和谐,达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此外,人格的内涵至少有四个层面,即身心灵神。(杜维明《儒学的理论体系与发展前景》)
   刚才是壮观,现在是精致。立体的。可能还会转动吧?就像闵可夫斯的时空座标一样?要不,人格的内涵怎么可能连神灵都包括进去了呢?这与其说是儒家学说,不如说是一场魔术表演。
   按理说,对儒家进行如此这般的夸张,乃是相声演员的作为。为了在搞笑声中解构儒教的三纲五常,故意把儒家说成是立体的,是以个人为圆心的一场大爆炸。杜先生制作如此壮观的场面,与其说是在宣扬什么人文精神,不如说是在拿朱熹开玩笑。假如去掉杜先生的想像,那么朱熹在解释《大学》的基本精神时,非但没有提及人文二字,而且还强调是仁义礼智之性。
   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盖自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然其气质之禀或不能齐,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间,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使之治而教之,以复其性。此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所以继天立极,而司徒之职、典乐之官所由设也。及周之衰,贤圣之君不作,学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风俗颓败。时则有若孔子之圣,而不得君师之位以行其政教,于是独取先王之法,诵而传之,以诏后世。(朱熹《大学章句序》)
   朱熹的说法,算得是宏观的了,但也不过追溯到三皇五帝而已。从朱熹的阐述里,大学的精神非但不是以个人为圆心的开放性的同心圆,而且相反,是将个人纳入到教化之中的封闭体系。个人并不是天生就有“爆炸”能力的。一般的个人想要有所成就,需要经过“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的“亿兆之君师”的占拨和启蒙。试想,假如真的“六亿神州尽舜尧”了,那么还要朱熹那样的圣人干什么?还要孔子那样的圣人干什么?还要杜先生这样的大儒干什么?朱熹与其说是强调人皆有仁义礼智之性,不如说是强调教化的作用,强调君师的重要,强调贤圣之君的不可或缺。一旦阙如,那么就会出现“贤圣之君不作,学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风俗颓败”的悲惨景像,只好等着让孔子那样的圣人,或者朱子那样的也行,来拯救芸芸众生。
   想必杜维明先生一定读过朱熹这段话,应该不止读了一遍。难道是没有读懂?还是故意搅局?或者刻意搞笑?要是朱熹活过来,听到杜先生如此胡言乱语,岂肯善罢干休。
   当然,朱熹没有能够活过来,所以杜先生尽可以继续发挥下去:
   “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在1985年我在北京大学担任了中国哲学系关于儒家哲学的课程。我第一就先问我们的同学,说“儒家的思想是为己还是为人?”. 当时绝大多数的在北大的同学,包括研究生,都说“那当然是为人,为人民服务,儒家的应该是为人之学”我说这个和《论语》里面所讲的正好相反。《论语》里面提得非常清楚,“儒家是为己之学”,不是为了师长,不是为了家庭,甚至也不是为了简单的社会的要求,是为了发展我们自己的人格,为了发展我们自己人格的内在的资源,是“为己之学”,不是“为人之学”。但是这个已不是一个孤立绝缘的个体,它是一个关系网络的中心点。从这中心点来讲人的尊严,从关系网络来讲人的社会性、人的感通性、沟通性。所以儒家里面在《论语》里提出的一个基本价值,“仁爱”的“仁”的基本价值,它有两个向度:一个为人有己,每一个人都可以阐发他自己内在的道德资源,每一个人都可以发展他的独立人格;同时人一定要敢痛,一定要通过同情,一定要能和社会逐渐地展现。儒家从这个角度来看,《论语》所体现的不是一般我们所谓的道德说教。(《儒家的人文精神与文明对话---杜维明千年学府报告会》)
   跟朱熹开过玩笑之后,杜先生随即把玩笑开到了孔子头上。还举出在北京大学的一堂哲学课为例。经过一番是为人之学、还是为己之学的探讨,得出结论说,儒家是为己之学,并且还是孔子在《论语》里倡导的。这让孔子听了瞠目结舌,而让杨朱听了会跳起来,什么,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的利己主义,竟然被孔子抢去啦!于是,孔子只好向杨朱解释说,别听我那个不肖子孙胡说八道。老夫说的为己之学,不是那个意思。杜生小子是断章取义。
   任何一个读《论语》的人,都不会把孔子强调的个人之于秩序的服从,误读成秩序向人的称臣。仁者爱人。爱只是仁者的特性,成为仁者才是一部《论语》淳淳教导的核心。而仁的要义,不在于个人的定位,而在于个人在与他人的关系中的定位。二人以上,方为仁。现代哲学家所谓他人是地狱的那个他人,恰好是孔子之仁的起点。而且,人与人之间也不是平等的,而是等级分明的。要不,孔子怎么会指责管仲不知礼呢。在孔子心目中,当年周公定下的“尊尊亲亲贤贤男女有别”,是绝对不能触犯的。
   至于“为己”云云,凡是在毛泽东时代领教过书记或者政治辅导员所做的思想工作的人们,全都知道是什么意思。不管是教育了你,还是惩罚了你,最终都会归结为,是为了你好。把你发配到边疆,是为了你好。把你扔到北大荒,是为了你好。甚至让你去劳改、把你扔进监狱,也都是为了你好。此乃“为己”之真意也。
   因此,杜先生根本不必故作惊人之语。要说玩弄这套把戏,毛泽东时代的随便一个支部书记或者辅导员,都可以玩得比哈佛教授杜先生像样得多。如此“为己之学”的功夫,书记们和辅导员们,比杜先生不知高明多少倍。
   当然了,杜先生也不是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荒腔走板。他接下去马上自我纠正道,“但是这个已不是一个孤立绝缘的个体,它是一个关系网络的中心点。”
   杜先生如此善变,让人不由想起秦朝那个赵高的指鹿为马。不过,赵高把鹿说成是马之后,并没有转眼又把马定义为鹿。因为否定的否定,乃是肯定。杜先生比赵高更高明的地方在于,他把鹿说成是马之后,随即又把马说了鹿。结果,赵高是当真的;而杜先生不过是跟大家开个玩笑罢了。只要大家不当真,听过也就听过了。
   杜先生的新儒家,骨子里其实是相当后现代的。他不仅可以把《论语》说成是“为己之学”,而且还会肆意发挥说:“以前中国的《六经》,事实上可以说体现了六种不同的人文价值和人文精神。”(《儒家的人文精神与文明对话---杜维明千年学府报告会》)不知道杜先生这场演讲的对象是些什么人。从杜先生的如此随意来看,要么是以为中国人现在脑后还留着辫子的西方人,要么是“五四”之前的职业中国家庭妇女。否则,很难解释杜先生胆敢如此荒唐。不说其它,六经大都是经过孔子之手。孔子明确说过,“吾从周”。就算是六经之间有什么区别,那么最大的区别也仅在于:属周孔和不属周孔。孔子本事再大,也调制不出六种不同的人文价值和人文精神。也许杜先生真的是在玩弄后现代的解构主义,抑或学术上的行为艺术。
   从杜先生后面的解释来看,他其实不过是想要个和谐罢了。他提及另外二个原则时说,一个“是个人和社会要进行健康的互动,而社会是从家庭一直到人类社会。” (同上)另一个是“人类全体和自然能够进行和谐、持久的和谐。”(同上)原来如此,杜先生想要的,不过是和谐。说了老半天,原来是一场集体交谊舞。从解构主义的角度来说,杜先生是相当成功的。什么都说了,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说,又什么都说了。演讲圆满成功,听众皆大欢喜。杜先生笑了,笑得很像金庸《鹿鼎记》里的韦小宝。
   平心而论,杜先生的新儒家,没有孔子那么僵硬,也没有朱子那么死板,更没有废黜百家、独尊儒家的专横。因为杜先生并不是个了不得的文化角色,也不是个留芳百世的历史人物,而不过是个文化票友,不过是个学术白相人。他说着说着,就想把各种各样的学说,通通囊括到他说的新儒家里,你好我好大家好。这就像一个随便瞎混的京剧票友,虽然自称是梅派,却把其它所有的唱腔,全都学唱了一遍,然后说,这就是他学会了的梅派。
   这么一个白相人,要是出现在老式的上海滩上,跟杜月笙、黄金荣为友,谈谈文化,听听戏曲,哼哼小调,玩玩女人,那倒也不失为一种无可厚非的景观。曹禺戏剧《日出》里,不也有个叫做胡四的小白脸,如此这般地混着的。问题是出在,杜维明先生是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这不仅对美国学府是天大的嘲讽,对所有的听众和读者是个天大的玩笑,就是对杜维明本人,也是极大的压力。既然做了教授,总得拿点东西出来。一方面要给美国人一个交代,一方面也要给黄皮肤的同胞一个说法。杜维明的所谓新儒家,应该是在这么一种背景下调制出来的,就像一盘中不中西不西的文化色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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