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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毛泽东现象的文化心理和历史成因

绪论:为什么是毛泽东而不是周恩来成为帝王式的领袖?

   纵观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有许多谜语般的历史课题有待于专家学者们没完没了地琢磨和猜谜。其中一个比较有趣的谜语也许是,为什么是毛泽东而不是周恩来最终成为帝王般的领袖?且不说周恩来与毛泽东的资历相当,即便是手腕、心机、个人魅力等等许多成为领袖的个人条件,都不下于毛泽东。尤其是在人缘和人脉上、在早年所据的领导地位上,周恩来还远远地优先于毛泽东,但周恩来最后却俯首贴耳地臣服在毛泽东的帝王宝座之下。乍一想,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对此,假如仅仅用毛泽东比周恩来更有帝王气之类的说法来解释,显然是远远不够的。也许举出两个相近的历史人物作比较,可能更有助于看出其中的奥妙。比如,曹操和诸葛亮。

   尽管《三国演义》对曹操和诸葛亮分别作了褒贬分明的丑化和美化,但从他们本人留下的诗文当中,后人还是可以看出彼此之间在气质和秉赋上的真实面目。毕竟文如其人,诗也如其人。

   从诸葛亮的两份出师表上,人们读出来的并不是一个神机妙算的领袖人物,而是一个“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臣儒相。尤其是“臣本布衣,躬耕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之类的言辞,全然一个儒家教义熏陶而成的贤臣形象。假如是面对一个李世民般的帝王,诸葛亮如此上奏,会让人觉得温柔敦厚,谦恭有加;可是,一想到事实上他如此诚惶诚恐地俯伏朝拜的不过是一个扶不起的小毛孩子刘阿斗,尊敬其为人为臣之余,难免令人莞尔。被《三国演义》所神化了的诸葛孔明,在为相治国上的成就是可信的,但在军事上的超人智慧却是演义小说的加油添醋。且不说别的,仅以他六出祁山无所建树、最后死于征途为例,就足见他出师的失当和在军事天份上的欠缺。至于其政治眼光和历史视野,也并非如同演义所杜撰的“隆中对策”那么神奇,不过是“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见《后出师表》) 言词之间,无奈极了。更有意思的是讲到其敌手曹操,他毫不讳言地承认:“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怫孙、吴”。这种赞语后来在《三国演义》里是被作者用来形容他诸葛亮的,而诸葛亮本人却在其《出师表》里老老实实地承认,真正用兵如神的乃是曹操。由此可见,假如诸葛亮当年不是被刘备请出隆中,而是被曹操收到帐下,那么后来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故事就有了典型的历史先例。

   被演义一再奸雄化了的曹操,在历史上其实是一个十分罕见的领袖人物。且不说其雄才大略和政治业绩,仅是读其诗歌,就可以看出一种领袖群伦的心胸和视野。曹操在诗歌里所体现的气派和风度,是以后的李白、乃至再后来的毛泽东都难以企及的。无论是“步出夏门行”组诗里对生命对宇宙的感悟,还是“驾六龙,乘风而行。行四海,路下之八邦”那样在想象世界里的遨游,或是“度关山”、“薤露行”、“蒿里行”一类诗歌里的悲凉感怀,其意境之深远,其视野之开阔,鲜有比肩者。尤其是在那两首著名的“短歌行”里,其“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气度,领袖风范,赫然在目。人说曹操的诗歌颇具古风,更确切地说,其实是极其富有生命的底气和文化的元气。中国诗歌里最具这种底气和元气的当然首推《诗经》,而曹操的诗歌尤其是其四言诗,恰好在意境和风格上最为接近《诗经》。曹诗高远的气度,连毛泽东都不无倾倒,感叹道,“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其实魏武岂止挥鞭?且不说曹操后来的经世大业,仅以他年轻时几次三番要为汉末党锢领袖陈蕃李膺们翻案一事上,就足以使后来的毛泽东相形见拙。一个是要为被枉杀的士林精英翻案昭雪,一个是效法秦始皇“焚书坑儒”,把千百万知识分子打入地狱。当然,不管怎么说,毛泽东对曹操不说自许、至少也是心仪的。要不然,见风使舵的郭沫若就不会写那篇不伦不类的替曹操翻案的文章了。顺便说一句,郭沫若何曾真正懂得曹操,不过拍马溜须而已。

   比较了曹操和诸葛亮,为什么是毛泽东而不是周恩来成为帝王般的领袖人物,就可大致了然。周恩来并不是不想做领袖,事实上他也当过领袖。当他带着共产国际首脑季米特洛夫的亲笔介绍信回国之后,马上平步青云,年纪轻轻的便当上了黄埔军校的教导主任。在蒋介石的清党分共之后,周恩来更是一跃而成为当年中共最为核心的领袖人物。但他与诸葛亮一样,有相国之才而无领袖之能。与诸葛亮六出祁山的败绩相仿,周恩来在上海和南昌先后二度指挥城市暴动,屡战屡败。然而,与诸葛亮被刘备的托孤一举弄得不得不为刘家天下鞠躬尽瘁有所不同的是,周恩来最后意识到了,他骨子里并不是叱咤风云最后一统天下的那种人物,从而在遵义会议上心甘情愿地让贤,开始了他长达几十年的向毛泽东俯首称臣的政治生涯。可以说,周恩来的称臣,对于毛泽东的逐步“称王”、“称帝”乃是关键性的历史转折。熟悉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当时的周恩来,在党内军内握有过半实力,他的转向对于确立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乃是至关重要的。

   文化心理上的这种下意识现象,通常经由许多表面的细节仿佛十分偶然地形成。人们尽可以对周毛之间的最高权力转让作出各种各样的解释,比如当时周恩来为情势所迫,或者那是毛泽东在私下里做了许多小动作的结果。就好比人们解释当年希特勒上台时,也可以找出许多偶然的历史细节,证明希特勒的成功不过是侥幸罢了,而不是德国民众在集体无意识层面上的选择所致。当然,更干脆更简单的做法是将历史现象归结为命运。谁也无法否认命运,一如谁也无法说清楚命运究竟是怎么回事。事实上,就好比一个人的性格与其命运有着对称性,一个民族的历史命运通常与该民族的集体无意识相关。或者说,从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上,可以找出其历史命运的种种迹象。

   也许周恩来当时的让位确实有着种种具体的原因,也许他当时确实没有十分清晰地意识到毛泽东和他之间的那种君臣定位;但从他后来与毛泽东几十年的相处来看,那种君臣定位不是越来越模糊,而是越来越清晰。假如周恩来稍微有点马克思主义精神的话,比如马克思在《论普鲁士书报检令》中有关精神自由论述中的那种自由意识,他是绝对不会接受甚至忍受他和毛泽东之间的这种定位的。周恩来之所以心甘情愿地接受和忍受了那样的定位,在其潜意识里,只有一个解释,乃是其内心深处的集体无意识起了作用。这不仅是解读毛泽东和周恩来关系的秘密所在,也是解读整个中国共产党和相应的这段中国历史的关键所在。

   所谓的马列主义,在中国共产党只是一件令人也令他们自己眼花缭乱的意识形态外衣。在其集体无意识里,真正左右毛泽东、左右周恩来、乃至左右整个中国共产党的,恰好就是他们在意识层面上反对和批判的传统文化和因袭心理。意识和无意识的关系,就好比岛屿和大海的关系;在岛屿上建立起来的意识形态再强大,也敌不过集体无意识的汪洋大海。在中国共产党的集体无意识里,马克思的学说跟洪秀全当年的拜上帝教其实并没有多大的异同,都不过是用来打江山的一种符号性的说法罢了。即便是抢银行,也得有个说法,更何况夺江山?而毛泽东的最大成功,就是在于他用现代白话汉语将马列主义学说神不知鬼不觉地转换成了一套现代“三国”话语和现代“水浒”话语。毛泽东用他的这套话语先征服了他的中国共产党,然后率领着他的党征服了被《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熏陶得浑浑噩噩的中国民众。这个民众的愚昧在于,明明是被人强奸了,竟然反过来说是人家救了她。其实毛泽东救的不是中国老百姓,而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点上,中共的所有领袖们,尤其是周恩来那样的核心人物,全都心知肚明。否则周恩来怎么可能对毛泽东如同诸葛亮对刘阿斗那样的忠诚不腻呢?假如《三国演义》能够按照《出师表》来如实地塑造诸葛亮的话,那么周恩来可能是与诸葛亮最为相像的历史人物。按照儒教三纲五常的伦理标准,臣子必须对主君尽忠,不管主君是如同刘阿斗那样的混账孩子,还是像毛泽东那样的乱世枭雄。只是比之于诸葛亮式的愚忠,周恩来的忠诚倒是忠得明明白白:没有毛泽东就没有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确实挽救了中国共产党。当然,要弄清楚毛泽东的挽救中国共产党,先得弄清楚中国共产党是怎么会落入困境的。

   以马列主义为教义的中国共产党,其实并不脱胎于马列主义,而是兴起于“五四”新文化运动。马克思的学说经由苏联的十月革命传入中国,早已成了阿凡提那只兔子的汤的汤。当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列宁主义时,马克思早年那种自由主义精神已经被列宁的政党理论和专政理论完全挥发掉了。因此苏联人教给中国人的那个主义与其说是马克思主义,不如说是列宁主义。而且,被苏联人最早教会搞列宁主义的中国人,还不是中国共产党人,而是那个江湖帮会出身的造反者孙中山。孙中山对列宁主义的服膺,体现在他后来对三民主义作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解释里,也落实在他遵循苏联方式的一统天下的种种努力上,尤其是那场给中国带来灾难性历史后果的北伐战争。按说,孙中山心目中的榜样应该是洪秀全,只是由于使用拜上帝会那样的法子太过时,不再具有任何号召力,他才到处求助,最后找到了苏联人的怀抱里,受到了列宁的热烈称赞。就其革命背后有无文化底气而言,孙中山不要说无法与有文化头脑的毛泽东相比,甚至连落弟秀才洪秀全都不如。孙中山从来没有弄懂中国是怎么回事,中国人是怎么回事,中国文化是怎么回事。毛泽东可以就一部《红楼梦》说出他的一套想法,孙中山要是面对那部小说,可能唯有张口结舌。与毛泽东后来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相反,孙中山除了一心要圆他的大总统梦,其实也就是皇帝梦,根本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干什么。此公的革命逻辑是,有奶便是娘。当年为了让日本人支持他而不支持袁世凯,他向日本人断然许诺东三省。后来投靠了苏联人之后,孙中山全然唯苏联顾问是从,人家怎么说,他就怎么做。从建党到建军校,一切都照搬苏联的列宁主义模式。孙中山的国民党和后来毛泽东的共产党,说穿了乃是难兄难弟,在许多地方彼此彼此。但也正是这个原因,毛泽东称孙中山为革命的先行者。换句话说,毛泽东称赞孙中山在依靠苏联人打江山上,比他先走了一步。毛泽东的共产党与陈独秀时代的共产党只是表面上有承继性,实质上却相去不止以道里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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