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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党经典“民主集中制”之党奴愚民驯化篇

   民主集中制系列

   主题:“民主集中制”概念的逻辑矛盾以及可怜的“少数服从多数”

     就概念而论,“民主集中制”存在着逻辑矛盾。“因为,民主作为一种制度在运作过程中已经包涵了集中。有哪一种民主最后没有集中呢?除了无政府状态的大民主,凡是制度化程序化的民主最后都必然产生集中。如作为民主最基本形式的选举,最后必然产生集中:从侯选人中产生正式当选人。如议会通过一项法案,经过一定的民主程序最后也必然产生集中;通过或否定该项法案。既然民主本身已经包涵着集中,因而就没有必要再加进一个‘集中’的概念。”

     之所以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必须有“集中”的概念,是因为列宁首创这一制度时是为了强化党内的集中、树立中央的权威。遭到卢森堡的批评后,列宁才在“集中制”之前加了“民主的”的定语,称之为“民主的集中制”,以避专制主义集中制之嫌。但即便将其称为“民主的集中制”,仍然是画蛇添足。如前所述,民主本身已包涵集中,倘若列宁的本意确在民主,直接称为民主制不是更好,他坚持把民主当作定语来修饰,可见其原本想要的无非是那个“集中”。

     概念本身的逻辑矛盾使这一制度带有先天性的缺陷。比如,既然“集中制”是“民主的集中制”,那就必须规定如何通过民主的程序来达到集中;遗憾的是,无论是俄共还是中共的党章中,或是缺乏这样的规定,或者虽规定了民主的某些内容,但它对于集中并无内在的逻辑关联,或者说,它对集中并不构成制约关系。那么,这种“民主”能有多少实际意义呢?

     关于这一点,可以“十二大”、“十五大”的党章第十条关于“民主集中制”的6项基本原则(上述已列)来说明。这6项规定大部份都是民主方面的内容,可是它能制约“集中”吗?在这些条文中,民主的内容和集中的内容两者平行罗列,却没有经过民主达到集中的清晰概念。因此,尽管涉及民主的规定有不少,但集中归集中,民主归民主,它们是两股道上的车。例如,6项基本原则的第一条(它历来被认为是“民主集中制”的精髓),就存在这一缺陷。该原则是:党员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这“四个服从”中,既有民主的内容(少数服从多数),也有集中的内容(其余3个服从)。有人因此提出了“民主集中制倒底是少数服从多数还是多数服从少数”的疑问。

     王贵秀认为,“民主集中制”的本质应该是“少数服从多数”。他将“民主集中制”定义为“民主集中制是以少数服从多数为基础的集中制”。他指出,“四个服从”中只有“少数服从多数”是最基本、最一般、最本质的原则,其他几个“服从”虽然也是重要原则,但毕竟是由“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的、派生的,“少数服从多数”才是“四个服从”中最基本、最本质的原则。

   他的理由是:首先,党的“组织”、“上级”和“中央”是在相应的范围内和层次上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选举产生的;其次,“个人”、“下级”和全党各个部分所服从的决策、决定是被选举产生的“组织”、“上级”和“中央”在各自的范围内和层次上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的。据此,王贵秀认为,这几个服从归根到底都是建立在“少数服从多数”的基础上的,受“少数服从多数”的决定和制约。

     在历史和现实环境中,实际上“民主集中制”下通行的潜规则是“多数服从少数”、“多数服从一人”,党内多数人的意愿必须服从少数人的意志,“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往往徒有虚名。

   令人悲哀的是,受着“党文化”长期灌输(即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党员已成了党的驯服工具,成了“党奴隶”。在毛的时代,绝大多数党员和党的干部,在受到党组织的不公正(或不明不白)的处分(应当说是惩罚)时──或被诬陷凌辱,或面对批判,或被投入监狱受刑──他们总是这样安慰自己(或别人安慰他们):“要相信组织,要相信党”:“组织上一定会弄清我的问题的”:“党犯了错误,党自己一定会纠正错误的”。有的甚至认为“这是组织上对自己的考验”,因此就“想不通要努力去想通、不理解要努力去理解”──这与“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韩愈所言)之类的忠君信条几乎没有差别。

   在“党崇拜”的氛围下,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成了不折不扣的“铁律”,是全体党员的“紧箍咒”;在多数根本没有表达机会的情况下,“少数服从多数”不过是一种摆设!“民主集中制”其实是中国几千年专制主义的“君臣之纲”的现代版本。

     现代民主观认为,少数与多数同样重要,在某种情况下甚至比多数要重要的多;只有在有关公共生活的重大问题上可以按“多数决定”行事,但对少数人的意愿同样要给予尊重与保护,否则便是“多数人暴政”了。

   现代民主奉行“多数”与“少数”并重的原则,它不要求少数绝对地服从多数。考茨基认为:“保护少数派是民主发展的必不可缺的条件,其重要性并不亚于多数派的统治。”至于在文艺、学术、信仰等领域,就更不能采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了。

   在中共尚能较好地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的时期,也只不过允许“少数”保留自己的意见,但这“少数”却往往因此受到歧视性待遇,得不到信任与重用;在专制主义盛行的时代,党内或国家机关通过重大决定时往往出现“一致通过”的“盛况”,原因是“少数”者一旦表明自己的态度便会受到迫害。这充分说明在“少数原则”未确立的地方的情况下便没有民主。

   

   《“民主集中制”的本质与毛泽东的集权思想》应克复 来源:《当代中国研究》2005年第4期 万木春重新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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