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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革命的喜剧性质

作为中国晚近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性环节,孙中山与陈独秀一样连接着分别以曾国藩和毛泽东为标记的两个时代。不过,陈独秀革命呈现的是一幕悲剧,而孙中山革命在实质上则是一出喜剧。陈独秀的悲剧在于他被他的革命所扬弃,孙中山的喜剧则在于他扬弃了他的革命。孙中山刚开始投身革命的时候是为了实现他的共和理想,而他把他的革命不屈不挠地推进到后来却变成了致力于统一天下。当孙中山将一统天下作为实现共和理想的前提时,他没能意识到的恰恰是在中国要实现共和理想必须以天下的不统一或曰不定于一尊为前提。凡是想要选择共和理想的必定不以一统天下为意,凡是想要获得一统天下的则必定付出抛弃共和理想的代价。孙中山革命的喜剧性由此体现为,他一方面怀抱着共和理想置身革命,一方面又执着于一统天下的革命目标。他以为这个革命目标和他的革命理想是一致的,实际上却正好是南辕北辙的。这种喜剧性使孙中山的革命漏洞百出,不知就里的人会由此怀疑这位革命家的个人品德,而事实上这种喜剧性却蕴含着一种远比个人品德更为深刻的历史内容:亦即不是个人品德扭曲了历史进程,而是历史进程中突然呈现的一种不易为人们察觉的维度变化扭曲了革命家本身的个人品德。相对于陈独秀革命的风风火火,孙中山革命显得拖泥带水,如同乐器奏乐,不是这个键按错了,就是那个音走调了。然而,这种喜剧性本身却又显得意味深长,因为作为孙中山革命初衷的共和理想是曾国藩事业的当然续篇,而作为孙中山革命最后的一统天下则又是毛泽东时代的逻辑前提。为此,毛泽东十分准确地把孙中山称为"革命的先行者"。
   然而,在此必须加以补充的是,孙中山革命之于历史是喜剧性的,但孙中山革命之于他个人则是悲剧性的。作为一个革命家,孙中山所多的是激情,所少的是智略。孙中山于人于事都往往缺乏透彻的洞察,或许是为激情所困扰的缘故,孙中山的目光不具备作为一个革命领袖应有的穿透力。更让人痛惜的是,孙中山的这种盲目又往往与他的仁慈心肠结合在一起,致使他的努力总是事半功倍。而且,孙中山又喜欢以德代功,通常在建功立业的关键时刻突然想到要树立道德形象,结果这种努力所必然导致的失败反弹到他的内心,不仅造成致命的心理创伤,而且还造成同样致命的生理痼疾。一种类似于诚实善良被欺负那样的愤怒经常性地折磨着这个激情满腔的革命家,致使肝火过旺,在革命进行到又一个关键时刻的当口,突然倒下,为肝癌所羁,应了"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古话。因此,就其个人而言,孙中山的革命只完成了他的道德形象,之于历史本身并无实质性的建树。正如他的愤怒折磨着他的肝脏一样,他的仁慈他的道德感妨碍着他的革命事业;就此而言,他未竟的北伐之所以最后成功,是因为蒋介石断然遗弃了孙中山式的仁慈和孙中山式的道德关怀。由此也可以想象见,在孙中山革命的喜剧背后,是一幕多么惨痛的个人悲剧。
   相对于康有为改良那种"托古改制"式的纵向标榜,孙中山的革命一开始就是毫不讳言的从内容到形式全然是横向的学习西方。这种学习是如此的彻底,以致于孙中山的革命显得不象是从中华大地上长出来的,而是由那股西学东渐之风突然吹落的。孙中山不仅其少年时代是在海外学成的,而且在其青年时代走向革命时,也以一个西医的身份首途革命生涯。这个西医身份几乎就是孙中山一生革命的全部象征,即以西方的革命方式医治满目疮痍的中国社会。而且同样具有象征性的是,孙中山和鲁迅一样排斥中医,对传统抱有与生俱来般的反感。事实上,不仅孙中山的疾病唯有中医可治,孙中山的革命也只有在承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气脉后才会获得成功。孙中山这种对西方的崇尚和对传统的憎恶一方面构成了他的叛逆性格,一方面也导致了他的偏激倾向,致使他天真地认为,只要带着一把手术刀就可以解万民于倒悬。这把手术刀便是孙中山革命的恐怖方式。

   孙中山几乎是完全按照一个西医的外科医生的方式来对中国社会施行他那外科手术式的革命的。他的早期革命活动主要由盲目的暗杀和同样盲目的暴动所构成。为此,他成年累月地在海外奔波,筹集资金,购买军火,然后组织起义,密谋行刺,如此等等。据此说孙中山是一个革命的恐怖分子显然过份,但他的革命又确实是空降式的,不考虑革命本身的民众基础的。尽管他的革命不乏民众基础,但他当时从来不曾想到过发动民众,只是在晚年,看到许多农民光着脚跑到广州城里参加游行,他才领悟到民众的力量,从而在最后的遗言里说道,要"唤起民众"。基于这种空降性的革命方式,孙中山的兴中会与其说是建立在海外的,不如说是悬浮在半空中的;一有机会便空降一次,失败了再重新升空,在海外飘移。孙中山很遗憾没能生逢科技文明程度更高的时代,否则他首先要购买的就不是枪支弹药,而是直升飞机。孙中山要是能看到本世纪末叶美国军队对伊拉克施行的外科手术,他一定会产生强烈的共鸣;尽管即便是这样的外科手术也不一定能解决中国问题,但这至少在方式上具有孙中山所无法具有的彻底性。
   与孙中山革命的这种外科方式相应,孙中山同时致力于的又是一种江湖行乞。只是他的足迹不在江湖之间,而是遍布全世界。作为一个西方文化的忠实学子,孙中山不仅力图把西方的共和政体横移进中国社会,而且不停地向西方国家乞求帮助。他以为既然他的革命是西方社会之于中国的横移,那么就一定会得到西方国家的同情和帮助。他几乎从来都没有弄清楚过,在西方国家和西方社会、西方社会和西方文明、西方文明和西方文化、乃至西方国家和西方列强之间等等这些在西方世界本身所存在的不同层面上的差异以及在相同层面上的冲突。当他满腔热情地向某国政府陈述他的理想和抱负时,对方首先考虑的与其说他是一个共和主义者还是一个专制主义者,不如说他的革命能否给该国政府带来利益以及带来多少利益,乃至这样的赢利能否超过他们现有的与孙中山所要推翻的满清王朝所提供的利益。不管多少西方人士对孙中山这位不屈不挠的革命家如何以义相投以情相悦,但一涉及国家利益,各国政府马上摆出了列强面孔,以利相见。或许正是孙中山的这种天真,致使西方国家的首脑不以他的革命为然,有些象督统越南的法国殖民者那样的西方政客,干脆把他看作一个不切实际从而也没有成功希望的幻想家。也正是这样的天真,后来的苏联党棍得以假以共产国际的名义乘虚而入,将孙中山玩弄于股掌之上。
   当然,即便后来孙中山明白了以利相见这样的道理后,也还不曾放弃在求助他国上的幻想,或者说一厢情愿。为此,他甚至不惜允诺将东北抵押给日本政府以换取对方的支持和援助。倘若说孙中山早年的求助列国是一种学生式的天真,那么他的求助到了后来便有了政治交易的性质。而且,这种交易性质并不使孙中山感到难堪,因为这符合孙中山心目中\uld 商业文明的价值观念。孙中山越到后来,越懂得如何将革命诉诸做生意的原则。顺便说说,也正是这种生意原则,使三、四十年代的汪精卫在日本军队武装入侵的当口,走向了日本政府摆下的谈判桌。汪精卫终其一生都是孙中山的学生,正如蒋介石完成了孙中山所设计的北伐,汪精卫完成了孙中山所渴望的中日邦交。作为一个爱国者,孙中山的爱国是没有主义可言的。因为他之于列强的求助也罢,生意也罢,最终都自认为是在为革命谋利。不管孙中山如何声称他的革命是主义的实现,但作为一个革命家,他之于中国传统的最大反叛恰恰不在于他所倡言的主义,而在于他的革命所经常不知不觉地体现出的商业文明性质。虽然孙中山热衷于行刺暴动之类的恐怖活动,但他更热衷于交易性的谈判。孙中山在潜意识里有一种为中国南方沿海人氏所普遍具有的商人意识。孙中山的叛逆性格将他推向暴力,孙中山的商人意识及其谈判能力将他推向和谈。一方面是暴力,一方面是和谈;一方面是叛逆,一方面是妥协,孙中山的革命总是在这二极之间如钟摆一样地来回摆荡。顺便说一句,在孙中山身后,蒋介石继承了他暴力和叛逆的一面,汪精卫继承了他和谈和妥协的一面。他的这两个学生一生都不曾完全走出老师的身影。一个孙中山,死后分为两半,一半叫做蒋介石,一半叫做汪精卫。再顺便说一句,终身挚爱孙中山的宋庆龄,在孙中山以后的岁月里既不支持蒋介石,也不同情汪精卫,因为在她看来,这种百分之五十的继承都构成了对孙中山的背叛。蒋介石太生硬,汪精卫太软弱。从个性上说,孙中山的复杂性也的确是后继无人的。
   章太炎的天真由于天真背后的童稚而显得可爱,但孙中山的天真却因为天真背后的这种复杂性而令人感叹。当他周游列国求助于外援时,他会承诺给对方比清政府所签订的条款更为屈辱的类似于割地相让那样的优惠条件;但他获得了苏俄的援助后马上又按照苏俄的意愿变成了一个坚定不移地反对所有帝国主义从而提出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的爱国者。他那驱除鞑虏的立场不用说是无可怀疑的,但他同时又希望他的斗争能获得李鸿章那样的朝廷大员的支持,乃至后来又曾作过与保皇派康有为联合到一起的努力。也许除了清政府他不曾试探过之外,他的革命几乎可以和所有的势力合作,即便连他与之艰苦奋战的直系军阀吴佩孚,他都曾派人前去试探过联手的可能性。至于雄踞云南的唐继尧,他更是一出师就想请对方做他的副元帅或者副总统,而不管人家如何一再地拒绝他。与这种对各种势力的兴趣相反,他对革命党内部的分歧却又是相当苛刻的。尽管陶成章当年对他的攻击不无过火甚至颇有粗糙之处,但他对陶成章也是心怀介蒂的,以致陈其美派蒋介石刺杀了陶成章之后,他不仅装模作样地公开指令陈其美去追查凶手,而且在黄兴拂袖而去之际,他将陈其美提升为革命党的2号人物;及至陈其美被刺,他又对蒋介石格外青睐;仿佛他作为一个正人君子,十分渴望得到具有流氓气质的人物作互补似的,他每每向流氓出示他温柔的一面,从而向书生体现他霸道的一面。他以极其不耐烦的口气谈论章太炎"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说法,他以冰冷的姿态旁观宋教仁与袁世凯的艰苦博弈,更不用说他在建立中华革命党时对待持不同意见的黄兴、李烈钧诸君的粗暴。如此等等。
   孙中山这种复杂的天真,乃是一种阴柔的孩子气。在强权面前,孙中山的公理总是委屈求全;而面对革命的同志,尤其是具有一定威望的领袖人物,孙中山动辄就会给人家造成似乎是很不经意的伤害。虽然孙中山的目光缺乏领袖人物应有的穿透力,但他在具体操作其革命事业的时候却并不是章太炎那样的仗义行侠,而是深谙利害关系之道的交易实践。孙中山不具备光复会中徐锡麟秋瑾那样的侠气,他的革命如同一宗谈来谈去始终谈不成功的生意;至于所谓三民主义云云,不过是他手中用以装璜门面的招贴,或者说他的革命的商标。三民主义与其说表达了孙中山的革命原则,不如说标记出了孙中山革命的专利所在。这个三民主义在实际涵义上是如此空洞抽象,以致孙中山每到革命的一个关节眼上就要将它不厌其烦地重新解释一遍。因此,从三民主义去解读孙中山革命就好比从一个飞鸟的瞬间姿势上去解释飞鸟的飞行轨迹。正确的读解正好相反,从孙中山的革命去品味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假如真能读解出孙中山的革命,其三民主义的确切涵义也就自然消解了。在利益的交易面前,主义的内涵实在是微不足道的。或者说,在商标的专利权明确之后,商标的具体内容是毋须读解的。
   将孙中山和他的革命作了这样一番简要的勾勒之后,进入孙中山革命之于历史的喜剧性质的探讨也就比较轻松自然了。因为一提及孙中山革命往往不是作为一个历史事实,而是作为一个神话出现在人们面前的。虽然孙中山的神话远不如毛泽东的神话那么气势恢宏,但毛泽东的神话已经因为文革那样的彻底性而剥落了神话的光环,而孙中山的神话却由于没能获得充分的展开而依然具有神话的魅力。
   自从帝制被推翻以后,中国民众连同其知识分子并没有中断过对天子的寻找。无论孙中山或毛泽东自身如何,但他们的变成神话却是基于民众心甘情愿的认领。在中国民众的下意识里,没有皇帝是不踏实的;就好比一个大家庭缺了个一家之长,从而没有人去承担父亲的责任。父亲和皇帝的这种同构性使帝制的终结在中国民众的心理上造成了巨大的空缺,而这种心理空缺又反过来不断地诱惑着一个又一个的乱世英雄,包括孙中山也没能例外。相比之下,孙中山没有毛泽东那种断然接受诱惑的魄力和强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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