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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曾国藩到毛泽东》绪论一: 语言文化和历史

导 言
   本著的整个论述,以这样一种历史本体论作为前提:所谓历史,乃是生命的全息轮回。对应于人的生命结构,历史由其内心层面、头脑层面、身体层面构成;而历史的轮回,也就是在这三个层面上的来回运行。借用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术语,历史在其内心层面上是存在(Being)的敞开,历史在其头脑层面上是此在(Dasein)的“我思”,历史在其身体层面上是存在者(beings)的生存。正如生命的本真性在于内心一样,历史的本真性在于存在。本真的历史是存在的故事,是生命的神话。本真的历史以无言为特征,所谓无言,不是语言的缺席,而是存在之于语言的超越。语言在这样的历史面前是十分有限的。除了描述,语言对这样的历史不具备任何阐释性和解说性。语言的阐说主要见诸于头脑层面的历史。生命在这样的历史中显示了其人性的意味,一如生命在本真的历史中呈现为神性或纯然的审美观照。在头脑层面上的历史是此在的,历史的此在性一方面体现为语言的阐说,一方面体现为诸如理性、逻辑、归纳、演绎之类的头脑特征。从历史的头脑层面再往下滑落,便是历史的身体层面。在历史的身体层面上,语言呈现为暴力的形式,而暴力是身体层面的一个主要特征。暴力和身体层面的另一个主要特征--性欲,互为因果。由于欲望的宣泄,有了历史的暴力形式;又因为历史被诉诸了暴力的裁决,于是欲望就成了历史的基本动因。过去所谓恶是历史的杠杆一说,其实就是源自历史在身体层面上的暴力和欲望。
   与历史这三个层面对称的,是我在《二十世纪风景》一著中阐述过的三种文化形态:孩子文化,狮子文化,骆驼文化。孩子文化对应于历史的内心层面,这种文化在我的论述中有时又被称作内心文化;狮子文化对应于历史的头脑层面,我有时又称之为头脑文化;骆驼文化对应于历史的身体层面,我有时又称之为身体文化。孩子文化 -成道的文化,以存在的敞开为特征;狮子文化是思考的文化,以怀疑和对未来的向往追求为特征;骆驼文化是盲从的文化,以驯顺和对过去的回忆缅怀为特征。孩子文化内心文化见诸各个地域各种形态的历史文化,狮子文化头脑文化构成西方历史文化的特征,骆驼文化身体文化则是东方专制国家的历史文化景观。

   我的上述历史本体论贯穿于本著的全部论说。相比于我在《二十世纪风景》一著中的论说,此著的生命全息轮回论将历史的观照基于了存在,而不再以语言作为历史本体的基本事实。当我在《二十世纪风景》中提出历史是虚构的时候,我注意到的是历史不得不诉诸语言从而为语言所虚构的历史本体论现象学。这种历史本体论现象学其实是缘自历史的头脑层面,并且以历史在身体层面上的暴力为补充,即历史由语言和暴力共同虚构。由此,我将语言看作了历史的本体,历史的基本事实,一如维特根斯坦将语言看作了世界的最后边界。然而,语言本体论的历史观,唯有在对以往的种种历史本体论的批判上才是有意义的。因为语言本体论指出了以往历史观念和历史学说的假设性和片面性。历史一旦进入讲说,就会因为语言本然的撒谎性而成为某种虚构。比如,达尔文的进化论是基于物种进化的对历史的生物科学虚构;同样的虚构,在黑格尔是以绝对理性完成的,在马克思是以客观规律完成的,在毛泽东则诉诸了斗争哲学,把一个阶级胜利了另一个阶级消灭了的阶级斗争过程说成了历史。或许是察觉了人类理性对历史的这种虚构意味,斯宾格勒将历史交付给了大自然,将历史比作自然的花草树木,并且有着春夏秋冬的兴衰循环。斯宾格勒的历史观念已经相当接近东方古老的生命轮回说,只是东方文化的生命轮回说并不意指历史,因为东方人没有历史观念,没有历史科学。正如西方文化之于历史具有虚构的兴趣和热情,东方文化之于历史乃是茫然的,往往将历史归诸虚无,而不是诉诸虚构。即便是佛经中的提及佛祖讲经,也以“如是我闻”的叙说方式将故事发生的时间全然虚化,从而将被虚构为历史的可能诉诸没有时间向度的因而也就是永恒的事实。
   由此可见,无论就历史本体论而言,还是就历史叙事学而言,抑或就历史科学而言,历史在其终极性上只是一种生命状态。当生命以内心为向度,历史就因为内心向度的无言本性而被虚化,成为虚无;当生命以头脑为中心,历史就由于头脑的运作和语言的讲说而成为科学成为讲说对象成为头脑和语言的虚构;当生命以身体为存在状态,历史就呈现为以革命为名义的暴力,或以专制为形式的权力话语。在生命对历史的这种虚构中,不仅内心向度已然丧失,即便连理性和科学性也黯然退场。所谓历史,在此完全成了权力的胡言乱语。
   生命对历史的这种规定性与其说是科学的,不如说是本然的。当我把历史作为生命的不同状态展开时,我获得了历史最为始源的含义。历史的这种始源性表明,它不是观念的堆砌,也不是语言的虚构,更不是绝对理性的演绎,抑或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组合方式的次第更替,而就是生命的文化形态和文明形式。我由此将历史从社会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交还给个人;将历史从教科书的刻意编码中消解出来,还原为生命。正如上帝在不同的宗教典籍中有着不同的造型一样,历史在不同的生命层面上有着不同的形态。赫拉克利特指出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历史作为生命的体验也同样不可重复。历史之所以可能被描述,乃是因为生命的全息性。正是因为生命的全息性,使历史文本成为可能;也正是因为生命的全息性,使各个民族各个文化的神话故事成了最为本真的历史记载。我把最为本真的历史称之为历史的天空,以此对应于生命的内心层面。
   由于立足于生命的全息性,我的历史描述不再以理念为转移,从而也不再以寻找规律为然。我仅仅以历史的人物和故事作为我的描述对象。至于历史的过程,我则仅仅指出它的轮回。历史的轮回有类于大自然的春夏秋冬,但我的描述把它诉诸了内心、头脑、身体三个生命层面的不断更迭.生命是全息的,历史是轮回的,在这二个基点上,对历史的任何比喻或象征性的描述都是成立的。生命的全息性意味着描述本身是全通道的,并不限于某种方式;同样,历史的轮回性则表明历史过程和生命过程是全然同构的,这样的同构使任何描述都不可能纯客观,而只能是参与性的。也即是说,任何一种历史的描述都是人为的努力;这里没有上帝立场,因为上帝不描述历史。在任何一个成道者眼里,历史都是虚无的。也许有关历史的描述可以作为一种生命的修练方式,但绝对不是生命的修练结果。历史一旦诉诸语言,它就打上了天然的人性烙印。与以往历史科学和历史理性不同的只是,我给自己的历史著述确立了生命的存在原则和内心指向.
   按照这样的原则和指向,我的历史描述是一个朝向生命本身的言说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是以生命为向度的历史言说,一方面是以历史的言说为方式的生命还原。凡是读过《红楼梦》的读者,只消参照一下该小说第一章所呈示的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的意象,都可以由此领会我在本著中的这种描述方式和言说过程。人们也许很难想象对历史可以作出“大荒无稽”的讲说,但我恰恰就是这么做的。从我的这番讲说中,人们可以按照他们各自的方式和各自的理解或者各自的领悟得出各自的印象和判断。因为本著最后的结语只能是:我什么都没有说。
   绪论一:语言文化和历史
   读过我《作为历史哲学和文化命运的二十世纪风景》一著的人们,也许会对我有关语言的论述感到困惑:一方面我认可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所指出的事实,即语言是世界的最后界限,一方面我又不断地强调语言的撒谎本性,强调语言之于历史的虚构能力。对此,我想作出的解释是,这样的论述与其说是自矛盾的,不如说是一种力图揭示语言本身的悖反性质的努力。语言的这种悖反直接关系到存在的去蔽和敞开。因为此在的生存总是在......之中的,诸如在世界之中,在社会之中,在家庭之中,或者在狼群之中;而这种在......之中的生存,最为根本的形式则是在语言之中。当人们将语言视作世界的最后界限时,我们同时可以说,语言是对存在的终极围困。然而,尽管语言以在......之中的方式囚禁着存在,但存在的生命本能以不可能听任语言的摆布和桎梏。生命需要突围,存在需要敞开,灵魂需要裂变。不管语言是上帝赐予的还是人类自己创造的,从它降临的那一刻起,它就既意味着对生命的囚禁,又意味着囚徒突围的可能。正是由于生命的突围,存在的敞开,灵魂的裂变,才有了人类足以为之骄傲的灿烂文化。所谓文化,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生命与语言,存在与语言,灵魂与语言的冲突和碰撞的产物。
   然而在语言之中的生存,并不意味着语言涵盖一切,并不意味着语言就是文化。正如奥修所比喻的那样,语言好比花朵,意义好比花朵的芳香。看见花朵的人并不就能闻到芳香,而能够闻到芳香的人,即使不见花朵也照样芬芳扑鼻。文化之于语言,就如同芳香之于花朵。当我说语言虚构了历史时,意谓语言描述了文化,讲说了文化;当我指出语言具有撒谎本性时,意谓语言并不等于文化,更不等于生命,灵魂或存在。语言的真实性在于它的实体性,记录性,知识性,可见性,而文化的真实性却恰恰在于它的精神性,想象性,智慧性,存在性。比如一群朋友,坐在草地上静静地品茶,阳光灿烂,绿草如茵,小河潺潺流过,小鸟在枝头歌唱。此刻毋需任何言语的交流,一种饮茶文化已经灿烂闪现了。偌说这种文化是不可见的,但在场的每一个人都体味到了,即使是旁观者,也可能领略出其中的美好。这样的例子在音乐、绘画、雕塑、建筑作品中更是比比皆是,不胜枚举。没有语言这一花朵,文化照样芳香泌脾。因为文化不以语言为前提,文化只有变成知识,变成历史,变成传统的时候,才为语言所俘虏,才为语言所囚禁。因为语言具有为文化所不具有的实体性,无论是共时意义上的实体性还是历时意义上的实体性。因为语言不仅世界的最后界限,同时也是历史的首席虚构者。
   作为世界的最后界限和历史的首席虚构者,语言最容易征服的对象乃是骆驼文化和生活在骆驼文化空间的人们,因为骆驼文化连同骆驼般的民族,是语言最为坚定的崇拜者和盲从者。他们相信由语言构成的所有知识,并且把知识看作真理的来源,甚至把知识直接等同于真理。当某人被称作有知识的人时,他同时也被承认是掌握了一定真理的人。所谓先生,亦即有知识有真理的老师,这样的称呼,起初是严格限定在一些德高望重的知识分子身上的只是到了后来才滥用到所有的人身上。这种知识和真理的混同,导致了话语权力的产生。骆驼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将知识和真理合一的话语权力。正如世俗的最高权力在于帝王,话语的最大权威在于圣贤。帝王和圣贤是骆驼文化的共生现象,构成一种权力和语言的组合,由此组合出发,可以看到政治和道德的联盟,治国平天下和修身齐家的关联,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的生存策略,如此等等。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骆驼文化是自足的,即是自我调节自我封闭的,因为圣贤从来不怀疑帝王的权威,帝王也从来不轻视圣贤的效用。或者说,骆驼般的子民永远把帝王看作是所有知识中的终极知识,一切真理中的最高真理,从而使帝王与圣贤一样成为话语权力的天然拥有者,被骆驼们称为圣王,其言语则相应地被奉为圣旨。骆驼文化没有俗世和天国的区分,皇帝作为天子,代表了所有骆驼对天堂的向往连同他们所有关于天堂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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