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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革命的顽童品性

正如曾国藩对应着孔子一样,曾国藩以后的维新者和革命家构成了汉末陈藩李膺那样的文化精英的历史回声。汉末以降,作为社会头脑阶层的中国知识分子随着文化气脉的式微走向没落,逐渐从历史舞台的中心滑向边缘,从社会政治的庙堂之高退向隐逸山林的江湖之远。知识分子的历史意味由此归结,以后的社会头脑阶层再也没有了相对独立的群体性或集团性。直到明末,才出现些许由知识分子结群的萌芽。
   然而,等到历史的一个轮回行将走完之际,在中国晚近历史由曾国藩等一代经世致用英才开启的近代,相继涌现了一大批在才能、人格、品性等各方面都足以与汉末文化精英媲美的志士仁人。他们以空前的热情.空前的勇气和空前的牺牲精神在中国晚近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他们如同夜空中闪烁的群星,我在此称选择章太炎只是因为这是其中最有代表性又最具历史的标记意味的一颗。无论作为思想家还是革命家,亦无论作为学者还是作为志士,章太炎都具有为其他人所没能具有的纯粹性。这种纯粹性不是标记在他们的领袖地位上,而是体现在他的顽童品性上。
   正是这样的顽童品性,我把章太炎称作中国晚近历史上最可爱的人。而且无独有偶,这个最可爱的人与曾国藩一样也是一个最有争议的人。相形之下,人们对孙中山没有争议,所以孙中山不可爱;还有人们对鲁迅也很少争议,所以鲁迅也不可爱。正如在人际社会中,最有争议的人物往往是最可疑的人一样;在历史长河中,最有争议的人物往往是最重要最有意味的人物。人际之间,我宁愿相信一个有争议的人而不愿相信一个没有争议的人;同样,我面对历史的时候,又往往把最没有争议的历史人物看作是历史上的某个牌位,某座灵堂,从而把最有争议的历史人物看作是历史的鲜活的生命;因为他们具有人所具有的一切,同时又标记了历史生命的各个侧面,甚至包括对他们的争议,都含有争议固有的历史内容。

   在中国晚近历史上几乎所有风云人物之中,章太炎也许可算作唯一的一个孩子。他不仅以一个孩子的造型而且以一颗孩子才有的童心在历史上刻下了他的印痕,宛如孙悟空一个跟头翻到天边在其中一颗参天大树上留下的稚气十足的身体语言。章太炎的顽童品性决定了他不是生在书斋中的浮士德,而是策马出征的唐.吉诃德。浮士德被引诱出书斋是因为欲望这个魔鬼,唐.吉诃德的渴望征战则是由于一副侠义心肠的驱使。侠义构成章太炎的顽童品格,童心构成章太炎的顽童本性。透过章太炎的革命生涯,这种由侠义和童心组成的顽童品性如同唐.吉诃德的长矛瘦马一样令人瞩目地呈现出来。这种品性不象曾国藩的事功那样乃是无言的,而是有言的,并且喋喋不休乃至著作等身。然而,听完章太炎的所有言论,人们只消细细一品,便不觉莞尔。一个如此博学多闻的大学问家,说出来的全部都是孩子气十足的无心快语。所谓无心乃是内心的纯粹所抵达的毫无心计的境界;所谓快语,乃是因内心的纯粹而来的在语言表述上的欢快和自得其乐。章太炎不在乎别人能否分享他的快乐,所以在语言上丝毫不向通俗妥协让步。这样的顽童品性一如他在其革命生涯中从来不计较个人会担当怎样的风险,动辄便作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之举,而且往往不是去打虎,而是去祭虎,去牺牲,去准备抛头颅洒热血。即便是这种血性,在章太炎也是缘自他的顽童品性。
   基于这样的品性,章太炎痛责袁世凯,章太炎批评孙中山;也是因为这样的品性,使鲁迅对他不无嫉妒,使一些忠诚于白话文的文学青年对他不可理解。总之,章太炎是一个十分有趣的历史人物,无论在革命业绩还是学术思想上,他都没有十分醒目的特殊建树,但又无论作为革命家还是思想家学问家,他都留下了不可忽略的历史和学术的标记。作为一个孩子,章太炎在革命和著述上同样没有野心;作为一个孩子,章太炎又做出了其他革命家做不出的事绩,说出了其他学问家说不出的见解。章太水如同一汪碧水,水面上遮盖着密密的浮萍;人们平时只见浮萍不见碧水,唯有清风拂过,吹开浮萍,才现出碧水的清澈和碧水的纯净。而所谓清风,则是一种以童心阅读童心所产生的心灵的互相感应。阅读章太炎的顽童品性心须以童心为阅读前提,象鲁迅那样的世事洞明和人情练达,读章太炎只能读出二三事,并且会作出朝前朝后的是非判断。这种是非判断与其说在于章太炎的功过得失,不如说是判断者本人的心理投影。
   作为一个革命家,章太炎是混沌的。章太炎不是经由周密的计划或怀抱远大的理想投身革命的,而是凭着他一派天然浑成的顽童品性去体味革命的。革命在章太炎既没有兑现乌托邦的意味,也没有打天下坐江山的抱负,而是一种仗义行侠,一如唐.吉诃德的出征天下。这种体味革命的孩子气在于体味本身的诗意上,或者说,章太炎的革命与其说是学者的,不如说是诗人的,与其说是头脑的思考结果,不如说是内心的体悟使然。因此,章太炎的革命生涯从来都是跟着革命走,而不是领着革命行;革命行走到哪一步,章太炎的体悟也就跟到哪一步。维新时期,章太炎的革命意识仅止“通三统”那样的革政思想;维新失败之后,章太炎写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辛亥革命前后,章太炎发表《代议然否论》;二次革命之前,章太炎倾向于统一集权;袁世凯、张勋之流的倒行逆施,又把章太炎推向“地方自治”;及至“自治”运动幻灭,章太炎只好退回书斋,讲经救国;但一见日本军队侵入,章太炎又拍案而起,激烈主张抗日。终其一生,章太炎都没能成为鲁迅所断言的那种“宁静的学者”,而是作为一个不安的诗人,不断地呼吸着历史的风云,不断地体味着革命的意味。章太炎不是一个成败意义上的革命家,不是一个破坏了什么或者建设了什么的革命家,而是一个就革命本身意味而言的革命家。因为革命本身的涵义不是夺取政权的暴动,而是源自内心的仗义行侠和自由抒情。革命家的本性不在于成为执政者的目标,而在于在路上的流浪。革命的自由本性是在在路上的流浪中敞开的,一如鲜花在阳光雨露的交替下开放。真正的革命在实质上不是基于复仇的冲动和夺权的欲望,而是基于内心之于自由的向往,内心之于诗意的抒发。章太炎的童心决定了他是一个诗人意义上的革命家,而不是领袖或造反意义上的革命家。而且,章太炎革命的这种童心这种诗性不是象曾国藩后来的“倚天照海”境界那样修得的,而是天生的,与生俱来的。
    与曾国藩一生的生命修炼不同,章太炎一生的基点是童心的抒发,是其顽童品性的自由徜徉。因为是这样的品性,所以章太炎从来不把在别人看来是绝大的风险放在眼里;也因为这样的品性,章太炎历经劫难,却什么人都伤害不了他。因此,章太炎的革命与其说是一种书生学人的事功业绩,不如说是一种生命的奇迹,一个生命的传奇故事。沉重的历史在章太炎的革命面前与其说是吱嘎吱嘎地走过的,不如说是欢快地流过的。每每在章太炎把自己抛入一个令人悬心的危难处境之后,总有一个让人舒心的结局接踵而止。章太炎的传奇故事尽管不断地再现着汉末党锢史案的悲壮和凝重,但这些故事在章太炎本人却如同米老鼠唐老鸭那样的美国卡通片一样充满戏剧性和喜剧性。这里的秘密在于,章太炎的革命始终以一个孩子的天真无邪穿梭在一片虎狼之地。孩子者,极善也;虎狼者,极恶也;邪不压正,恶不伤善。极恶者伤不了极善者。因为恶要伤人的前提是人须有恶。人若无恶,又何来恶之伤害?无论是满清朝廷还是袁世凯,均为中国晚近历史上的至恶之物至恶之人,它们制造了无数的烈士,但他们都奈何不了章太炎这位至善之士。人们尽可以在章太炎故事中找出种种偶然性,或者找出历史上倡言童心说的李贽作为反证,但章太炎的故事就是这样一个奇迹,一个大孩子的传奇。
   用庸置疑,当年章太炎在《苏报》案发时挺身前往,指着自己的鼻子说“余俱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的时候,人们的确为此震惊。及至邹容报案,整个故事的传奇性已经风靡天下了。然而,同样的坐牢,章太炎安然无恙,但邹容却丧身囹圄之中。人们当然可以说这纯属偶然,而且也从来没有人在这个故事中发现童心的意味。但我却从邹容之死中看到了章太炎之所以不死的童心背景。因为从表面上看,邹容较之章太炎年少,只是章太炎的小弟;但较之于二人的内心,章太炎是个孩童,而邹容却渴望长大,以急迫的建功立业之心替代去了他原来也曾有过的一颗赤子之心。比较一下邹容的《革命军》和章太炎的《序〈革命军〉》,人们不难发现,与其说是邹容更显得年少气盛,不如说是章太炎更显得赤诚天真。相形之下,邹容也孩子气,但他的孩子气在于年少,不象章太炎那样在于童心。年少者容易踌躇满志,或者张扬暴力,或者独立寒秋,由此而气盛;而童心者则一派天然,好恶系之不在于志向,而在于心感。如果说作为“革命军中马前卒”的邹容是可爱的,那么章太炎则更可爱。就因为章太炎的更可爱,使他身陷囹圄而安然无恙,而邹容的可爱却应在了“马前卒”的牺牲上,因为邹容的可爱所系在其志向,支撑着志向的又往往是意志,而不是童心。童心没有志向,章太炎的革命从来不立志如何如何。正因为童心没有志向,所以无论怎样出生入死,却都百病不侵,百害不伤。也正因为邹容的革命所基于的不是童心而是志向而是意志,所以入狱之后会为疾病所侵,为疾病所害。疾病者,心之缺也。疾病无以侵害童心,因为童心无缺;但疾病往往会摧折人的意志或人的志向,使踌躇满志者中途夭折,从而“长使英雄泪满襟”。
   如果说《苏报案》是章太炎革命的顽童品性的一例,那么后来的责骂袁世凯则是章太炎革命的顽童品性的又一例。章太炎的责袁与他的《苏报案》一样为众所周知,但袁世凯的不杀章太炎却是一个人人都不曾细想的谜团。当然,人们对此又可以找出诸多客观因素偶然因素,但人们谁也不曾把这个谜团的谜底归结于章太炎的童心。因为这个谜团的谜底在于:婴孩弃地,虎狼不食。袁世凯乃虎狼之辈,早在软禁章太炎之前已有暗杀宋教仁的先例。倘若挨了别人,无论是孙中山黄兴还是其他反袁领袖反袁人物,袁世凯都不会轻易放过。但偏偏是这个章太炎,无论章太炎如何责骂袁世凯,袁世凯都不会加害。按说,假如袁世凯出于利害关系的考虑,在称帝之前不杀章太炎,在称帝之后应该无所顾忌了;即便称帝之后不便杀,临死之前总该解解心头之恨吧;但袁世凯至死都没动章太炎一根毫发。在章太炎被软禁之时,章太炎本人都作了献身的准备,“时危挺剑入长安,流血先争五步着”;但袁世凯不但不让他流血,而且还以礼相待,亲自手书下人八条保护准则,其中包括:“饮食起居用款多少不计”,“毁物骂人,听其自便,毁后再购,骂则听之”,诸如此类的条款。
   仿佛是为了作一个婴孩弃地虎狼不食的佐证,章太炎的长女担忧父亲的安危,亲自上京,以图照料。结果,章太炎平安无事,倒是章太炎的这个女儿枉送了性命。不仅如此,婴孩弃地虎狼不食还有另外许多佐证。比如后来章太炎帮助孙中山护法去云南游说唐继尧时,章太炎十分孩子气地特制了两面特大的红旗,让人扛着先导,以壮行色。章太炎一点不曾留意这两面大书着他大元帅府秘书长名义的旗帜,在规模上超过了唐继尧帅旗的三分之一。于是唐继尧的副官如此告诉了唐继尧,结果唐继尧却一笑了之,命令这位副官好好照料章太炎。与章太炎同时代的各路英雄好汉,一个个都恨不得我吃了你,你吞了我;连陶成章那样的革命党领袖都会遭到另一派革命党的暗杀,一如宋教仁遭到袁世凯的毒手。然而偏偏是章太炎,无论怎样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批评这个,责斥那个,却始终平安无事。他曾激烈反对过孙中山,但孙中山却从来没有为难过他,反而不断地向他致电,请他合作。蒋介石当权之后,章太炎始终持不合作态度,但蒋介石不仅不介意,还在章太炎讲学苏州时特意派人送去一笔赞助。如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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