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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党经典“民主集中制”之篡改列宁原意中共集权篇

   主题:中共的“民主集中制”:向来偏重集中、限制民主

     作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中共从创党开始就以“民主集中制”为自己的组织原则。将这一原则正式写入党章的是中共“六大”(1928年7月)。“六大”党章规定:“组织原则: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其他支部一样,其组织原则为民主集中制。”中共“七大”(1945年5月)党章对“民主集中制”的解说如下:“民主集中制,即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领导下的民主。”这一说法影响长远。

   什么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什么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刘少奇在“七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出版后改名为《论党》)中作了解释。

   关于“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刘少奇是这样解说的:党的领导机关是由党员选举出来的;党的决议是由群众中集中起来、并由党员的代表们决定的;党的领导机关的权力是由党员群众授予的;党内的秩序,是由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因此党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不是离开民主的,不是个人专制主义。

   关于“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刘少奇的解说是:党的一切会议是由领导机关召集的,一切会议的进行是有领导的,一切决议和法规的制订是经过充分准备和仔细考虑的,一切选举是有审慎考虑过的侯选名单的,全党是有一切党员都要履行的统一的党章和纪律的,并有一切党员都要服从的统一的领导机关的。这就是说,党内民主制,不是没有领导的民主,不是极端民主化,不是党内的无政府状态。

   “刘少奇还指出:”党内民主的集中制,即是党的领导骨干与广大党员群众相结合的制度,即是从党员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党员群众中坚持下去的制度,即是反映党内的群众路线。

     在中共“七大”召开以前,1940年毛泽东在阐述“新民主主义政治”时就明确提出:未来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到了1945年的中共“七大”,毛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更明确地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刘与毛对“民主集中制”的表述完全一致,即“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一表述从此便成为经典,影响至今。二是那时的毛已不再将“民主集中制”局限于党内,已打算把它确立为国家制度,最后终于成为今日宪法的基本条款。

     中共“九大”、“十大”是在“文革”期间召开的,“十一大”(1977年8月)是在“文革”结束后不久召开的。这三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党章“大大地向后倒退了,特别是把民主集中制搞乱了”。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经历“文革”之后、中共改变政策的一次转折性会议。会议公报也谈到了“民主集中制”:“由于在过去一个时期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强调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关系。”“三中全会”对过去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情况虽作了反省,但上述表述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依然把民主和集中看成是民主集中制的两个侧面;其二,指出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意味着到了某一时期就需要强调集中了。不久以后所发生的情况恰好证明了这一点。

     中共“十二大”(1982年9月)对“民主集中制”的提法有重大改变,提出“在高度民主的基础上实行高度的集中”,放弃了从“七大”以来所一贯强调的“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的提法,并规定了“民主集中制”的6条基本原则。

   其一,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

   其二,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除它们派出的代表机关和在非党组织中的党组外,都由选举产生。

   其三,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党的地方各级领导机关,是党的地方各级代表大会和它所产生的各级委员会;党的各级委员会向同级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其四,党的上级组织要经常听取下级组织和党员群众的意见,及时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党的下级组织既要向上级组织请示和报告工作,又要独立负责地解决自己职责范围内的问题,上下级组织之间要互通情报、互相支持和互相监督。

   其五,党的各级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凡属重大问题都要由党的委员会民主讨论,作出决定。

   其六,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要保证党的领导人的活动处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同时维护一切代表党和人民利益的领导人的威信。

     “十四大”、“十五大”通过的党章重申了这6条基本原则(其中第4、5两条文字略有增加)。但在“总纲”中恢复了“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传统提法。这值得注意。

     中共从“六大”(1928年)确立“民主集中制”到“十五大”(1997年)已有70余年的历史了。可能是鉴于“文革”的沉痛教训,“十二大”、“十三大”没有出现“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一提法,但到了“十四大”、“十五大”又恢复了这一提法。依笔者之见,中共贯彻“民主集中制”70余年来最大的问题、也是最难解之结,恐怕就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

     所谓的“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按刘少奇的说明,大凡党内运作中的各种问题,诸如召开大会、作出决议、选举领导机关和领导人,都是在领导者的指导、安排下操作和实现的。

   显然,这种“民主”不过是将领导者的意志表达为“群众的意志”,将领导者的号召转化为“群众的行动”;其间即使允许发表一些不同意见,但以不违背领导的基本构想为前提,即必须在政治上与领导者保持一致。所以,这种“民主”,实为主民、训民也。主民者,为民作主、决定人民之命运也;训民者,教化人民、使之成为驯服工具也!

     既然这样的“民主”实为“集中”所驾驭,所以“民主集中制”的贯彻可以归结为以下公式:集中─民主─集中。前一个“集中”是领导者的构想、方案、计划等,后一个“集中”是经过“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成为全党全民所“认可”的决定、章程、制度等的“民主成果”了,换言之,后一个“集中”已有一层“民主”薄纱的包装了。问题在于,若民主必须要由“集中”作指导,则它在一开始乃至整个过程中就不可能超越“集中”的框架与轨道。所以,所谓的贯彻“民主集中制”,从出发点到落脚点都是保障集中、限制民主。

     如果上述分析是符合逻辑更符合历史事实的,那么,怎能期望通过贯彻“民主集中制”来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克服家长制和个人专制呢?怎能期望通过贯彻“民主集中制”对重大问题展开充分的讨论和辩论,从而防止重大决策的失误呢?!党的多次代表大会都提出或规定过党内民主的一些内容,但在实际生活中都难以实施,最终难免化为乌有。“七大”与“八大”的党章在民主方面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特别是邓小平在“八大”“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对健全党内民主提出了富有开拓性的意见,但结果都未得到贯彻。即使“文革”之后的“十二大”、“十五大”所通过的党章中关于“民主集中制”的6条基本原则中有关民主方面的规定,又有多少是兑现的呢?可在另一方面,集中和“集中领导下的民主”总是做得很到位、很有“成就”,这难道不值得深思吗?

     必须指出的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是中共的创造。这一提法并不符合列宁提出的“民主集中制”的初衷。列宁主张的是“民主的集中制”,即这个“集中制”是民主性质的,或是通过民主的方式、程序所实现的“集中制”。至于党内应该有那些方面的民主以及如何实现民主,列宁也提出了一些意见,但他从来没有说过,要在集中指导下去实现民主。

     中共党内对“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是否出现过不同意见呢?到现在为止,笔者发现对此提出质疑者仅一人,就是蔡和森。他在“党的机会主义史”(1927年)中写道:“……另一方面,民众的党内生活全未形成,既无党的讨论,又无选举制度……务使下级党部完全依赖上级党部的指导,党里完全是听从号召的士兵。……真是铁的组织铁的纪律一般,可是伏在里面的危机是很大的。……养成的习惯是:只有上级机关的意见和是非,而没有下级党部及群众的意见和是非。……铁的纪律成了威压党员的工具,而上级指导人却有超越此铁的组织和铁的纪律的一切自由。[17]”蔡氏这一卓见被长期尘封,即使在今天,仍鲜为人知。这说明,在中共党内具有现代民主思想的人真是太少太少了。

   

   《“民主集中制”的本质与毛泽东的集权思想》应克复 来源:《当代中国研究》2005年第4期 万木春重新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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