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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韦小宝形象和江泽民时代


   •李劼•
   我从来不把金庸小说看作是武侠小说,正如我不会把《红楼梦》看作是言情小说一样。因为金庸小说的历史文化意味远远超出了其武侠外形所具有的消闲娱乐功能,而金庸笔下的人物之中,最为成功最为精彩的男主人公又恰恰是最不会武功的角色。我是说,《鹿鼎记》中的韦小宝。仿佛是为了向读者证明自己所写的不是武侠小说一样,金庸在他最后一部力作《鹿鼎记》里写了一个毫无武侠色彩的韦小宝,正是这个人物形象,使金庸小说获得了一个空前的飞跃,进入了超越自己的境界:在这个境界里,金庸不仅总结了他在以前小说里所孜孜不倦地探求的文化历史,而且无意之中预言了后来为中国人所置身其中的历史处境。

   几乎所有阅读《鹿鼎记》之前读过金庸其它小说的读者,都会对韦小宝这个人物感到突然和陌生。韦小宝形象打破了金庸小说读者的阅读期待,也就是说,他们不会在这个出身于妓院的小泼皮身上获得一种渴望英雄的满足。而且,随着这个形象的展开,读者又会发现,他们也无法就此判定韦小宝是个无赖,更谈不上是个流氓。人们一般都习惯了有关中国小说的那种结构模式,好人和坏人,英雄或流氓;然后是成者为王败者寇。而金庸以前的小说也通常是以这样的结构模式为构架的。即使所塑造的是比较复杂的人物,也不至于复杂到没法分类。杨过是复杂的,但比起其父杨康,杨过显然是个好人,是个侠义人物;对女魔头何铁手似乎很难下判断,但她最终皈依了袁承志,所以读者依然可以按照好人坏人的标准对她获得明确的印象••••••如此等等。唯独这个韦小宝,让读者不知该说是好还是坏,不知该算她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十分有趣的是,我的二位朋友,曾经对这个人物有过一场意味深长的争论。一个是曾经对金庸小说及其文化意蕴有过极为深湛的研究的胡河清君,一个是胡河清的好朋友、胡河清十分心仪的易学大师潘雨廷先生的弟子、对易学和东方文化都有相当造诣的张文江君。胡河清对韦小宝形象可谓深恶痛绝,每每提起都连连摇头,并且对张文江君的盛赞十分不以为然;而张文江君却对韦小宝极其推崇,简直赞不绝口。我跟张文江君总共见过两次面,两次他都提到韦小宝,并且大加赞扬。尽管彼此都不曾向我细说他们褒贬的具体原因和理由,但我却想从这两位朋友截然不同的评价上入手,论说一番这似乎说不明白的韦小宝形象。
   我曾在一篇纪念胡河清君的文章中说过,胡河清是个共工式的文化人,高贵,阳刚,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具有典型的为儒家所称道的文化人格。一个具有如此人格的知识分子,拒绝认同韦小宝可说是无庸置疑的。因为韦小宝刚好相反,不读书,没文化,连练一身武功的起码韧劲都没有;并且出身低贱,性格阴柔,可以被金钱所收买,可以被武力所吓倒,又可以被富贵所侵蚀。总之,儒家所谓的君子人格,在韦小宝是毫不沾边的。相反,中国社会中最为低贱最为下三滥的身份和人生,韦小宝几乎占全了。出身在妓院,做过太监,成了皇帝的弄臣,更不用说后来还当过好几回贪官污吏。以孔子的眼光来衡量,韦小宝根本是个不足挂齿的小人。晋国的季氏仅仅因为“八佾舞于庭”就被孔子视作越礼从而一再指责,更何况如韦小宝这样的“小人”因一朝得势而“沐猴而冠”的模样。就此而言,说韦小宝是个君子恶之小人乐之的形象,是一点不过分的。因此,我十分理解胡河清君对韦小宝的憎恶。
   然而,我又同样理解张文江君对韦小宝的盛赞。作为一个易学传人,张君显然不是从伦理的立场而是从历史变易流转的角度来审视韦小宝的。或者说,韦小宝在这样的审视下,不是作为一种人格而是作为一种现象得以展开的。正如同一个话语在不同的语境里会有不同的涵义和不同的效应一样,同一个现象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会产生不同的意味从而让人获得不同的观感。与胡河清基于先秦文化来感受韦小宝不同,张君是从他所置身的历史环境里审视这个人物的。正如胡河清从韦小宝身上看出了他所不齿的人格一样,张君从韦小宝身上看到的是这个人物因为历史文化的变迁而获得的历史合理性。我对易学虽然无多研究,但我想其基本精神也许是在于“易”字本身的意味上,即变易,简易,不易。关乎宇宙奥秘和历史大运的衍变运行的易学,与儒学不同,不以某种人格为转移,而看重历史合理性的有无。孔子在春秋之际看到的历史没落,在我们身处的时代早已成了现实。对于这个时代来说,类似于伯夷叔齐那样的人物,就像恐龙一样绝迹了,即便是孔子那样的目光,也已是十分稀有,以致孔子成了高高在上的圣人。孔子的高度不是来自他本身的伟大,而是由于他身后的历史一步步的沦落。因为历史的沦落,才使孔子那样的人格海岸线成了高耸入云的山峰。基于人格的峰顶,胡河清君向韦小宝投去鄙夷的目光;而顺着历史的谷底,张文江君看出了韦小宝可行性的历史意蕴:变易,简单,不易。(当然,张文江君本人并没有对我说起过有关韦小宝的具体看法,我在此的论说乃是顺着他所研究的易学所作的一番发挥。)
   我想,倘若能把韦小宝作为一个卦像来看的话,那么就可以发现,这是一种十分有趣的性格典型和一个饶有意味的历史现象。韦小宝性格正好具有“易”字的三个特征,而韦小宝现象又蕴含着一种末世图景的基本信息。顺便说一句,金庸先生能写出这样一个人物,无意间得了易学的真谛,假如易字三解可算作易学真谛的话。
   韦小宝性格的首要特征在于变易。韦小宝的灵活善变有时候比孙悟空还敏捷,只是比起孙悟空的阳刚和英雄盖世,韦小宝变得阴柔,变得鬼头鬼脑;有时像只小老鼠,有时有像鼻涕虫,有时又像泥鳅一样滑溜,并且粘粘糊糊,从不让人肃然起敬。孙悟空是个天上地下叱咤风云的人物,而韦小宝却是个仿佛在阴沟洞里钻来钻去的小爬虫。孙悟空的世界令人神往,且不说天宫玉皇殿和西方极乐净土,即便是花果山,都是散发着清新自然的芬芳之境。然而,韦小宝的世界却正好相反,整个儿一个下水道,无论是妓院还是皇宫,都像地狱一般下流肮脏阴森恐怖。在这样一个世界里,生存的唯一法则就是把自己变成跟周围环境同样肮的小老鼠或者小爬虫。或者说,在这样一种环境里,即便是孙悟空,也只有把自己变成韦小宝那样的小动物才能得以生还。在此,且不说人格尊严,即便是中国人十分看重的面子,也得全部扔掉,并且扔得干干净净。事实上,一旦连面子都不要了,那就什么都好办了,或者说,什么都可以变了。韦小宝正是扔掉了自己的面子,才在一个又一个的危急关头把自己变得足以幸存下来的卑琐模样从而保诠了小命。所谓急中生智,二此获得最为确切的涵义,因为韦小宝的生存智慧,几乎都是在性命攸关的时刻迸发出来的。他变得很下贱,变得让人恶心,但人们也许同时又会暗中羡慕他的生还。因为在同样的关头,人若秉持着胡河清那样的性格只能是面不改色心不跳,然后从容就义或者一面说着砍头不要紧的豪言壮语一面让人把脑袋给砍了。也正是这个缘故,胡河清不等别人把他杀死,就自己先把自己了断了。在一个阴沟洞里或者说下水道般的世界里,要么像胡河清那样选择当年王国维式的“义无再辱”,自行了断,要么就像韦小宝那样什么都能变,该变成什么就变成什么,该怎么变时就怎么变,把生命完全变成一个“易”字,变成变易本身。生存,还是毁灭,韦小宝绝对选择了先活下来再说,至于这样的活法算是生存还是毁灭,他是绝对不予考虑的。韦小宝绝对没有丹麦王子哈姆雷特那样的深度,动不动就思考生存还是毁灭那么高深的哲学问题。由此出发,韦小宝显示出他的第二个特性:简易,或者说,简单。
   比起哈姆雷特那种具有思想家特质的王子,韦小宝无疑是个头脑简单的小瘪三。但也正是这样的头脑简单,使韦小宝获得了生存的合理性。试想,倘若让哈姆雷特像韦小宝那样生存,那还有什么王子气度可言?哈姆雷特即使像韦小宝那样活了下来,也会遭到人们的鄙视从而战战兢兢地活在一种人言可畏的气氛里。不说哈姆雷特,就以周作人为例,生前身后都没能摆脱汉奸这个罪名的阴影。要说汉奸,韦小宝可说是做大了,做到了鞑子皇帝的身边,并且与之结成了既是兄弟又是师徒那样不伦不类却又绝对铁的牢不可破的哥们关系。然而,韦小宝如此“卖身投靠”不仅不会受到道德审判,而且还让人羡慕不已,即便是天地会的革命党人,都因为他的这种特殊身份而对他另眼相看,至少是觉得颇有利用价值,可以通过他“战斗在敌人心脏里”。韦小宝的这种特殊性,有力地证明了,下贱有下贱的好处,简单有简单的优势。韦小宝只消有一点点文化,或者说,读过一点点书,他的这种优势就会消失掉。他会因此而获得道德感,用孔子的话来说,知道耻辱了。于是他会生出一张面子来,并且有了为面子而奋斗的革命性。中国晚近历史上的许多造反者和革命者都是因为有了一点点文化从而为了一点点面子而造反而革命的。比如洪秀全就是因为一直考不上秀才,最后选择基督教充实自己,给自己鼓气,壮胆,争面子,高举上帝反皇帝。又如毛泽东,因为仅仅读了个师范学校,想到北大那样的高等学府里混个学者身份而不得,受尽羞辱之后,为了挣回面子,最后走上了与工农相结合的井冈山道路。更不用说那些二、三十年代的革命小伙计和革命小骚货,几乎都是因为那么一点点文化,既成不了朱熹那样的学者,又做不出曾国藩那样的事功,于是成了“少年漂泊者”,成了“短裤党”,一言以蔽之:他们的秉性不像韦小宝那么简单。就大处着眼,他们是无敌的;但就秉性而言,他们的头脑又不简单,没有韦小宝那样的简易性。因为简单后面跟着的是容易,人的秉性一旦有了简单,生活就变得容易多了。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没什么复杂的问题需要思考。对于一个活在小瘪三层次上的孩子来说,简单几乎成了生存的首要前提。否则,就只有像八十年代中国著名诗人海子那样,为了兑现在诗歌中一再表达的王子梦,最后卧轨自杀。
   从农村考到北大的哲学系学生海子,虽然比韦小宝要体面多了,但其起初的生存境地却与韦小宝相差无几,有时甚至还不如,不过是来到了天子脚下,还没有混到皇帝身旁。但海子心里想的却是韦小宝一点不懂的如何成为王子的哲学问题。韦小宝从来没有想过要成为王子,即便眼公主同床共眠也没有王子感或驸马感。从海子的一些短诗里,人们可以感觉到这个孩子的纯朴和天真,只是他被灌输了太多的哲学和思想,被一种称为王子的幻觉所牵引,最后引到了铁轨上乖乖地躺了下来,等着火车把他截成二段,就像昆仑山那样,被一个伟人裁为三截,并且连“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的理想都没能实现,只是被一些同样生活在幻觉里只是在生存上有着韦小宝式的清醒的诗人抬在肩上,到处吓唬不敢躺到铁轨上去的人们。那样的躺到铁轨上,在韦小宝是断断乎不干的。因为韦小宝知道一个简单的道理,假如脑袋掉了,那么什么真理都没有了。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乃是一些中了某些精神病毒的青年男女的疯话。因为主义本来就是从脑袋中来的,一旦脑袋没有了,哪里还有什么主义?这些道理在韦小宝是常识,不用说都很明白的常识。所以,韦小宝的简易里面,同时蕴含着一种生活的常识性。对于一个正常的人来说,问他是要主义还是要脑袋,他(她)都会回答要脑袋。只有被主义或者类似于主义的东西弄疯掉的人,才会拿脑袋去换子虚乌有的主义。当然,这种疯狂也不完全是从西方传来的,中国历史上就有这种传统,有道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另一种美化掉脑袋的神话,不是叫做主义真,而是叫做身后名。身后名和主义真一样,把许多有点文化读点书的少男少女弄得死去活来,从而用鲜血和生命换得一些莫名其妙的墓碑,有的叫烈士,有的叫贞女,还有的被冠之以“生得伟大、死得光荣”的美名。这让韦小宝知道了准会要笑死。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韦小宝无意间获得了《红楼梦》中那个情种贾宝玉式的深度:在贾宝玉眼里,历史上的所谓“文死谏、武死战”全是混话和胡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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