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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奥维尔和切•格瓦拉

  二十世纪是一个可以让十九世纪的思想家们感到啼笑皆非的时代。当黑格尔以其力图包罗万象的约对理性编织出一个绝对精神的哲学王国时,他不会想到这个王国在二十世纪实际上是一个由电子计算机编织的技术世界;同样,马克思当年以唐•吉诃德式的激情写《资本论》的时候,他也没有料到他所设计的乌托邦在二十世纪居然成了乔治•奥维尔描述的动物庄园。批判理性在此十分戏剧性地遭到了理性的批判,这种戏剧性在于:伟大的理性精神在写作《法兰西内战》时是悲壮的普罗米修斯式的,但在《动物庄园》问世时却是喜剧的侏儒怪物式的。这种戏剧性一如西方人文主义的莎士比亚时代是对万物灵长的自我歌讼,在卡夫卡时代欲是甲壳虫和局外人式的自我放逐。正如命运总是无奈的一样,历史的面孔往往是诙谐的。比如,谁会料到,马克思当年那么愤慨地谴责过的梯也尔,会跑到《动物庄园》中变成那头以拿破仑命名的猪猡呢? 
     
     毋庸置疑,乔治•奥维尔具有与马克思同样的批判理性和批判激情,他的政治寓言小说与其说是对马克思学说的否定,毋宁说是一种反诘式的补充。虽然这一补充具有强烈的解构效果,但乔治•奥维尔所基于的欲是与马克思同样的精神和同样的激情。他们之间的内在气脉是如此的相近以致这个《动物庄园》和《1984》的作者几首就是当年那个《普鲁士书报检查令》和《共产党宣言》的作者在二十世纪的转世形象。马克思义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的愤怒谴责,几乎可以原封不动地搬进《1984》构成对专制统治的讽刺情节;而《动物庄园》中那七条神圣的诫律又象征性地概括了《共产党宣言》中的全部革命理想和革命纲领,批判理性和理性批判在逻辑上的这种悖反和同构,一如埃舍尔绘画中展示的种种奇妙图景:批判的全部力量都弹回到批判者本身--当左手画出右手的时候,右手也同样画成了左手;如此等等。 

     
     当然,乔治•奥维尔小说除了批判理性上的这种渊源承继关系之外,在文字上则是和戈尔丁的《蝇王》相对称的审美景观。正如法国作家加缪以《局外人》写出了人类处境一样,英国作家维尔和戈尔丁分别将这样的困境诉诸各自的寓言,如同《蝇王》让人联想起纳粹的恐怖,奥维尔的《动物庄园》对照于斯大林专制的惨无人道。这二位作家与加缪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不是以感悟和领会的方式提示一个形而上的意象,而是以破译和阐述的方式演释出一个象征性的故事。这种方式与其说是文字的,毋宁说是逻辑的。局外人式的冷漠在此不是故事的而是叙事的,也即是说,这类寓言小说以一个局外人的口气讲说一个震撼人心的故事,好比一个外科医生解剖尸体,一面进行临床讲解。讲说者的居高临下不仅仅是基于对历史的洞悉,而且更缘自对理性的自信和因为这种自信而产生的批判激情连同叙事行动。也许正是这种局外人的叙事角度,使《动物庄园》和《蝇王》不是由苏联作家或德国作家撰写,而是出自英国作家的手笔。毋庸置疑,这种叙事上的局外人不是等待戈多或者在路上的流浪者,而是革命的旁观者和行为艺术的阅读者。他们是真正的绅士,具有马赫式的理性立场和伽利略式的科学精神连同布鲁诺式的人文激情。 
     
     应该说,乔治•奥维尔对批判理性的理性批判是与整个二十世纪文化对以往历史的颠覆同步的。当爱因斯坦物理学推翻了牛顿定律时,当毕加索的立体主义绘画结束了伦勃朗空间时、当卡夫卡小说终结了浮士的浪漫主义时,乔治•奥维尔的《动物庄园》以寓言的方式凭吊了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如果可以把浮士德看作西方历史由人文时代转向现代文明的标志,那么《共产党宣言》则标志着西方人文时代最后的浪漫主义。渴望自由的激情只消再跨前一步,就成为黑格尔在逻辑上的狂妄自大。正如黑格尔的绝对理性窒息了任何想像的可能,马克思的《资本论》为暴动和专制提供了逻辑狂想,其中的每一个结论都仅仅在逻辑的甚至数学的意义上成立,一旦掺入人文因素就全部变得可疑。因为尽管人们可以把资本如同数字公式一样排列和计算出来,但人们不可能在事实上把资本家和工人变成这种公式中的数字,或者变成逻辑演绎中的绝对概念。因此,每一个在逻辑构架上完美得无懈可击的定理,一旦诉诸革命和专政,都将暴露出逻辑固有的荒廖和语言本然的撒谎性。有关逻辑的荒谬和语言的欺骗性,《动物庄园》是以一种解构主义的幽默加以揭示的。 
     
     在一场动物暴动后确立起来的七条神圣的如同宪法一般的诫律,每一条都是合理的,每一条又都是可疑的。比如任何动物都不得喝酒,只消朝前边进一步,就以任何动物都不得喝酒过量的方式反过来肯定喝酒;再如任何动物都不得杀戮其他动物,只消在杀戮其他动物,从而使杀戮成为合法;又如所有动物一律平等这条最根本的原则性的诫律,在逻辑上可以延伸为;所有的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正如禁酒令一加限定就变成酗酒令一样,平等原则一有逻辑补充就成了不平等的法律。如此等等。 
     
     从《共产党宣言》到社会主义革命,虽然在行动上包含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和奋斗,但在逻辑上却仅仅迈进了一步,但也正是这一步逻辑的延伸,将神圣的理想变成了世俗的现实,将平等的原则就成不平等的事实,将禁酒令变成了酗酒令,将普罗米修斯变成了侏儒小怪物。这可正应了马克思自己说过的那句名言,历史事件总是出现二次,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喜剧;第一次是《共产党宣言》,第二次是《动物庄园》。而且,正如人们从《共产党宣言》读到《动物庄园》读出的是喜剧一样,从《动物庄园》读到《共产党宣言》读出的是悲剧。乔治•奥维尔的另一部政治寓言小说《1984》选择的便是这样的悲剧形式。 
     
     因为是逆向阅读,所以逻辑的荒谬性被诉诸了语言暴力的蛮横性和施虐性。《1984》不再像《动物庄园》那样将神圣的诫律作喜剧的解构性延伸,而是直接把革命的原则变成暴虐的宣传:\$$%战争就是和平,自由就是奴役,无知就是力量。\$$%正如《动物庄园》投射了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子一样,《1984》预告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在此,思想不再是理性的逻辑的,而是一种刑讯,一种由暴力强加的屈从。比如当自由意味着你可以自由地说二加二等于四的时候,你就会被横遭干涉;\$$%假如党认为二加二等于五,你还坚持说等于四么?\$$%你若坚持,便遭酷刑,直至你放弃自由立场,接受党的说法。从革命的宣言到革命的现实,整个指导思想不知不觉当然也是十分逻辑地从自由变成了奴役,在此人们没有思考的权利,只有服从的义务。 
     
     相对于《动物庄园》的轻松,《1984》显得惨重闷暗,仿佛不是出自一个英国作家的手笔,而是一份来自革命成功后的专制国家中的受害者的控诉。而事实上,苏联五十年代解体出现的诸如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和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格医生》之类的小说,大都是以《1984》的悲剧形式为基调和构架的。这类小说在东欧,一直写到米兰•昆德拉,才重新回到《动物庄园》式的诙谐。 
     
     读过乔治•奥维尔《1984》的读者,在阅读《古拉格群岛》和《日瓦格医生》时,不会感到陌生,更不会感到吃惊。因为这二部小说所描绘的那个世界,其基本密码和基本构成原理都由《1984》破译和演示过了。相对于《1984》的寓言形式,《古拉格群岛》几乎就是一份纪实报告,而《日瓦格医生》则如同一部凄美的长诗。《资本论》的作者绝对不会想到他所憧憬的乌托邦结果居然是一座真正的监狱,一座足以让巴士底黯然失色的人间地狱。马克思的批判结果比他的批判对象更为糟糕,更容易激起人们的批判激情。走出书齐的浮士德带给历史的仅仅只是一个文明进程,而变成现实的共产主义带给人类的则是一场名符其实的灾难。这场灾难是如此的触目惊心,以致古拉格群岛几乎成了对共产主义世界的一个反讽效果十分强烈的专有名词,而日瓦格医生则成了千千万万个受害者的象征人物。或者说,古拉格群岛成了与奥斯威辛集中营相对称的地狱景象,日瓦格医生那样的受害者的命运则与几百万犹太人在希特勒时代的遭遇大同小异。从巴黎公社到古拉格群岛,批判理性经由武器的批判而演化成一种空前的疯狂,因为批判一旦诉诸武器,那么理性在著述中所省略或忽略的种种人性的欲望就全都在暴力革命的过程中被激发出来,满地流淌,将理性的批判变成欲望的宣泄。当年曾经那么风度翩翩的批判理性,在暴力革命的火焰中蜕变为一根粗鄙的阳具,沉溺于对世界对历史无度的施虐快感、社会层面上的革命,在其心理层面上乃是一个精神分析医生的临床病理现象。正如在阳具施虐下的受害者往往是被强奸的少女一样,被革命所蹂躏的主要对象通常是具有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即使他们置身革命中也不能例外。革命的阳具如同孙悟空的千钧棒一样横扫自由的思想连同美丽的女人,如果可以把日瓦格医生看作自由的象征,那么与之对称的同是诸如陀斯妥也夫斯基和列夫•托尔斯泰之类俄罗斯作家笔下的被侮辱被损害的妇女。自由总是与美人一起,成为暴君施虐的首要对象。 
     
     或许正是因为洞察了判理性和暴力革命之间这种可怕的递进式转换,才有了考茨基和伯恩斯坦们的修正主义,才有了俄国革命的民主思想家普列汉诺夫,才有了中国的普列汉诺夫陈独秀。这些思想家和革命领袖力图在申张批判理性的同时坚持思想的自由,避免暴力的介入,以平和的改良的方式实现批判理性所指出的社会理想。然而,他们的全部努力都相继变成美好的愿望,成为历史的肥皂泡,而他们自身则成了批判理性向暴力革命转换过程中的牺牲品。渴望复仇、渴望宣泄、渴望权力的革命者无情地不容置疑地唾弃了这些具有自由思想的人们,直到二十世纪将近尾声时,这些被唾弃的人们才为革命过了的人民相继记起,诉诸充满深情的怀念和追悼。灾难深重的所谓革命人民,在世纪末面对的乃是相当戏剧性的回忆,一如乔治•奥维尔在一九四八年写下同样富有戏剧性的《1984》。 
     
     然而,同样一个政治寓言《动物庄园》突出的是小说的寓言意味,而《1984》侧重的却是理性的政治批判。对批判理性的理性批判,与批判理性的悖谬一样具有逻辑所固有的局限和误区。这种局限和误区又可称之为理性本然的逻辑阴影,理性总是在照亮世界的同时在世界的另一面留下阴影部分。作为寓言小说,《动物庄园》显然更为成功,它以无与伦比的透明度对十月革命和斯大林专制作了准确的历史观照;相形之下,《1984》由于更加突出批判的逻辑力量而具有逻辑思维难以避免的生硬和片面。这种局限性使小说对历史的预言在八十年代并没有为历史所认可。相反,小说所展示的种种专制景象全都在八十年代遭到了挑战乃至在改革和革命的历史二重奏中走向没落或解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没有像小说预言的那样使全世界变成专制政体的大同,相反,成了专制政体走向最后终结的标志。正如批判理性的乌托邦,不管这预言看上去是多么在理,因为理性不管具有多么尖锐多么强大的批判力量,但它永远只能照亮世界的一个方面,而不能照世界的全部方面。因此,作为一个历史预言,《1984》结果阴差阳错地道出的却是中国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并且说出了一个大概,一个模糊的轮廓,一个在具体事实上颇有出入的人类文化的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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