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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的标新立异和清华的抱残守阙

当我们论及胡适、陈独秀、周作人这些"五四"新文化领袖们时,我们必须说到北大;而当我们论说北大时,我们又不得不提起清华。这里的关联并不仅仅意指这两所高等学府之于"五四"时代是如何不可或缺的历史背景,而且还表明当时的北大和清华直接标记着历史本身。在整个中国晚近历史上,作为一个从天下转化为社会的演变过程,曾国藩一代精英的崛起是这个过程开始的标志,辛亥革命的变帝制为共和是中国作为一个社会初步成型的象征,而这个过程在文化上的划时代体现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此,北大标出了历史的方向,清华显示了历史的底蕴。
   论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仅止于北大只论及了一半,因为清华构成了这种新的历史文化的另一半;或者说正如北大以标新立异的方式展示了历史的方向一样,清华以抱残守阙的精神体现了历史的底蕴。古人云,一阴一阳谓之道,仅止于北大便道不全历史之道,唯有同时参照于清华,才能获得一个完整的历史之道。北大清华有如太极图式中的阴阳两仪,北大为阳,清华为阴;北大体现了历史进程的阳刚之气,清华展示了历史作为生命的阴柔之脉;北大标出了中国历史社会化进程中的头脑意味,清华表明了中国历史本身固有的内心层面;北大为中国历史构建出了新兴的理性因素或曰科学文化,清华为中国历史承接了传统的香火或曰文化的命脉;也即是说,当北大在为中国历史接生一个文化婴儿的时候,清华为中国历史所扮演的是一个文化守灵人的角色。而且好比北大有胡适、陈独秀、周作人这样的新派教授一样,清华有国学院著名的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在此必须指出的是,北大由陈独秀风风火火地扮演了主角,清华是王国维不声不响地成了灵魂。
   读中国晚近历史的"五四"部分不读陈独秀是不可思议的,但假如忽略了王国维却也同样的无知。唯有同时关注到北大和清华,同样读懂了陈独秀和王国维,人们才真正读懂了中国晚近历史的"五四"时代;因为正如北大清华为阴阳两仪一样,陈独秀和王国维是整个时代的两极,彼此构成一部完整的历史,宛如一个全然的生命;陈独秀之于历史文化的意义在于头脑的确立,王国维之于历史文化的意义在于内心的恪守。整个"五四"时代,连同北大的激进和清华的平和,就是在这样两极的标画下展开的。

   当然,必须指出的是,将陈独秀这样激进的教授作为北大的象征性标画,仅仅限定于北大之于中国晚近历史的独特意味。因为当人们将当时的北大作为一个高等学府谈论时,可历数的名流就显然不啻于陈独秀他们那些以《新青年》为旗帜的教授。且不说其他,即便作为这些激进教授的对立面,也可举出一批在学术上卓有成就的大师级教授,诸如白话文运动的死硬反对派代表林琴南,当年曾为张之洞幕僚的辜鸿铭,在政治上一度声名狼籍的刘师培,与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同为章门第子的但选择了不同文化立场的黄季刚,等等。北大之于历史的贡献当然以领导"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标志,但北大作为一个中国首屈一指的高等学府,其精彩之处则在于在学术上和思想上的兼容并蓄,真可谓江海之大,不择细流。由此,人们自然而然想到的领袖人物乃是当年的光复会核心成员蔡元培。
   在中国晚近历史的社会化过程中,蔡元培是前清时代维新派人物张元济一样从文化上推进这个过程的划时代人物。与张元济的名字联在一起的是商务印书馆,而与蔡元培的名字联在一起的则是北京大学。正如张元济的努力确立了图书出版的社会化的里程碑一样,蔡元培奠定了整个中国现代社会的教育事业。蔡元培在教育上对中国晚近历史的贡献在于:他最终完成了中国旧式学堂向现代学校的蜕变,换句话说,中国从天下转化为社会的历史在教育事业上是以蔡元培的名字为标志的。蔡元培之于教育的标志是如此的深刻,以致于他为整个"五四"新文化运动提供了天造地设般的大本营。学校经由蔡元培的改造和组建,成了整个社会的神经中枢,具有了名副其实的头脑意味。这种头脑意味不仅意味着为社会培育出大量的文化精英,而且还意味着学校直接成为整个社会及其历史趋势的指导者和发言人。事实上,"五四"时期的时代中心,既不在于中央政府,也不在于地方军阀,而就见诸北大和《新青年》。这也即是说,传统的中央集权和多多少少带有江湖色彩的暴力集团,由于北大的崛起而黯然失色。在这样的时代,历史不再由权力和暴力主宰,而是被诉诸了新兴的令人瞩目的文化运动和同样令人瞩目的高等学府。相形之下,专制政府和暴力集团成了历史舞台上颇具喜剧色彩的陪衬性背景。就此而言,"五四"和当时的北大是使中国知识分子最为引以骄傲和自豪的,因为这是中国历史上极其罕见的现象,即文化不再通过权力和暴力而是向历史直接显示了它的主导力量。文化的这种威力不仅在汉末党锢集团是不可思议的,即便在先秦诸子百家也是匪夷所思的。想当年先贤们奔波终生,也不过是想让雄踞各方的帝王们采纳自己的主张,然而这到了"五四"时代,文化精英不需要四出奔走,仅据一所高等学府,拥有一个刊物,便可唤醒民众,乃至号令天下。当年主宰天下的权力和暴力,在学校和刊物这样的现代社会组织系统面前,丧失了原有的主宰优势,从而不得不让主导地位落到现代社会组织手中;虽然这种被迫的出让充满了文化和权力、社会组织和天下结构的激烈对抗,但由权力和暴力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断然打破了;而且不仅如此,即便是传统权力的话语权威也遭到了挑战和颠覆。这场变革的彻底性在于,社会的头脑阶层不再需要暴力权威的支撑而可以独立地承担起自己的头脑使命,发挥出自己的头脑作用。由此,北大及其《新青年》杂志成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历史座标,这个座标标画出了天下蜕变为社会的历史,标画出了具有西方头脑文化意味的头脑阶层之于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的正式介入。尽管中国历史的社会化过程是从曾国藩们的崛起开始的,但若说中国现代社会的历史是以北大和《新青年》主导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标志的也不算错。由此可见,当年陈独秀携带着他初创的《新青年》杂志动身北上进京,是一个多么重大的历史性时刻;这一时刻几可与曾国藩南下奔丧途中的筹建湘军一举互相映照,从而标画出中国晚近历史的社会历程。
   毋庸置疑,当我们将北大置于其所在的历史座标上时,其中一些在学术界声望卓著的教授诸如辜鸿铭黄季刚等等是被省略的。即便是作为现代中国社会的教育事业的奠基者的蔡元培,也仅仅是北大这所高等学府的组织者和缔造者,而不是北大所标新立异的那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袖。而且十分有趣的是,当陈独秀们在倡导新文化运动的时候,身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所致力于的是发起组织一个进德会那样的道德协会。这个道德协会虽然继承了中国士大夫修身养性的优良传统,但也同样从道德上制裁了陈独秀那样的新文化领袖。这种制裁不管为多少正人君子所默认和赞同,但也难免会让人想起宋明时代那种理学道学和宋词及言情小说互相对峙的警察与小偷式的戏剧性。相对于陈独秀的偏激,蔡元培是一个中庸平和的文化领袖。他既支持《新青年》诸同仁的开拓性事业,也容纳辜鸿铭刘师培等传统士大夫型的学者教授;既立足于极富开创性的历史高度,又倡扬传统文化的人格构建和道德修养。蔡元培的这种兼容并蓄意味着他同时在两个不同的历史向度上体现了他的文化立场,也正是这样的文化立场使他在北大这所具有象征性的中国首席高等学府中将历史的开创和传统的承继成功地组合在一起。要不是王国维的拒绝,蔡元培甚至能够将整个时代的历史文化在另一极的象征性人物也接纳到北大,从而构成一幅以陈独秀--王国维这样两极为组构核心的"五四"历史文化的全景景观。因此,当我们说北大和清华体现了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时,我们千万不能忘记补充一句说,而作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却同时代表着这两个不同的传统。换句话说,蔡元培的文化立场不仅指向以头脑文化入主为背景的"五四"传统,而且同时标明了对传统文化在内心修为层面上的历史遗产的当然承继。蔡元培意味着陈独秀--王国维,或者北大--清华这样的历史文化结构的中介环节。蔡元培既标明了北大的标新立异,又倾向于清华的抱残守阙。
   如果可以用简要的概括来论说北大和清华的历史意蕴的话,那么我们得到的表述是:北大的标新立异是标历史之新,立文化之异;而清华的抱残守阙则是抱天下之残,守精神之阙。由于当时历史变革的氛围及其进化论思想对人们的普遍影响,北大的标新立异是为大家迅速接受进而热烈响应的,而清华的抱残守阙却并不为时人所理解,即便到了本世纪末叶学人们纷纷重提清华诸师时,其读解也依然是有限的或者说有保留的。不管当年清华国学院的导师们的成就有多高,人们仿佛已经习惯于从学术上加以肯定,而在思想上总是给自己的阐说留出充分的余地。一百多年来,国人似乎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思维定势:创新总是对的,守旧当然是错的。标新立异总让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奋,而抱残守阙则让人垂头丧气,从而不以为然。然而,在本著的论述中,说标新立异并不意味着有所褒扬,说抱残守阙也不意味着带有贬抑。因为就历史本身的运行而言,并无新旧绝对界分。就好比阴阳两极,谁能断定哪一极为新,哪一极为旧?太阳系之所以能够运行不息,是在于离心力和向心力所达到的均衡。如果可以将北大的标新立异比作中国晚近历史运行的离心力的话,那么清华的抱残守阙则是其向心力。陈独秀的登高疾呼和王国维的投湖自沉与其说是悖反的,不如说是互补的;而且从个性上说,两者同样的阳刚,耿直,诚挚,自信,甚至两者的脸相都显得颇为相近,方头方脑,不见有丝毫的圆滑之相。这看上去站在两个极端上的历史人物,实际上如同人们走路时前后交替着的两只脚:陈独秀这只脚跨出去时,王国维那只脚显得落在后面了;但等到陈独秀这只脚的脚步跨完,王国维那只脚又跨前去了。近年来,学人们为何谈论王国维的热情高于谈论陈独秀,就是因为陈独秀所意味着的那一步历史快走完了,而王国维所意味着的那步历史则正准备开始。在这样的轮回面前,新与旧的界分显得毫无意义,即便有意义,也不得不消解;而且这种消解根本用不着解构主义者们费心操劳,就象春夏秋冬的季节交替,春天开花,秋天落叶;开花的季节人们竞相成为浪漫主义者,卢梭,雨果,夏多布里昂;落叶的季节人们又纷纷倒向解构主义派,福柯,拉康,还有德里达。按照达尔文的说法,这叫着进化;但我却宁可称之为轮回,就好比太阳升起时,月亮退隐了;而当月亮出现时,太阳落山了。"五四"时代,陈独秀崛起,王国维自沉;到了本世纪之末,王国维变得明亮耀眼,陈独秀开始黯然失色。
   当然,在此有必要阐明的是,以陈独秀为标记的北大的种种标新立异,并不意在预告一个朝代的到来,也无意于相对于权力暴力构筑一个观念王国,而是推出一种新的话语体系,标画一个新的人文世界。当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不约而同地将语言作为世界的最后边界时,历史便走到了这样一个时刻,世界的演化被定位在了语言的变革之中。就此而言,如果说曾国藩们的开拓是悄然无言的话,那么陈独秀们恰好以言说标明了曾国藩们所开拓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或者说,曾国藩当年在宋明理学被完全说完道尽并且已经无话可说的地步时开始了他无言的事功,而陈独秀则在曾国藩沉默的地方说出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尽管陈独秀努力说出的世界为重重叠叠的观念和主义所覆盖着,但这个世界毕竟意味着与传统天下截然不同的社会内容。正如白话文开创了一个全新的人文世界,北大标志着一部全新的中国历史。虽然白话文可以被利用,北大可以被强暴,但这个全新的人文世界和这部全新的中国历史却已经被深深地镌刻到了中国人的内心深处,成了他们的内心话语。无论中国民众被逼到什么样的境地,他们都不会忘记科学和民主,哪怕是不要科学和践踏民主的专制者独裁者,也不敢在言语上公然触犯这两个神圣的字眼。因为科学和民主在中国人心目中所以神圣,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真正得到过;而这种迟迟不得如愿以偿又造成了一种巨大的心理空缺和巨大的心理期待,致使中国民众更加坚定更加执着地向往着渴望着这个在"五四"时代被标画出来的科学世界和民主国家。中国过去有望夫石望夫塔之类的传说,以表明男女之间在相爱和相守上的矢志不移,而二十世纪的中国民众所扮演的正好就是这样的眺望者企盼者,即便望眼欲穿,也不会掉首归去,直到自己变成石头,变成永恒。就此而言,白话文写出的人文世界和北大标出的中国历史已经成立了,先是在陈独秀们的言说中出现,然后在中国民众的期待中形,最后将在专制王朝及其一统天下寿终正寝的时候开始逐步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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