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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文革:在毛天下与党天下之争中同归于尽

内容提要:十年文革乃是毛泽东的文革。作为史无前例的千古一帝,毛泽东集秦始皇与陈胜、吴广于一身。毛泽东在帝王史上的的另一个史无前例,乃是集帝王和圣贤这两个角色于一身。毛泽东不仅手握至高无上的权力,而且拥有以前的帝王所从来没有拥有过的话语,或者说,思想体系。1949年,毛泽东成功地领导共产党夺得了天下。1966年,毛泽东又同样成功地把共产党的天下,变成了毛泽东的天下。即以毛泽东、江青夫妇为核心的家天下或曰毛天下,取代了共产党的党天下。毛泽东的文革最后是以失败告终的。毛泽东的权力和毛泽东的话语、毛泽东的帝王之尊与毛泽东的造反有理、毛泽东的思想和毛泽东的乌托邦,最后全都同归于尽。
   毛泽东让中国人民在他脚下站起来
   早在井冈山把共产党从五四党变成山党的时候,毛泽东就开始走进几千年来绵绵不断的历史轮回(参见拙作《论毛泽东现象的文化心理和历史成因》)。从陈胜吴广到洪秀全、孙中山,二千多年来,在那个长长的行列里,与毛泽东的成功比较相近的有刘邦、朱元璋、李自成。1949年10月1日,当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一说是在政协大会上所言)的时候,人们应该意识到,这其实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皇帝宣告诞生了。假如中国人幸运的话,那么,这应该是最后一个中国皇帝。

   发生在二十世纪中国的革命,可以说,是从打倒皇帝开始,到毛泽东步入中南海重新坐上龙庭结束的。这场从孙中山到毛泽东的革命,充满了滑稽和反讽。江湖革命家孙中山无数次地组织起义,及至标志历史转折的武昌起义爆发,此公却偏偏不在场。革命家们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地致力于推翻满清王朝,而真正解决那个王朝的历史人物,恰恰是后来复辟称帝的袁世凯。袁世凯以炉火纯青的政治手腕,把紫禁城变成了满清王朝的坟墓。不放一枪,不流一滴血。整个过程之精彩之高妙,不要说孙中山和毛泽东,就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华盛顿,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宠儿拿破仑,乃至英国革命的克伦威尔,都难以望其项背。孙中山的革命结果是引狼入室,将苏联革命的恐怖和专制嫁接到中国传统的草莽造反和江湖起义。毛泽东的革命完成了乌托邦专制和中国传统极权的杂交,所谓革命成功,无非是毛泽东戴着共产主义的面具,坐上秦始皇和朱元璋同样坐过的龙庭。比起毛泽东冠冕堂皇地入主中南海,袁世凯的称帝庶几成了冤大头。袁世凯不知道,中国历史到了二十世纪,皇帝已经不再叫做皇帝,而是叫做领袖。假如当年的袁世凯宣称,他是中华民国的领袖,那么得到的就不会是反对和哗变,而是欢呼和拥戴。聪明一世的袁世凯,实在是糊涂一时。他竟然都不知道,称领袖做领袖也一样的可以皇恩浩荡,一样的可以专制极权,一样的可以嫔妃成群,一样的可以践踏法律,一样的可以把国家玩弄于股掌之上。
   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的话语能力确实过人。他不仅知道把皇帝的称呼改成领袖,而且还懂得把自己的称帝,说成是“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叫做欲擒故纵,要让国人拥戴他的称帝,非但不提皇帝这个词,而且还把自己的入主中南海说成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人民确实站起来了。1949年10月1日走过天安门城楼的所有中国人民,全都感觉自己站了起来。他们当中没有人意识到,他们是在毛泽东的脚底下站起来的。毛泽东只消轻轻一踩,中国人民就成了粉齑。这与其说是中国人民太愚昧,不如说是中国人民太聪明,竟然能够和毛泽东心照不宣。在有皇帝的时代,中国人民动不动就想起来造皇帝的反。而一旦没有了皇帝,中国人民又觉得很难受,很想找个伟大领袖作代偿。东方红,太阳升,并不是毛泽东自己唱的,也不是毛泽东逼着中国人民唱的,而就是中国人民自觉自愿地唱的。没有了皇帝的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再没有伟大领袖。这两者都没有了的中国人民,就像没了爹娘的孩子,在没有皇帝和领袖的黑暗里瑟瑟发抖。那东方红、太阳升,不唱行么?
   毛泽东把自己的称帝叫做“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无疑是高明的,而中国人民心领神会地高唱东方红、太阳升,也不失为一种伟大。毛泽东的伟大,建立在中国人民伟大的基础之上。没有中国人民的伟大,哪来的伟人毛泽东?毛泽东的伟大,只不过是集中了所有中国人积攒了几千年的伟大罢了。因此,毛泽东的伟大无论在中国人民心目中,还是在西方知识分子心目中,尤其是美国左派知识分子和美国左右两派政客心目中,都是毋庸置疑的。尼克松和基辛格在各自的回忆录中,对毛泽东如何伟大表示五体投地,并不是客套,而是对毛泽东的心悦诚服,也是对整个中国人民和中国历史的心悦诚服。犹太人的聪明是全世界人民有目共睹的,唯有中国人的伟大,却还没有达成共识。
   伟大的中国人民和伟大的毛泽东,在1949年以后的政治运动中,配合得相当默契。一部分人民跟着毛泽东,不断地打倒着、乃至在肉体上消灭着或者说清除着另一部分人民。基于一种拉帮结派的传统,中国人民很知道如何划分界线,把自己划入革命派,把别人划入反动派;把自己划入胜利者,把别人划入失败者。失败者的行列中,在农村有地主富农,在城市有资本家,在知识分子中有右派,在无业游民中有坏分子。假如说,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暴虐狰狞的专制舞蹈,那么无论是领舞者毛泽东,还是群舞者中国人民,全都跳得十分投入。过去鲁迅笔下的看客,如今有了把别人置于死地的机会和肆意地折磨同胞的快乐。所谓的中国历史,真的如同毛泽东说的那样,变成了“一些阶级消灭了,一些阶级胜利了”的历史。通过不断地消灭另一部分失败的人民,胜利的那部分人民斗志昂扬、意气风发地走在毛泽东指定的那条叫做革命的大路上。毛泽东喜欢这样的历史游戏。毛泽东不仅敢于玩弄这样的历史游戏,毛泽东也善于玩弄这样的历史游戏。这是以往中国历史上的秦始皇们和朱元璋们所望尘莫及的。
   假如没有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沉缅于不停地打倒别人的中国人民是绝对不会感到疲惫的。信奉斗争哲学的毛泽东,深知中国人民几千年来已经养成了狼狗一样互相撕咬的习性。即便是饿得头昏眼花,只要一说有敌人,马上就会眼睛发亮,怒发冲冠。用发现新的敌人来代替饥饿的感觉,使毛泽东轻而易举地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转危为安。彭德怀不过是像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一样,做了毛泽东的替罪羊。指鹿为马的本领,在毛泽东进一步上升到了随心所欲地看风使舵。
   毛泽东以善变保持其英明伟大
   比起镇压反革命,屠杀地主富农,消灭资本家,1957年的反右运动,毛泽东的英明不在于明察秋毫,而在于顺势作变。坐了龙庭的毛泽东,在镇压了所有失败的阶级之后,一时间有些轻飘飘。小人得志,即便在具有雄才大略的毛泽东也未能免俗。在把党外的敌人赶尽杀绝之后,毛泽东开始把斗争的目标锁定在党内的同伙身上。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有传统的。做皇帝的从来不把平民百姓当作对手,而总是与官吏们过不去。尤其是皇帝身边的大臣重臣,通常是皇帝的主要斗争对象。这与其说是皇帝与官僚阶级天然相克,不如说是皇帝不喜欢官僚们动不动与圣上分享权力。退一步说,就算是一伙强盗抢银行,到了分赃的时候,领头的那个总是把充满狐疑的目光投向欢天喜地的同伙。
   发动知识分子向党提意见,不能说是毛泽东的阳谋,而是他想给党内同伙敲敲警钟,至少是提醒他们不要忘了是谁给他们带来了胜利:喝水不忘掘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在这之前的批判胡适唯心主义,批判胡风,批判《红楼梦》评论上的非毛式意识形态倾向,虽然声势不可谓不浩大,但毕竟不过瘾。敲打文化人,只消一声令下,中国人民立马一涌而上,吐痰泼污水,热闹得很,但也无趣的很,没几下就玩腻了。生性好动的毛泽东,接下去产生了反过来玩游戏的冲动,让文化人向党提意见。这个游戏的玩法不再是批判文化人,而是放手发动文化人,让文化人大鸣大放。
   号称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的毛泽东,在领导其党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之后,内心深处产生了莫名的反党冲动。很难从意识层面上解释这样的冲动,因为这多多少少带有潜意识的成份。且不说毛泽东在成为领袖之前曾经被这个党折腾得苦,即便是党的许多纪律,也使不愿受束缚的毛泽东感到不耐烦。连讨个老婆都得通过政治局讨论。更不用说,党得了天下之后,毛泽东再英明再伟大,也不得不首先承认,这是党的天下而不是他毛泽东的天下。在打倒了所有党外敌人之后,接下去的斗争,不知不觉地渐渐朝另一个方向聚焦:究竟是党坐了天下,还是毛泽东坐了天下?这是1957年大鸣大放最为深层的历史背景。这个背景无论在党还是在毛泽东,都是潜伏在其无意识层面里的,而不是被明确意识到的,更不被诉诸语言文字,因此是绝对不可能在任何文件里找到的。哪怕把天底下所有的秘密档案翻个底朝天,也翻不出这样一个隐秘的背景。真正的历史,不是隐藏在文件里,而是潜伏在无意识之中。
   毛泽东和党内官僚的梁子,其实早在1957年的大鸣大放中就已经结下了。只是在当时,彼此谁也奈何不了谁。结果当然是达成妥协,拿那些当真大鸣大放起来的书呆子们出气。在这个过程当中,邓小平那样的党内权贵是积极的、主动的,而毛泽东起先则是消极的、被动的。鼓励文化人向党进攻,本来就是毛泽东本人的意思。一如当年高岗向刘少奇周恩来发难,得到过毛泽东的默许。但无论是高岗还是1957年的知识分子,全都不懂得毛泽东的善变本性,不知道毛泽东的因势利导本事。再说,毛泽东让知识分子大鸣大放的本意,也不过是以此跟党开个玩笑,至多只是闹个别扭。一旦从鸣放中听出诸如轮流坐庄之类的意思,毛泽东的龙颜即便不怒,至少也断然不悦。一句“事情正在起变化”,就像八股文中起承转合的转字诀,一下子将斗争的矛头转向了正在鸣放的书呆子们。
   真正是风云突变。刚才还是个鸣放的春天,转眼便成了知识分子的地狱。千百万右派纷纷中箭落马,在地上痛苦得翻滚不已。此时此刻,毛泽东和党内权贵们却两情相悦,“根,相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每一阵风过,彼此都互相致意。毛泽东和党内官僚阶级,就这样达成了默契,就这样一笑泯恩仇。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究竟是毛天下还是党天下,可以慢慢说,要紧的是彼此同心协力地把这天下给坐稳了。
   就当政了的中国共产党而言,毛泽东既是大救星,又是麻烦制造者(Truoble Maker)。1957年的大鸣大放,差点弄得彼此都下不了台。好在有千百万书呆子填底,彼此踩上一脚,省却了不必要的误会。这边厢刚刚摆平,一转眼,大跃进造成的饥荒又成了个难题。毛泽东的好大喜功,以千百万中国人民的性命作赌注。赶超英美,大炼钢铁,多快好省,高产卫星,一日千里……搞建设就像变魔术,赢了证明伟大领袖的英明无比,输了只好请中国人民自己承认渺小。像蚂蚁一样的中国人民,饿死成千上万,也不过是伟大领袖和同样伟大的党为了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所交付的学费。他们的生命本来就是领袖和党给的,关键时候献出去,也不枉了领袖和党疼爱他们一场。这原本是在党和人民之间不言而喻的事情,更是伟大领袖和党内官僚心照不宣的隐秘。1959年的庐山会议,假如大家能找出个替罪羊来,让伟大领袖仍然伟大,让党继续正确,一切都将平安无事,就像1957年大鸣大放造成的危机一样,毛泽东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便和党内官僚们安然度过,彼此皆大欢喜。问题只是在于,谁是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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