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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唐·吉诃德的鲁迅和作为哈姆雷特的周作人

  中国晚近历史自"五四"以降,在政治上的变动以毛泽东和蒋介石的角逐最为醒目,在文化上的灵魂除了王国维--陈寅恪那一脉守灵人之外,其主要的代表人物则当推周氏兄弟,其中,鲁迅身上有唐·吉诃德的气质,周作人身上有哈姆雷特的影子。当俄国作家屠格涅夫在一篇著名论文中指出唐·吉诃德和哈姆雷特所象征的两种极端意义上的人类天性时,他不会想到这样的比喻正好落在中国"五四"新文学的两个灵魂人物身上;一个是新文学的行动者,以中国神话中刑天舞干戚的执着一生征战,生命不息,冲锋不止;一个是新文学的思想者,以一种往往为高僧才具有的定力住苦斋,喝苦茶,选择了地藏菩萨的法门: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最后,那个行动者在与风车的作战中致疯,死后变成一座雕像,供人瞻仰,应了其周树人的命名;而那位思想者则为语言所谋杀,或曰为历史所活埋,应了他那个岂明的笔名。兄弟俩一个受誉一个遭毁,毁誉之间,道出了人世的悲凉,道出了历史的苦难,也道出了文化的沦丧,也道出了存在的失落。生命在意志和内修两个向度上展开,结出了两颗迥然相异的文化苦果。在此,这两颗同宗异形的文化灵魂之于中国晚近历史与由曾国藩时代沦落为毛泽东时代的故事同样的意味深长。
   与毛泽东一样,鲁迅在共产党中国乃是一个神话人物的形象。当然,要说神话,鲁迅的气质也的确与《山海经》中的刑天颇为相近。只是共产党赋予鲁迅的神话形象与其说是刑天,不如说是孔夫子那样的偶像。与孔夫子不同的是,鲁迅作为一尊文化偶像不是因为孔夫子式的温良恭俭让,而是刑天式的战斗脾性。鲁迅的这种战斗脾性,使他成了毛泽东斗争哲学的精神化身。按照共产党文人对鲁迅的种种描绘,鲁迅与其说是个作家,不如说是个携带着匕首和投枪的武士。正如毛泽东心目中的女人应该"不爱红装爱武装"一样,共产党领导的文人都得一个个荷枪实弹。而鲁迅,则被树立为这么一个战斗者的典范。塞万提斯笔下的唐·吉诃德是十分悲壮地骑着瘦马持着长予走上救苦救难征途的,而鲁迅的归宿却成了一个持笔作战的疯子,这个疯子在当年鲁迅自己的小说中乃是《狂人日记》中的那个遭受了几千年的迫害的主人公。《狂人日记》在鲁迅当时写来是为了控诉吃人的历史,不意竟成了鲁迅对自身的历史命运的一个冥冥之中的预言。
   然而,虽然《狂人日记》是解读鲁迅的一个重要文本,但读解鲁迅的关键却不在于他的小说等文学作品,而在于他的生活状态及其从中显露出来的生命形状。因为鲁迅在文学上的尖刻和愤怒并非源自毛泽东所说的那种"英勇",而是出于鲁迅自身的卑怯以及对这种卑怯感到羞愧的自惭和被这自惭所折磨的痛苦。

   严格说来,鲁迅在骨子里并不是无畏的刑天,而是他自己笔下那个可怜的孔乙己。过去人们只把《狂人日记》看做鲁迅的夫子自道,殊不知,孔乙己也是鲁迅自身形象的一个写照。鲁迅在小说中对孔乙己的无限同情与其说是对他人的怜悯,不如说是对自己的怜惜。这种自怜按说有一个日本女子是最能够领略的,遗憾的是,那个女子没有与鲁迅相当的文化修养,因此至死都没有说清楚鲁迅在爱情面前的卑怯,而鲁迅的这种卑怯又恰恰是这位女子能够说的最清楚最有力的。我指的是,后来成了周作人夫人的羽太信子。这位日本女子不仅是鲁迅和周作人兄弟失和的关键人物,也是解读鲁迅生命形态的要点所在。
   由于这位女子缺乏周氏兄弟那样的文字能力,致使她的这种喑哑造成了读解鲁迅及其与周作人的兄弟关系的迷一般的空白。面对这样的空白,搜寻所谓的实证不仅是徒劳的,而且是带有侵犯他人隐私之嫌疑的。为了避免这样的嫌疑,唯一可行的途径是将此诉诸文化人格的精神分析。一旦鲁迅那种分裂的人格成了精神分析的临床对象,那么即使不涉及隐私也足以说明鲁迅的状态。因为鲁迅在人格上的分裂在于:传统文化对人的全身心的浸淫在孔乙己是麻木的,而在鲁迅却是觉悟的;于是鲁迅分裂成了一个顺从的鲁迅和一个抨击批判顺从者的鲁迅。我有关鲁迅的论述是由此进入和由此深入的。
   当我将鲁迅比作唐·吉诃德时,必须指出的是相对于唐·吉诃德的天真、鲁迅所表现出来的老成。唐·吉诃德天真是因为其生命状态的统一和完整,鲁迅老成则是因为其生命状态的分裂和残破。唐·吉诃德是在杜西妮亚的牵引下向着太阳出征的,而鲁迅却因为在爱情面前的怯懦丧失了唐·吉诃德心中的那片明媚。同样是与风车作战,在唐·吉诃德是一派纯真和阳刚之气,在鲁迅却显得混杂,于尖刻和犀利之间流露出为中国文化传统所特有的阴柔。唐·吉诃德由于天真,始终是个孩子,而鲁迅却由于老成,孩提状态一去不复返,即便回忆也难得清晰,只剩下小说《故乡》中的那些朦胧片断。至于鲁迅与他孩提般纯真的年代的告别,我想当以他从日本归国成婚为标记。
   鲁迅曾经以不无愤恨的语言抨击过中国传统戏文的大团圆结局,尤其是那种"奉旨成婚"的美满。很难说鲁迅的这种抨击没有丝毫嫉妒的成份在内。因为在"奉旨成婚"的美满面前,鲁迅在婚姻上的不美满尤为令他自己触目惊心。而鲁迅的婚姻又恰好也是"奉旨成婚"式的,只是别人遵奉的是皇上的圣旨,而鲁迅遵奉的是母亲的意愿。鲁迅如同巴金小说《家》中的觉新一样,在爱情和婚姻的选择面前屈从了婚姻,放弃了爱情,放弃了在唐·吉诃德视作心中的太阳的"杜西尼娅"。当然,鲁迅心中的"杜西尼娅"不是西班牙村姑,而是日本姑娘羽太信子。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一方面写下了极富浪漫气息的《摩罗诗力说》,一方面以极其现实极其世俗的姿态结束了他生活中的浪漫故事。尽管鲁迅和羽太信子之间的浪漫故事由于当事人的终身守口如瓶,人们已无法细考其中的细节原委,但从以后鲁迅所受的心理创伤和所付出的生命代价来看,其炽热程度是不下于唐·吉诃德之于杜西尼娅的那种刻骨铭心的单相思的。这场浪漫对后来成了羽太信子丈夫的周作人来说也许仅仅伤及自尊,对鲁迅本人来说所留下的却是终身的心理伤残。作为鲁迅的不治之症,这一伤残的致命不仅在于鲁迅在面临爱情和婚姻时他怯懦地选择了婚姻,而且还在于鲁迅在面对胞弟和羽太信子的婚恋时同样怯懦地向周作人隐瞒了他与羽太信子的故事连同难以真正割舍的那种情份,并且更在于因为这种怯懦而来的自卑情结以及为了摆脱这种自卑而不得不作出的种种激昂的反抗和努力之于鲁迅的终身缠绕。如果可以将鲁迅的这种情结比作毒蛇的话,那么鲁迅的灵魂造型就是那幕惊心动魄的《拉奥孔》。作为鲁迅的灵魂自白,他的散文集子《野草》所纪录的正是这样的一场剧烈的搏斗。
   当然,鲁迅在爱情面前的这种怯懦,并非源自某种道德观念或伦理压力,而就出自鲁迅本身的生命状态。尽管鲁迅在他的著述中表现出来的是刑天形象,但在这话语形象背后的生命状态却不是刑天式的,而是孔乙己式的。作为这种怯懦的例证,鲁迅在革命面前同样的回避和退缩。鲁迅留学日本的时代正值一个如火如荼的革命峥嵘岁月,而日本又正是革命党的大本营。然而,鲁迅除了听革命家章太炎讲国学,几乎没有投身任何革命活动,甚至连革命党组织都不曾加入过。相对于他的同乡秋瑾徐锡麟那样的革命义侠,即便是相比于他那位中庸平和的同乡蔡元培,鲁迅在革命面前的姿态都是十分低下的。因为以鲁迅在其话语系统中表现出来的战斗脾性,只要稍许有些勇气和热情,鲁迅就会成为章太炎那样的革命家。须知当时的江浙一带乃是革命的藏龙卧虎之地,但在鲁迅的生命气质中,却既没有龙骨也没有虎气。甚至后来在北京任教期间,鲁迅连自己的学生上街游行都曾小心翼翼地阻拦过,当然更不用说鲁迅自己有无上街的可能了。尽管鲁迅在革命和上街面前的这种保留含有他对群众运动的批判在内,但就其本身的心理素质而言,更主要是因为他之于流血献身的惧怕。按照他在《故事新编》中《铸剑》小说所渲染的侠义品格,他在革命党人的前仆后继面前是很难保持平静的;但他虽然在文章中言辞激烈,却从来与真正的革命党人的种种作为无涉。后来的"太阳社"、"创造社"诸君对鲁迅的攻击虽然浅薄庸俗,但也多少触及到了鲁迅身上的这种痛处。当然,正如鲁迅不敢正视他与羽太信子的爱恋一样,鲁迅也同样难以直面他之于革命的这种规避。而且,十分遗憾的是,他在晚年的杂文中很不恰当地苛责了他那位在革命中英勇无畏的老师章太炎。
   鲁迅晚年对章太炎的苛责,虽然是身心处在与风车作战的颠狂状态下的呓语,但也多少折射了鲁迅内心深处那种《拉奥孔》式的挣扎。正如鲁迅羡慕章太炎早年作为革命家的那种辉煌,鲁迅嫉恨章太炎晚年作为学问家的那种宁静。鲁迅从来不鄙视他自己不敢投身而别人为之献身的革命,为此,他曾以小说《药》讴歌秋瑾的壮烈,也曾为共产党人在一九二七年遭到屠杀而向国民党提过他的抗议;至于章太炎在"苏报案"和痛抵袁世凯中表现的勇气,鲁迅更是赞不绝口。这种赞美既表达了鲁迅内心对革命所具有的侠义意味的向往,又表达了鲁迅自己在革命面前的却步和对自己这种却步的不满。可以说,鲁迅是一个与秋瑾徐锡麟或者章太炎一样具有侠义心肠的人,他只是没有足够的勇气将此付诸行动。而生命中的这种付阙,又使鲁迅无以获得通常是为亲历风浪之人才会抵达的宁静状态表示了一种毫无道理的嫉恨,或曰相当偏执的不理解。正是这样的不理解,使鲁迅致死都不曾体味过慈悲和怜悯,不曾抵达过宁静与祥和。鲁迅的灵魂犹如眉间尺的头颅,到了地狱般的油锅中还在寻仇逐敌。早年扬言要痛打落水狗,晚年声称死后一个都不宽恕。这个刑天式的唐·吉诃德,乃是以敌对的方式使自己的生命获得意义的;一旦失却敌手,便会感到空虚,喟叹"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这种对敌手的渴望,与其说表明了鲁迅的无畏和坚决,不如说标明了鲁迅在内心和人格上的自我分裂。因为是分裂,所以鲁迅不断地需要找回分裂出去的另一半;而又由于这一半鲁迅不断地寻找着另一半鲁迅,因此鲁迅终其一生都没能完成自身的整合。就精神分析而言,鲁迅的一生是一种病理现象;就文化人格而言,鲁迅的生命是由于残破才获得的一种悲剧之美,即一种由拉奥孔塑像所传达的美学意蕴。
   从鲁迅的这种生命状态着眼,人们便可破解许多有关鲁迅的疑团;比如,为何鲁迅一生最终成了杂文家而从未涉足史诗般的长篇巨制?为何鲁迅后来会与周作人分道扬镳、成为左翼文学的领袖?为何鲁迅英勇征战年逾五十而撒手人寰、而周作人忍辱负重却过八十高龄才为狂飙所吹落?揭开后人为他戴上的战士面具,鲁迅的生命究竟辉煌在哪里?如此等等。
   人们过去总是把鲁迅之所以选择杂文作为自己写作的基本文体的原因归结为他是一个战士的判断:因为是战士,所以使用了匕首或投枪式的杂文。但人们如果能够从生命修炼上去观照一个作家所选择的文体的话,那么他们就会发现文体的选择乃是与生命的修炼方式或生成状态联系在一起的。比如曹雪芹选择《红楼梦》这样的长篇巨制,哥德选择《浮士德》那样的大型史诗,都与他们在生命状态上的完整和他们在生命修炼上与宇宙或曰与上帝的相通有关。所谓伟人,其实是指在内心修为上与宇宙相通相谐的超凡者。即便唐·吉诃德,他也受着心中的太阳的牵引,一如整个《伊里亚特》史诗追随着海伦的倩影。然而,鲁迅不是这样的一个伟人,他是一个在心路历程上迷途的旅行者。他曾在《野草》一集中描述过他的这种状态,即《过客》一文中的过客状态。所谓过客,其实是一个迷路人。迷路是鲁迅经常诉说的一个主题。
   如果说鲁迅的内心状态在于自我分裂,那么鲁迅的话语重心则在于自我迷失。鲁迅之于历史文化可谓洞若观火,但鲁迅之于自我生命却相当迷惘。过去人们喜欢援引鲁迅"解剖自己"一语表明鲁迅对自我的洞察,殊不知,作为自足的生命就象宇宙一样是只能体认而无以解剖的。十九世纪的科学家们,曾经以无数次的实验来求证以太的存在与否,从而达到"解剖"宇宙的目的,结果全都以失败告终。相对于这样的失败,爱因斯坦成功了。爱因斯坦的成功秘诀在于,他不再用解剖式的实验方式,而用了体认式的领悟方式,由此创立了相对论。人们都习惯于把相对论看作是某种科学方式,其实相对论在方法论上的基点不在于理性而在于悟性。这种悟性对宇宙作出的不是片断的解剖,而是全息的观照。当人类对宇宙的认识达到了一定的阶段时,科学的理性的或曰解剖式的方法就不够用了,必须转入一种体认的领悟的充满想象力的全息方法。同样如此,对自我生命的认识跟对宇宙的认识是全然对称的。正如鲁迅在观察社会历史上受了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一样,鲁迅在自省生命本身时受了他在日本仙台学习西医时的科学论影响。科学是用头脑思考的,而东方式的自省却是以内心加以体认的,所谓正心诚意是也。体认所达到的对生命的觉知,是生命自我修炼的基本途径。然而,鲁迅恰恰在这一点上放弃了中国文化的内修传统,改用西方文化的解剖方法,结果越解剖越糊涂,最后终于完全迷失,走入意志论的歧途。人们从鲁迅话语中读出的既不是老庄,也不是孔孟,更不是释家,而是尼采,或曰文化战士,或曰文化武士(用日本人的说法),或曰文化希特勒(用日耳曼人的说法)。作为一个所谓战士,鲁迅的专横是一目了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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