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争鸣
[发表评论] [查看此文评论]    李劼文集
[主页]->[百家争鸣]->[李劼文集]->[作为一种命运和一个故事的中国晚近历史]
李劼文集
·曾国藩事功的无言意味
·章太炎革命的顽童品性
·作为一种命运和一个故事的中国晚近历史
·北大的标新立异和清华的抱残守阙
·陈独秀革命的悲剧特征
·孙中山革命的喜剧性质
·作为唐·吉诃德的鲁迅和作为哈姆雷特的周作人
·毛泽东革命及其语言神话和抗日话语
·中国晚近历史上的话语英雄
·
·孙中山上断改良之路、下启国共之祸
·国共相残蒋汪有别,民国人文先秦风貌
·抗日赌局斯大林做庄,爱国话语共产党获利
·毛泽东复辟家天下,以文革告终--六十年中国之一
·邓小平重建党天下 以六四血祭
·作为历史标记的五四和作为五四的历史
·新文化运动的两大领袖:陈独秀和胡适之
·鲁迅:通向毛泽东的桥梁
·马克思主义和伟人政治——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人的精神光谱(1)
·胡适的整理国故和古史辨派——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人的精神光谱(2)
·文艺复兴和新文化运动
·章太炎和梁启超
·革命愤青的鲁迅批判和鲁迅的左转
·梁济、辜鸿铭和林琴南
·熊十力和梁漱溟
·平实的钱穆和台湾新儒家宣言
·新月派诸子的自由风貌
·南有施蛰存,北有钱钟书
·林昭的昭示和顾准的求索
·美学审视下的高尔泰,朱光潜和李泽厚
·王国维、陈寅恪的文艺复兴意味
·今朝酒醒何处?
·中国当代思想界的真实图景
·
·希特勒和他的行为艺术
·乔治•奥维尔和切•格瓦拉
·
·把酒论今古
·答独立笔会问
·《商周春秋》代后记:一个思想者的自言自语
·子虚乌有的思想者俱乐部宣言
·论第三空间—兼论从双向同构到“三生万物”
·山顶立和海底行
·重建精神家园,走向普世写作--《美国阅读》海外版前言
·言论自由和自由言论――在《独立笔会》走向公民写作讨论会上的演讲
·《金刚经》的无言意蕴
·伯夷叔齐是昨天出走的
·清华简的另类读解
·追溯河图洛书,还原华夏人文景观
·二十年后如愿,重写中国历史
·
·查建英的“八十年代”派对
·杜维明的文化投机:儒家的晚期病症
·夏志清的黑白思维和情绪著史
·从王朔的背后看王朔
·《如焉》触动了什么和触犯了什么?
·山一般朴實的書香之門--讀王圣思《辛笛傳》
·
·张艺谋电影和流氓美学批判
·张艺谋的电影美学起义
·王家卫的艺术困境
·李安在《色·戒》中的盲点和失败
·《无极》:日暮途穷的陈凯歌
·清末民初的历史缅怀--综评大陆兴邦电视剧
·血色,并不浪漫--评大陆电视连续剧《血色浪漫》
·《大国崛起》的文明崇拜和图强心态
·《阿凡达》的出俗媚俗及中国效应
·盘点中、日武侠片的美学品味
·斯皮尔伯格和他热爱的四部经典
·
·从莫扎特歌剧《查蒂》的另类排演看美国左疯美学
·评点国家主义歌剧《秦始皇》
·崇高与悲悯:古典歌剧的人文精神和审美景观(1)
·崇高和怜悯:古典歌剧的人文精神和审美景观(2)
·威尔弟,歌剧史上的集大成者
·威尔弟,歌剧史上的集大成者(古典歌剧论3)
·普契尼,歌剧史上最后一位大家(古典歌剧4)
·
·自由需要运动吗?--评袁红兵的《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纲要》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欢迎在此做广告
   当我指慈禧太后为中国晚近历史命运的象征时,我同时也意指了慈禧源自中国历史,而不是来自哪个外层空间。中国历史自先秦以降,经由汉唐的阳刚之气,宋明的阴柔之情,至有清一代,已入末路。用《红楼梦》的说法,则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红楼梦》开卷的补天神话,以女娲炼石一举,给历史注入了一股纯阳之气。然而,《红楼梦》又同时通过贾母的牌桌,向人们展示了诸如王夫人薛姨妈那样的阴毒角色。中国历史以秦始皇为标记,走进了一个男权世界。虽然男权是阳性的,但争夺权力的权术却是阴柔的。成年积月的权力斗争,使历史积聚了一股难以散发的阴毒,从这股阴毒中孕育出来的权力不仅越来越暴虐,而且越来越阴暗,越狠毒。最后,这股积聚已久的阴毒终于在晚清以慈禧形象现身出来。贾母的牌桌于此变成以慈禧为核心的清室朝廷。相比于贾母,身居贾母之位的慈禧更暴虐,更阴狠,更具权力的男性特征,泥泞景象。由于贾母是个享福人,所以显得相对平和,有时还不无可爱;但因为慈禧是一个中国晚近历史变化的对抗者,所以不断地使用权力,使用暴力,显得如同《红楼梦》中的王夫人那样歹毒,薛姨妈那样阴险。与男性权力的混合使中国女性执政者全然丧失了女性的本真生命和审美意味,从而显露出空前的污浊和狠毒。由此可见,贾宝玉对妇人的感觉如同他对女儿的感觉同样准确;而女人一旦为妇,尚且如同浊泥,更何况与男性的专权混为一体?
   慈禧的这种阴毒,具体到她所面对的历史,则集中在排外和仇内这两个方面。所谓排外,是她对西方文化的排斥和拒绝;所谓仇内,是她对一代代从庭院走向社会的文化精英的仇视和愤恨。毋庸置疑,慈禧的这种拒斥和仇恨都是本能的,既不基于理性的思考,也不源自观念的分歧,而是一种出自身体的对抗,愚昧而野蛮,无知而暴虐。
   对于象征着庙堂象征着庭院的慈禧太后来说,西方文化乃是她的天敌。西方文化的理性意味头脑意味,商业原则社会结构,乃至政治体制教育方式,无一不是导致庭院式的王朝国家走向解体的强有力因素。西方文化的进入,意味着以慈禧为核心的清室王朝即将走向家破人亡,其意味一如工业文明的崛起造成了农业人口在土地上的流离失所。就此而言,以慈禧为代表的朝廷与以义和团为代表的农民是完全一致的,一如农民依恋土地,慈禧依恋王朝。两者以庭院生活为其共同的生存方式,两者同样的不愿意天下逐渐被社会化,文明逐渐被工业化和商业化,两者如同死而不僵的百足之虫,在汹涌而来的西方文化面前同仇敌忾。尤其是当西方文化以一种列强的面目出现时,慈禧和义和团的结盟显得更加理直气壮,更加爱国主义,更加疯狂更加暴虐,更加泥泞,更加风沙蔽天。
   与慈禧本能的排外相应,她面对以曾国藩为代表的历代文化精英时,表现了同样本能的仇恨。因为这一代代文化精英是西方文化的天然盟友,天然内应。与慈禧的义和团情绪相反,曾国藩定下的与西方国家的交往原则是“记大德,忘小怨”。所谓大德,是西方文化带给中国历史的根本变革,是两种文化在一个交流过程中的交融和合流;所谓小怨,是伴随西方文化一同走来的西方列强在中国所谋求的利益。这是沦落在身体层面上的中国文化与位处于头脑层面的西方文化交合时所需付出的历史代价。可见,正如西方文化意味着带来变革一样,曾国藩们意味着变革本身。因此,正如慈禧用义和团对抗了西方文化一样,慈禧用中国传统的家规家法处罚了自曾国藩起的一代代文化精英。这种家规家法有时诉诸暴力,如慈禧扑灭康梁维新时所用的手段,有时呈现为道德,如慈禧在天津教案上对曾国藩的摧折。历史的命运,就以如此阴毒而残酷的方式呈现在中国晚近历史上。
   在此,必须指出的是慈禧和王朝之间的微妙区别。以往的历史研究者们总是把晚近历史上的种种罪孽归结于满清王朝,从而从制度的先进和落后上寻找种种原因。殊不各,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历史的变革固然以制度的更替为标记,但变革的真正成因却不在于制度而在于人的能动性,在于具体的个人所意味的生命能量和历史命运。同样是满清王朝,由光绪主持的朝廷和由慈禧执掌的宫廷就大不相同。因为历史,尤其是中国历史,总是体现在人的作为上,而不全是以制度的变换为转移的。假如人的作为是头脑性的,开放性的,那么即便是晚清的王朝时代,也可能因为变法而使天下发生根本变化;相反,假如人的作为是身体性的,封闭性的,那么即便是选择人们一时认定的最先进最美好的制度,天下却依然如故,甚至比传统的国家更缺乏生命的活力,更缺乏自由的空间。
   经过中国晚近历史从曾国藩到毛泽东的轮回,人们再回首当年所谓改良派和革命派的争论,就会发现那些被时人讥讽为保皇党的康梁之辈,在对历史的洞察和对变革的把握上比被后人奉为革命英雄的孙中山章太炎们更有远见,更具操作上的准确性和可生性。因为拘泥于制度的变革,实质上乃是拘泥于观念上的所谓正确。然而事实却证明保留了天皇的日本明治维新造就了一个富强的国家,而推翻了帝制的中国几经折腾却依然贫穷落后。历史的变革不拘泥于政治体制的形式,正如其不以观念上的争雄为转移。因此,非常具有反讽意味的是,保留了天皇的日本人却赢得了制度的改革,而推翻了王朝的中国人却获得了观念上的胜利。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把慈禧看作命运的象征,而不是制度和观念的化身。
   当然,慈禧所象征的命运是很让中国人痛感悲哀的。因为清代经过康乾盛世之后,王朝所具有的阳刚之气随即衰落。生命的活力由此转向江湖,转向知识阶层。在江湖上的太平天国兴起后,很快便激发出了一股鲜活的历史泉流,即以曾国藩为代表的一批文化精英。以这批精英人物的能力才干,以及他们后来作为封疆大臣所具有的权势和作为,用不了多久,朝廷就会成为一付徒有其名的空架子。倘偌没有慈禧的出现,那么曾国藩们的架空朝廷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这种必然性不仅不以朝廷的意愿为转移,而且也不以曾国藩们的忠君观念为转移。这也即是说,中国没能获得如同日本明治维那样的历史进程,不是缺乏伊藤博文那样的历史人物,而是多了个慈禧这样一种命运的象征。让人更感悲哀的是,中国历史所多的慈禧这个人物不仅难以跨越,而且命硬气长。
   在象征着命运的慈禧身上,凝聚着一种积压了千百年的阴性能量。在以三纲五常为组构原则的中国庭院中,女人完全成了男权世界的附属物。这种附属性不仅压抑了女人的天性,而且使女人本身越来越沉陷于男人的混浊和权力的黑暗。一如中国的男人向往做官,中国的女人盼望着从小媳妇熬成婆婆。婆婆在中国的庭院内,无论是百姓家庭还是皇朝宫廷,都是一个女人和权力的组合物的象征。由于女人在男权世界中所处的附属地位,她们要想获得权力只有依附于男权所提供的机会,期待在权力位置上男人的空缺,从而成为一个说一不二的婆婆,比如贾母,比如慈禧。从小媳妇到恶婆婆,这在女人的生命历程上是一个痛苦而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几乎囊括了在庭院里的中国女人的全部生存内容,而这个过程的种种艰辛和种种压抑,则导致了女人一旦变成婆婆以后的凶恶和狠毒。因为唯有在婆婆位置上,女人才能渲泄出被长期压抑的生命能量。作为命运的象征,慈禧正是这样一个婆婆。这个婆婆的历史内容在于,她凝聚了千百年来中国庭院妇女在由媳妇走向婆婆历程中所压抑了的全部能量。如此之命,焉得不硬?如此之气,焉得不长?生命的顽强,在于潜在的能量;同样,作为一种历史命运的阴气不衰和阴魂不散,则在于象征着命运的历史人物所凝聚的历史的生命能量。
   从这个意义上说,凡是读懂《红楼梦》中王夫人形象的读者,一般都能理解慈禧太后这样一个中国晚近历史上的婆婆之所以命硬气长的缘由。正如王夫人戕害了一个又一个大观园少女,慈禧太后压制了一代又一代中国文化精英;而王夫人有抄检大观园的杰作,慈禧则有煽动义和团的政绩,只是王夫人出演的是悲剧,慈禧太后导演的是喜剧;王夫人摧毁的是庭院中自由美丽的花木鲜草,慈禧太后搅乱的是正在从庭院向社会、从传统文化向现代文明过渡的那个天下。男权世界的没落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呈现出来的,权力不在男人手中告终,而是经由女人经由婆婆之手定格。
     由慈禧太后所定格的权力,染上了一种阴柔之气。这股阴气不仅使慈禧的统治显得漫长,而且在慈禧以后的晚近历史依然绵延不断。在慈禧以后的中国晚近历史上,凡是所谓得天下的权力者,都不以阳刚见长,而以阴柔取胜。秦始皇那样阳刚之气十足的帝王风貌,在帝王历史的最后时刻呈现出了一种阴气绵绵的权势形态。慈禧以后的天下得主,几乎都具有一种慈禧式的阴柔,一付婆婆式的面孔;不管这付面孔被美化得多么慈祥多么和蔼,总也改不了王夫人那样的冷酷和阴毒。这种婆婆式的权力形象,既是一种历史的果报,又是一种命运的讽刺。在中国晚近历史上,有许多阳刚气十足的英雄豪杰,结果都成了悲剧人物。人们为此不断地从思想观念,个人品性,客观条件上去探寻他们失败的原因。然而,这之中一个最有意味的原因却为大家所忽略了,即此刻的历史不是由父亲说了算的,而是走在了婆婆运上。比如陈独秀,作为“五四”枭雄,革命领袖,其威望不可谓不高,其能力不可谓不强,但最终却沉沙折戟;其原因并不是因为他的家长制作风,而是因为他的家长形象太父性,太阳刚,缺乏一个婆婆式家长应有的母性和阴柔。在慈禧以后的权力角逐过程中,竞争者是否具有慈禧那样的婆婆秉性,乃是其成功的关键,是其获胜的前提。因为权力者的婆婆性,是慈禧所象征的阴盛阳衰命运的一个重要内涵。当历史之运走在阴盛阳衰的当口,那么历史之命就操在了婆婆手中,不管这婆婆是由女人扮演,还是由男人扮演。
   与阴盛阳衰的历史命运相对应的,是一个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故事。所谓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并不意在对自身作为的可能性和合理性和不自信,而是对自身作为具有一种坚定的信念,即便不为命运所认可,也情愿将自己奉献出去,交付给天下,交付给历史。中国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到了晚近历史成为一种相当悲壮的生命体验。历代精英们谁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能够做到哪一步,但谁都毫不犹豫地向前跨了出去。
   考察一下曾国藩那代文化精英的横空出世的背景,人们可以发现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曾国藩们既不来自江湖,也不起于庙堂,但曾国藩们又既以江湖为背景,又以庙堂为渊源。也即是说,曾国藩们步入历史的姿态是介于江湖和庙堂之间的,同时又统括了江湖和庙堂二种内空的;我把曾国藩们这种步入历史的姿态命名为社会的崛起。如果说在中国历史上,社会的出现是从晚近历史开始的,那么这社会的出现乃是以曾国藩们的步入历史为标记的。

[上一页][目前是第2页][下一页]

©Boxun News Network All Rights Reserved.
所有栏目和文章由作者或专栏管理员整理制作,均不代表博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