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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棋生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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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眼瞧人遇禁令
·私立规矩知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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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悚然惊心这一幕
·辛巳清明见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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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公道我公道
·黎明鸡叫更扒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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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的话----关于《狱中书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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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说真话——我的保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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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奠定民主社会的基石——六四5周年感言
·一部分人先自由起来
·中国需要更深刻的思想解放
·在全美学自联2003年度自由精神奖颁奖典礼上的答词(中、英文本)
·我所亲历的八九民运片断
·写在六四15周年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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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捍卫汉语世界中人存在的尊严 傅 国 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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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记者并没有误解温家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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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遗忘:我与六四抗暴者的二三事
·回首,为了重新出发
·关注六四抗暴者
·一国良制 人间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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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亲历的八九民运片断


   
   
   
   

   
   
   
    1989年5月18日下午,在初夏的阵雨飘洒过后,我骑车从人民大学回北京师范学院。约莫5点左右,我来到老虎庙附近。这时,身后骑来三位身披塑料雨衣的年青人,他们边骑边大声谈论广场的情形,其中的一位激动地说:“这辈子能赶上几天这样畅快舒心、真正做人的日子,真比什么都值啊!”另外二位也是喜色绽露,同声附和。我快蹬几把,赶上去,冲他们发出了会心的微笑……
    将近15年前发生的这一幕,在我的记忆中一直未能尘封,也从未化作淡淡的烟云。而且,它也不是恍如昨日,而是真真切切,就在昨日。对我来说,八九民运中的亲身经历其实都象这一幕一样,真真切切,就在昨日。人生的这一段是如此的刻骨铭心,乃至终我一生,不敢忘怀。
    1989年4月15日,一个平常的春日,天阴。中午时分,中国人民大学学6楼2层的博士生宿舍里传开了一条消息:下午4点将播出重要新闻。大家猜测,可能性最大的是某个人去世了。然而,谁也没想到会是胡耀邦。议论完后,大家照常午睡不误。不过,一觉醒来,离开宿舍外出的人就很少了。4点正,胡耀邦猝然辞世的消息传来,我的心为之一沉,宿舍里的气氛也慢慢凝重了。我完全清楚,同学们的悲情和叹息是发自内心的:尽管大家对胡耀邦说不上有多了解,但至少有两条是肯定的。一是他为人清廉,二是他反自由化不力。再说,73岁,也不是该走的时候。平时很少问政的欧阳志远感叹连连,不住地说耀邦是好人。别屋的同学夏洪跃、吕益民、刘明如也都过来直呼“可惜”。不经意间,天变得更为阴郁,窗外开始下雨了。虽然稀稀疏疏,但它是半年多来的第一场雨。同学们都说,人天同悲,此之谓也。我虽是科学哲学博士生,但在那样的时刻,又岂忍心去说“这是巧合”之类的话呢?傍晚时分,我辞别同学骑车回家。我的心中的确不好受,但还没有要做什么的想法和冲动;我也没想到别人会做些什么去悼念胡耀邦。
    两天后的4月17日,我离开几无动静的北京师范学院,骑车从人大西门进校。刚刚前行20、30米,但见对联、祭文和大幅标语扑面而来。我遂下车推行,一路读去。我当时心中先是略感意外,但随之而来的是深深的感慨和感奋——前天我走的时候,校园里还什么都没有,如今却是一片真情悼胡公,千砖百墙寄哀思啊!
    到了宿舍,我已打消了去图书馆查资料的念头,邀上几个同学,直奔北大而去。凭直觉和经验,北大的东西一定更多。果不其然,三角地和周围的食堂区都快贴满了。除了悼文、对联、标语外,还有设立祭奠灵堂的大幅公告。此外,由胡公辞世引发的其他话题也已初露端倪。从北大回来,我已经清楚,我的心中已不会再平静;而偌大的人大校园,也将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此后的几天,我天天在人大与北大两处看大字报,与博士生同学认真热切地讨论问题,和他们骑车去天安门广场。当获知胡耀邦追悼会定于4月22日上午召开时,大家都觉得,这次不能再象别人的追悼会,只是官方一家的事。我们有权、也很想行使这样的权利,去表达我们对胡公的评价,去为胡公送行。
    4月21日晚,为了赶在清场前进驻天安门广场,大学生、硕士生们组成的大部队出发了。我在从家中往人大赶的路上,见到他们正穿过北三环往南进发。我伫立道旁,面对神情肃穆的学子和慷慨赴义的队伍,不由得心生敬意。与此同时,因受阻而被迫在路口等候的司机们,则纷纷用呜笛或鼓掌的方式来表示认同和声援,这使我十分感动。学潮自身代表校园的主流,而学潮又得到主流民意的支持,这在当时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
    博士生们总是慢半拍。我到了学6楼,见同学们还都聚在宿舍里,还没有出发的迹象。要不要去广场为胡公守灵?有些人还没下决心。这时,只见沈强一步跨出屋门,站在楼道里大呼道:“咱们学社会科学的,此时不去广场,更待何时?”话音刚落,大家纷纷下楼取车,绕小道赶往六部口,于道旁将车锁定,等候大部队的到来。当晚进军广场的守灵队伍是由北大打头的,令我们自愧弗如的是,走在北大前列的,竟有白发苍苍的老教授!稍后,待人大队伍过来后,我们便毅然融入其中,进入广场。
    那一夜就在广场度过。据说胡耀邦的灵柩当时已在人民大会堂中,而数万学子和教师就在外面守夜,坐而待旦。天光大亮、阳光遍洒后,我督见北师大队伍中打着一面醒目的横幅,上面是: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后来,我也依稀见到学生代表递请愿书时下跪的情形。结果官方还是冷冰冰地不让派代表参加追悼会。这样一来,大家心中着实窝了火,队伍数度进逼人民大会堂东门,与武警、公安近距离对恃。当时,我和好几个博士生同学就在头一排,还与穿制服的人发生了推搡。不过,我们的目的很清楚,决不是要搅掉追悼会,而是强烈要求派代表进去。然而,当局始终无视民意,拒绝让步。时近中午,我和吕益民不谋而合,想到要去人民大会堂西门等候灵车驶出。我俩离开大部队往北,准备从长安街绕过去。不意到了大会堂北门外马路上,就被执勤的公安拦入南长街口,说是“交通管制”。半个多小时后,我俩眼见灵车缓缓折向西长安街,并慢慢从视野中消失,而彻夜未眠的数万师生却被晾在东门外广场上,连看一眼灵车这一退再退的愿望都被人耍弄了!
    送灵不成,我和吕益民遂取道南长街北行,来到了会计司胡同胡耀邦家。轻敲大门数下,并通过门孔表明来意后,警卫参谋把我俩让了进去。当我俩说明想去灵堂鞠躬示哀时,参谋面露难色地解释道:现在首长家人都去参加追悼会了,他们不在,我让你们进去不太合适。既如此,我俩未再坚持,只是委托他转告胡公家人,我们是人民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在我们的心目中,胡耀邦是唯一值得我们深情悼念的领导人。参谋连连表示一定转达,并要我们节哀保重。当我俩忍着饥和累步行到六部口取车时,广场上的队伍正开始沿西长安街返校。听着疲惫而愤慨的师生高喊“罢课罢课 立即罢课”的口号,我转头对吕益民说:“这不是生生给逼出来的么?”
    在西单路口,我与吕益民分手,径自回北京师范学院家中补觉。第二天,在母亲、妹妹等陪同下,我的姨妈和表弟来京小住。姨妈早年飘洋过海去印尼定居,这是多年来首次回国,我也是头一回与她相见,因此我忙着接站、张罗,两天来无暇他顾。
    4月25日我去人民大学,见新贴的大字报纷纷转而论政,且笔锋犀利,点评精当,让我顿觉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之言不虚。其中张贴在学生食堂西墙、用隶书工整抄誊的《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宣言》尤为引人瞩目。《宣言》所列六条意见为:重新评价胡耀邦、铲除官倒、实现新闻自由和结社自由、加快政治民主化改革、剪断党库与国库之间的脐带、变党军为国军等。这些内容我都参与讨论过,也是我深表赞同的。《宣言》的起草和发布是由吕益民、李刚剑、赵哲等同学完成的。《宣言》和校园中其他有份量的大字报共同昭示了八九学潮的主旨既不是下跪也不是造反;八九学潮是一场以社会公正、人权和政治民主化为旗帜和诉求的和平抗议运动与理性施压运动。
    对中国人民大学来说,八九学潮还具有里程碑式的特殊意义。无庸讳言,人大历来为人诟病,且被贬称为“第二党校”——意指只产意识形态专家和党政官僚,在学术上不能望北大之项背。而在这次学潮中,人大在大字报的水平上破天荒地被公认为与北大难分伯仲,这是人大历史上难得的光荣和亮点,必将永远为人大学子所珍视和引以为豪。两天以后,在波澜壮阔的4.27大游行中,不是刻意地,而是自然地形成了人大队伍走在最前列的情形。在万人空巷的长安街上,高高擎起的人大旗帜和人大研究生旗帜,足令所有在场的人大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我记得人大研究生的旗帜是由硕士生梁兴安举着的。当时,我和另外几位博士生身处游行队伍外围,目睹了队伍与军警贴身挤搡、发力突破的真实情景,亲见了民众呐喊助威、鼓掌欢呼的动人场面,而且,我们还紧着成盒买下冰棍,不断地递到游行队伍中去……当晚子夜时分,队伍陆续返校,人大校园里灯火通明,欢声雷动。人们由衷地庆贺学子们用行动冲破了4.26社论的禁锢,长驱百余里凯旋归来;人们激动地议论要将4月27日定为中国的“大学生节”。
    4月26日的《人民日报》社论,被破例放在4月25日的“新闻联播”中播出。当局在社论中祭出的杀手锏,依然是指鹿为马,强加罪名。其意很明显,就是震慑学潮,扼杀人权理念的播扬和光大。社论与毛泽东和“四人帮”在76年四五运动期间搞的东西极为相似,如出一辙。不过这一回,它在人们眼里主要不是显得狰狞恐怖,令人骇然,而且显得背时悖理,大谬不然。此外,它对人的诬指和轻辱,也着实让人愤慨。可以说,4.27大游行中的10万人,恐怕有一半是被它逼出来的。针对4.26社论,我以“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的名义,分别于4月28日和4月30日写出了“四月学运与文革的九点本质区别”和“四月学运与四五运动”两篇文章,交给人大学生自治会抄誊后贴出。针对4.26社论,北京高自联很快确定了两项主要诉求:不是动乱,坚决平反;平等对话,现场直播。十分难能可贵的是,学潮的参与者虽然已被无端扣上了一顶搞“动乱”的帽子,却还主动作出了复课的决定,并着手通过选举产生对话代表,准备一旦官方稍有诚意,或可良性互动,以新的模式化解冲突和危机。
    然而,官方的表现实在太差劲了。除了对“不是动乱,坚决平反”这条不予理睬外,对“平等对话,现场直播”这一条也是玩弄手法,拒不接受。4月29日,由官办学生会和研究生会找了一些代表,袁木出面搞了一次对话。此后,对经由选举产生的对话代表团的对话请求,官方是极尽推诿搪塞之能事,直到5月12日连一次都未进行。
    人民大学在5月初就选出了本科生中的对话代表。后经赵哲、吴青等博士生同学的大力举荐,我和师兄徐辉及另两位硕士生于5月9日被增补为对话代表。5月11日下午,我首次参加北京市高校学生对话团会议,地点在中国政法大学主楼六层。在这个会议上,我结识了项小吉、沈彤、童屹、何光沪、吕祥、王治晶、刘立祥等人。当时,就我所了解到的对话团的准备情况来看,学生方面虽然理直气壮,但掌握的事实材料太少、太单薄了。我很担忧,一旦当局突然明白过来摘下免战牌应战的话,学生方面很难说有多大胜算。然而,从4月27日到5月12日,官方始终过不了两道坎。一道是“平等”这个坎。让学生与官员平等对话,那岂不是破了中国几千年之家规和祖训?第二道是“直播”这个坎。学生们将真话、实话一通说,而过滤、筛选、砍删这一套都使不上,那还不把官方给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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