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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革命及其语言神话和抗日话语

黑格尔的哲学体系虽然出自这个哲学狂人的臆想,但黑氏的有些哲学命题却不乏天才的感悟,比如他的三段论。如果可以用中国式的哲学术语来阐述黑格尔正反合三段论的话,那么正好是个阴阳和合的过程。一正一反,一阴一阳,然后和合,进入新的过程。比如一男一女,一旦和合,便会产生新的生命。一个男人加一个男人自然等于二,但一个男人和合一个女人,那就可能等于三。三段论的天才之处与其说在于其逻辑推演的严密上,不如说在于其直觉感悟的独到上。黑格尔在此凭借他的逻辑方式所把握的不是绝对精神的奥秘,而是存在本身的生命节奏。这种节奏不仅可以在逻辑推演中呈现出来,也同样体现于日常生活体现于艺术和欢娱,比如交谊舞中的三步舞(华尔兹)所体现的就是这样的节奏,嘣-嚓-嚓,嘣-嚓-嚓;正-反-合,正-反-合。我觉得三拍舞步比四拍舞步更接近于生命本然的内在节奏,因为成偶数的舞步所标记的乃是生命作为生存状态的节奏,一如走路和呼吸,而三拍子舞步却切入了生命的存在状态,或曰本真状态。四拍舞步是恒常的不变的,如同走路必须前后摆动,呼吸必须一紧一轻,但三拍舞步却是跳跃的变化的。正反合的合,在黑格尔看来是终止,但实际上却是嬗变。这样的生命节奏体现在中国晚近历史上也同样如此。从曾国藩时代到毛泽东时代的演变,就是以正反合的节奏完成的。陈独秀、北大、“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正,孙中山、黄埔军校、北伐战争为反,最后,毛泽东、井冈山、延安的抗日方略及其49年的胜利为合。
   虽然如前章所述,孙中山的北伐是对“五四”新文化的反动,但假如没有后来毛泽东的革命,历史的嬗变还是不能最后完成。在毛泽东的革命之前,历史演变的许多因素都还没有成熟到和合的程度,诸如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莫斯科的指导和中国共产党自身的独立自主程度,北大的“五四”新文化能否与黄埔军校的暴力组合,一统天下是否有了与之相应的精神支柱,等等。在此,历史的三拍子舞步只是从陈独秀跳到了孙中山,下一步将落实在哪里,当时的人们还根本不知道。正是这种未完成的嬗变状态,使蒋介石得以扭转孙中山的革命指向。虽然依旧以一统天下为目标,但蒋介石在北伐过程中清除了共产党,赶走了苏俄顾问,与孙中山早年求助晚年反对的西方列强携起手来;及至北伐成功,蒋介石又竭力安抚、分化、拉拢或打击各派地方势力,形成一种松散的但又专制的中央集权政体。松散是因为地方势力的箝制,专制是基于蒋介石那石头般坚硬的个性。蒋介石的个性正应了他的命名,一介之石,或曰介乎石头之间。他既强行征服所有的军事割据首领,又不买任何外国大老板的帐。在北伐中他不买苏俄顾问的帐,到了抗战时期,他又不买美军司令的帐。蒋介石体现了孙中山爱国立场中强硬的一面,一如汪精卫体现了孙中山爱国立场中妥协的一面。顺便说一句,汪精卫的一生也符合他的命名,他象精卫填海一样力图填平中日之间相隔着的大海,结果葬送了自己的全部身家性命。汪精卫由于其命名中的牺牲意味使之命运不如蒋介石。蒋介石虽然被打败,但他没有被打烂,而是把他那块坚硬的石头扔下大海,变成了后来在经济上腾飞起来的台湾岛。
   似乎是预感到了自己的命运一般,蒋介石在北伐结束之后,疯狂地进剿共产党的革命根据地。蒋介石不怕各路军阀,不怕苏联人,不怕日本人,不怕美国人,但他最怕共产党。他是一个对历史有生命感应的政治领袖,他知道谁将成为他的克星。毛泽东所说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共产党内的许多领袖人物倒没有完全听懂,甚至以斯大林为首的共产国际党魁也不明就里,至于那些从莫斯科留学回来的王明之流,更是将此嘲笑为“山沟沟里的马列主义”;然而,恰恰是蒋介石,真正听懂了毛泽东的意思。这不是一种逻辑的推理或述语的解读,而是一种源自地气的相通。虽然毛泽东用白话写作,蒋介石用文言发布命令,但毛泽东说的话蒋介石最明白;蒋介石的心思又为毛泽东所最熟悉。正是因为这种地气的相通,使蒋介石悄悄地把案头的孙中山著作换成了曾文正公文集。蒋介石企图借助曾国藩的亡灵,从而让对手重蹈洪秀全的覆辙。但问题又恰恰在于,毛泽东不是洪秀全;毛泽东身上有着秦始皇的影子。而且,蒋介石更想不到的是,毛泽东早在青年时代就已经熟读和领会了曾国藩。

   毛泽东似乎是一个命中注定的历史和合者,读的是曾国藩的书,做的是洪秀全的事;受的是“五四”新文化的启蒙,认的是黄埔军校的道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毛泽东成功地把“五四”文化和革命暴力和合到一起,从而开辟了一条叫做农村包围城市的一统天下之路。当然这条路不是通向曾国藩们开创的现代文明社会,而是指向一个现代社会和传统天下的十分古怪的混合物,一个从精神到物质从物质到精神全被专制统治一体化了的荒诞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既有现代社会所具有的高度的组织化系统化,又有传统天下的那种等级森严的庙堂秩序和一本正经的道学氛围。生活在这个世界中的人们十分奇妙地达到了空前的一致,吃饭一致,穿衣一致,走路一致,脸上的表情一致,甚至连性交的姿势都完全一致。生活不仅成了单调的重复,而且成了同样枯燥的模仿;人们遵循着一种无声的口令,一二一,一二一地活着。显然,把一个世界改变成这付模样,仅仅依靠暴力是绝对不够的。因为这不啻是身体的管制,而且更是心灵的囚禁。为此需要一种不无宗教意味的力量,谁能找到这种力量,谁就能完成到陈独秀到孙中山这正反过程之后的历史和合,谁就能征服中国民众及其他们的国家。毛泽东找到了这种力量,他凭借他在语言上的天才成功地制造了一个语言神话。与当年秦始皇先武力统一再车同轨书同文量同衡的程序相反,毛泽东首先用语言统一了人们的思想人们的头脑,然后用武力统一了江山。
   人们常说,天才和机遇是成功的要素。毛泽东的成功同样是他的语言天才和历史机遇的结合,如同我在绪论一中所指出的那样,毛泽东以他所创造的语言文化不露声色地劫持了中国晚近历史;这种文化呈现为神话的形式,这部历史则相应地被诉诸由话语权力和权力话语组合成的暴力空间。这个暴力空间在原始图腾中曾以各种野兽的形象标记出来,后来的历代王朝又曾将这标记改成龙的腾云驾雾形象,到了毛泽东时代,则以“东方红、太阳升”作了标画。尽管大家已经看到了这样的时代,更毋需说许多身受其苦的人们,但毛泽东怎样带给中国民众一个这样的时代,却还是一个众说纷纭的历史谜团。而我在此对这个谜团的读解则拟从毛泽东的语言天才和他所获得的历史机遇入手。
     89年之前,我曾写过一篇《中国晚近历史上的语言革命和语言复辟》的论文,发表在1989年第4期的《百家》杂志上。在那篇论文中,我指出了毛泽东语言的某些特征。毛泽东在语言上的才华首先体现在语势的发挥上。这种语势的发挥在先秦有孟子为例。先秦诸子之中,名家重逻辑,孟子有语势。倘若从逻辑上着眼,孟子的言辞是经不起推敲的。孟子的语言在于气势的雄浑和连绵上。而毛泽东则是一个把语势的雄浑和连绵发挥到极致的天才。无论什么话,到了他的嘴里或他的笔下,就具有了象真的一样的造型力度。比如他早年在《湘江评论》一刊上的发言: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这里的“我们”究竟指谁,除了毛泽东本人可以被确定属于“我们”之列的之外,是相当含糊的。因为任何人都可以使用“我们”,然后作出如此雄心勃勃的宣言。甚至一个孩子也可以指在他面前的一切说:这都是我(们)的。但孩子的天真又往往在于,他不会用“我们”替代“我”,而是会直截了当地说:这一切都是我的,我不说谁说,我不干谁干。然而,毛泽东的天才恰恰在于,他将“我”的主语诉诸了含混但不容置疑的“我们”;在此,一方面“我们”不需要被论证,一方面这毋需论证的“我们”使发言者的宣言变得气势磅礴,仿佛不是出自一个青年学子之口,而是千百万民众的强烈呼声。这种在主语上的造势又使接下去的一个问题变得似乎是毋庸置疑的,即凭什么说天下国家社会都是“我们的”?因为“我们”的含混性使主语可以是意指千百万民众,也可以是代表了一群有抱负的革命学子,又可以是抒发了一个人的极为自信的心声。主语的含混而具有的多重性意味和多层面意味,使“我们”和天下国家社会之间具有了似乎是理所当然的在属性上的联系,以致假如有人对此存疑,还会遭到这样的反诘:天下社会国家不属于“我们”又属于谁呢?当然,事实上,没人会表示怀疑,这样的“宣言”使人们拍手鼓掌热烈喝彩还来不及,怎么会想到去质疑呢?因为这种主语上的含混在受话者会产生一种奇妙的共振效应,仿佛这话是受话者想说而没能说现在终于被人说了出来一样,从而激起一种强烈的共鸣。经过这种共鸣,受话者和发话者之间产生了一种默契,一种沟通,似乎彼此都为“我们”所涵盖了,然后天下社会国家属于我们大家(双方)所有,而又首先属于发话者(单方)所有,因为这种权利不是法定的或选举的,而是被一个天才人物说出来的。毛语在语势的雄浑和连绵上的这种发挥,到了成年时代更为炉火纯青。尤其在那首著名的《沁园春》一词中,这样的语势变成了阳刚之气十足的审美: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先是承该词上阙中的“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而来,将大自然,美女,江山作了一气呵成的互喻,然后推出英雄之于这一切的渴望。沿着这种渴望,作者又历数了二千多年中最有文治武功的一代代帝王,最后以俱往矣一句将之挥去,推出风流当看今朝的豪言壮语。这里的宾语“风流人物”,与前面的“我们”是异曲同工的。谁也不能就“风流人物”一说而指出作者的个人野心,个人欲望,但谁又都领会了“风流人物”的所指何在,并且因此钦佩不已。其实,所谓的勇敢,有时仅仅体现在敢说和不敢说之间。对于不敢做的人来说,当然敢做比敢说更重要。但对于敢做的人来说,敢说有时也有一种先声夺人的声势。面对美人般妖娆的江山,蒋介石敢做,但他不知如何说,因此他不敢说;但毛泽东比他高明的是,他不仅敢做,还知道怎么说,从而敢说。就这一敢说便分出了两者的高低。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认为,在江山的争夺上,蒋介石之所以输给了毛泽东,是因为他不懂白话文。
     蒋介石虽然从黄埔军校中承接了暴力这一传统气脉,但他漏掉了北大精英所创下的“五四”文化。而蒋介石所忽略的,又正是为毛泽东所擅长的。虽说毛泽东在年青时也曾写得一手好古文,但他的语言天才却是在习得了白话之后才充分发挥出来的。他不仅将古圣贤的语势造型运用到他的白话之中,而且将汉语语言特有的在逻辑运用上的意象性挥发到出神入化的境地。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化不是西方的逻辑的理性文化,而就是中国式的意象的感悟文化。这种语言不是通过逻辑的求证让人信服,而是经由意象的营构让人领会。比如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中的那个著名的开头: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可以说,在当时没有一个中国共产党人想过革命的首要问题,即便陈独秀也不会留意。因为革命的首要问题在陈独秀是不言而喻的,即“五四”的两大追求,科学和民主。然而,毛泽东在此通过有关敌人和朋友的意象营构,将革命的首要问题变成了分清敌我的斗争策略。这种说法没有任何逻辑的推导和论证,而是以一种不证自明的方式将前提硬塞给了读者:革命的首要问题不是科学和民主、不是打倒军阀、不是实现什么主义,而就是分清敌人和朋友。按照这种说法,革命的操作具有高于一切的重要性。或者说,革命将干什么且慢说,先把该如何革命弄清楚。毛泽东的这种话语方式十分清楚地标出了与陈独秀的区别。陈独秀所给出的历史话语虽然充满激情,但基于一种不可动摇的理性立场,但这在毛泽东的话语体系中,是否合乎逻辑的理性立场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其所说的是否切实可行。说得含混些不要紧,但做起来却必须清清楚楚。同样的白话文,在陈独秀诉诸了文化,在毛泽东诉诸了政治。文化是必须说清楚的,而政治则在于操作上的可行性,说得是否清楚或者说是否合乎逻辑并不重要,有时候不说比说更为有利和有效。于是,毛泽东便把革命的首要问题似乎是不言而喻地交付给了有关敌人和朋友的意象营构,而且接下去还真的一层层地仿佛很有逻辑性地排列出了敌人的阵营和朋友的阵营,如同弈棋中的楚河汉界那样分明;并且毋庸置疑地省略了敌人和朋友之间的全部人性因素,将整个社会分成敌我两个阵营,从而变成一个阶级斗争的战场。陈独秀当年的具有批判性的理性立场,至此在毛泽东的话语体系中全然变成了斗争哲学,或者说,我思故我在变成了我斗故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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