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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党经典“民主集中制”之专制必然灭亡篇

   民主集中制系列

   主题:毛泽东的集中主义思想是现代专制主义的理论基础

     要从集中制的羁绊中解脱出来,还必须对毛泽东就这一问题的有关言论作一清理。

   毛自1943年被确立为中共首脑人物后,威望日增,1945年中共“七大”时“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中共建国后他的思想又成为国家的统治思想,其影响超越了他主宰中国的年代。鉴别他的思想,以便跨越集中主义的屏障,是一个颇为艰难而紧要的任务。

     首先,民主与集中,何者更为重要?毛泽东在1942年就明确回答:“共产党不但要民主,尤其要集中”,不懂这一点,就“不懂得党的民主集中制”。在他看来,集中高于重于民主,是明白无误的。毛后来进一步说明:“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目的是什么呢?是集中。所以毛说:“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上文已说明,民主这个概念本身其实已包涵集中的含义,但毛泽东却把集中确立为一个独立于民主之上的目标,而民主却被他视为达到集中的“一种手段”。毛的这些言论十分明白地告诉人们,共产党是要民主还是要集中,“民主集中制”的出发点到底是民主还是集中?

     其次,怎样实现民主呢?毛泽东在1956年又强调:“我们主张有领导的自由,主张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自此“有领导的自由、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就成了不得违抗的国规。如果说,“七大”提出的这一规则那时还只是在党内实行,但到了50年代中期却成了国家政治生活的准则。中国特色的民主“特”在那里呢?就在于“民主”是在集中指导下实现的。譬如,议会作为近代以来民主制度的重要部份,是伸张与凝聚民意的机关,但移植到中国后却发生了重大变化。虽然1954年中国也建立了类似于议会的代议机构──“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将它确定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并宣称人民作为国家的主人就是通过这一机关表达他们的意志、行使他们的权力的。

   但现实中在“人民代表大会”之上还有党,“人大”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活动,也就是说,在“最高”权力机关之上还有更高的权力机关。这就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在人大工作与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体现。

     毛泽东认为,这种形式的“民主”比西方国家的民主有更多的民主与自由。其实,这种“民主”形式的实施已半个世纪了,即使不与西方的议会制度作比较,仅就自己所走过的道路作反省与总结,也可深知其弊了。

   “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其实是严重违背民主原则与宪政精神的。不然,为什么对“人大”向来就有“橡皮图章”和“表决机器”的讥称;而对西方国家的议会,无论在他们本国,还是在我们这里,都无人封此雅号呢?

   中国的“人大”在很长时期内“一致通过”曾是常规,而西方的议会里有反对票和弃权票才是常规;在中国的“人大”,发表领袖所不高兴听的意见必遭厄运,在西方的议会里,反对当局的政策、与政府首脑唱点反调是正当的权利。

   既然在“最高”国家权力机关里“民主”之处境尚且如此可怜可卑,那么普通公民还能享受多少民主呢?或许是因为,中共与西方国家政党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即中共时时刻刻以“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自居,因此人民在行使各种民主权利时必须有党的集中指导。

   人们常常感叹,由于“民主集中制”没有贯彻执行,因此产生这样或那样的不幸后果云云。这实际上是莫大的误会。应当说,“民主集中制”是向来一以贯之地得到有效贯彻的,正因为它得到了不折不扣的贯彻,才发生了这样那样的不幸后果。

     毛泽东还认为,民主就是对人民进行教育,这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毛在《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里就写道,解决人民内部的问题,“使用的方法,是民主的即说服的方法,而不是强迫的方法”。在1950年6月的第二次政治协商会议上的讲话里又说:“人民民主专政有两个方法。对敌人来说是用专政的方法”,即“强迫”的方法:“对人民来说则与此相反,不是用强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即“向他们进行教育和说服工作”。到了1956年,毛又重申:“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

     按照毛泽东发明的概念,“民主”就是如下的政治活动:党通过教育使人们提高觉悟,抛弃原来不正确的认识;让他们理解党的政策和指示,自觉地加以贯彻执行;使他们改掉缺点与错误,改善与领导的关系,消除同志间的隔阂;教他们履行子民的义务,更好地遵守国家的法律法令,如此等等。

   一言以蔽之,对人民进行说服教育而不用压服手段,在毛泽东看来就是“民主”了。至于谁来教育人们呢?不言而喻,自然是话语中隐含的领导者,即享有各种权力的大小官员。既然必须由领导者来教育人民,内中又蕴含着一个前提,即领导者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总是比人民高明、正确,再延伸开去,就是领导怎么说都有理。因此,领导者总是教育者,人民总是被教育者;人民必须无条件地接受领导的教育,还必须懂得,被领导教育本身就是在享受着“民主”的权利。这就是毛泽东对民主的理解和权威性解释。

   但是,这样的“民主观”恰好与民主的本义完全相背。因为民主应当是公民有参与国事、监督政府、揭露官员的失缺之权,从而使政府官员不敢滥用权力、违背民意。所以,民主是人民选择与监督政府之权,而不是相反。“教育人民说”根本就不是民主,称之为训导人民成为“驯服工具”或许更为恰当。

     毛泽东还有一个经典的公式:“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对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应当注意这里的“对”字,虽仅一字,却十分关键,它也反映出毛泽东“民主观”的特色。所谓“对人民实行民主”,也就是说,在人民之上还有一个给予人民“民主”的“主”,它解放人民,领导人民前进,至于什么时候给人民“民主”,给人民多少“民主”,所给的“民主”是教育式还是压服式,皆决定于上。说是“百家争鸣”,结果“舆论一律”;说是“说服教育”,结果“全面专政”──都是这个“对”字背后的含义所决定的必然结果。一个“对”字,表明了人民仍然无权,无民主之权,只能无限期地期盼赐予。毛泽东的这一公式已流行50余年了,人们已习惯于一种被教育的“民主”,不少人还真以为这样的“民主”比真正的民主“优越”呢。

     1962年,毛泽东谈到了“民主集中制”。在这个讲话中毛对他的“民主”作了另一种表述,即“让人讲话”。

   言论自由当然是民主的一种表现。问题在于,在中国连这种权利也是上头给的,所谓“让”也。其实,“让”与“对”,都是同义词语。可以让你讲话,也可以不让你讲话;可以言者无罪,也可以言者有罪;主动权皆在上、不在下;皆在官、不在民。

   毛泽东说,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所以首先要发扬民主,让大家讲话,发表各种意见,然后加以集中。集中什么呢?毛说,就是集中正确的意见,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叫做集中统一。他这些说法蕴含两个要点。第一,谁来集中?自然是握有各种权力的领导者,有权者集中无权者的意见,掌大权者集中掌小权者的意见,享有最高权力的统帅集中全党全国的意见。第二,所谓集中就是只集中“正确”的意见,何种意见才算“正确”?由领导者自行判断,他认为哪种意见正确就集中哪种意见,或者说,哪种意见符合领导者的意向就集中哪种意见。

   由此可见,所谓的“民主”(“让人讲话”)不过是虚晃一枪罢了。毛的这番讲话不但没有推进党和国家生活的民主,反而为家长制提供了新的依据。

     民主必须有集中作指导,毛泽东所倡导的“群众路线”领导方法中也体现了这一思想。毛说:“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中坚持下去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这是中共的传家宝,它在野时实行这一方法比较认真,在居于弱势的情况下,不联系群众、不倾听群众的意见行吗?

   可是,权柄在握之后,群众就成了被管理、被领导的对象,若群众与领导发生矛盾或冲突,客气的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归根到底还要统一到领导的立场上来。当权者如果没有制度的约束,决不可能像打天下的年代那样兢兢业业地去走群众路线。

   毛泽东倡导的“群众路线”在骨子里仍然未跳出“为民作主”的传统理念。在实行“群众路线”的过程中,群众始终是被动的客体;没有领导者这个“主心骨”,群众的意见不可能集中起来,也不可能回到群众中去贯彻执行;只有领导者深入到群众之中,群众才有机会“畅所欲言”;群众所期盼的政策只有领导者作出决定并下达贯彻,群众才可得益。

   由此可见,毛泽东思想即使在其成熟阶段仍未超越被中国君主制度传统文化伦理视为美德的“民本”思想,群众得祸得福、是乱是治,全出于领导之决定。这与以民有、民治、民享为主旨的民主思想大相径庭,有天地之别。

   

   《“民主集中制”的本质与毛泽东的集权思想》应克复 来源:《当代中国研究》2005年第4期 万木春重新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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