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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棋生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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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要更深刻的思想解放


   
   

    1998年5月下旬,自由撰稿人苏畅先生在北京就思想解放问题采访了持不同政见人士江棋生。
   
    一、“凡是邓核心定的,我们就永不翻案?”
   
    苏:今年是真理标准讨论20周年,也是三中全会20周年。可以这么说,如果当时没有耀邦先生所起的特殊的作用,也就没有三中全会以后一度较为良好的政治形势。您是怎样评价胡耀邦先生的这一历史功绩的?
    江:胡耀邦在许多国人的心目中,尤其是在像我这样参与了八九民运的人的心目中,是一个既令人敬重又让人感到亲切的悲壮的历史人物。谁都不会忘记,9年前的4月15日,正是胡耀邦的猝逝引发了伟大的八九民运。我们知道,胡耀邦是被老人权贵借86年底、87年初的学潮非正常地搞下台的。而他的下台,使我们完全弄清了胡耀邦的不少“是是非非”。在组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推倒“两个凡是”的重大历史事件中,他起了几乎不可替代的、很了不起的作用;在平反冤假错案、抵制“清污运动”中,他又起了关键的作用;他还大力倡导了一些符合人道、合乎人性的新思想、新理念,对造成一个相对宽松、活跃的政治局面,应该说在共产党内,他起的作用最大。
    苏:可不可以说,他在特殊的环境中所作出的这一系列贡献,是共产党历史上罕见的,尤其是49年至今的中共体制内,几乎没有人所能、所敢于做到的?
    江:可以这么说。而胡耀邦之所以能这样,原因就在于他的真正的思想解放。应当说,比起毛泽东那一套,邓小平是够思想解放的了,但与胡耀邦相比,邓小平望尘莫及。我所了解的,最能说明胡耀邦思想解放境界的是下面一件事。胡耀邦在总书记任上,有一次出访英国,在与英国领导人会谈时,曾以坦诚、豁达的心态谈及多党制问题。大意是,多党制对于我们来说应该是没有什么可怕的,如果共产党真正能够得到人民拥护,搞了多党制,你不也还在台上吗?假如人民不选你,你就真该好好地想一想么!在我看来,当时不论是中共领导人还是其他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能够像他那样有如此坦荡、明智的认识的,极为罕见。唯其如此,才充分体现了他人格伟大的一面。共产党垄断执政的特权是共产党自己封的,能不能扔掉这个特权、人民可不可以定期以自由公正的投票方式重新授权?胡耀邦处在总书记的位置上,名义上是第一把手的位置上,能够思索、审视这样的“命根子”问题,十分难能可贵。这是试图从根本上突破历史局限性的一种思想解放。在这样的思想解放面前,官方宣传的几次思想解放,虽然仍具意义,但不能不黯然失色。
    苏:胡耀邦如果没有这么巨大的理论勇气,也就不可能为推倒当时的“两个凡是”冲锋陷阵。问题是,今天我们在回顾他的历史贡献的时候,是否清醒地意识到仍然存在有形无形的“凡是论”的羁绊,在阻挠甚至危害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
    江:20年前推倒了当时的“两个凡是”,今天我们真正要做的,是批判地审视前人留下的历史遗产,是把目光投向中国大地上的新的“凡是”,实现新的思想解放。别的不说,胡耀邦被整下台这一历史冤案,是邓小平定的,现在我们敢不敢翻?是不是“凡是邓核心定的,我们就不能动”?动就是砍旗丢刀子?赵紫阳下台是个大冤案,六四是个大惨案,也是邓小平定的,我们能不能翻?是不是“凡是邓核心定的,我们就永不翻案”、“今后也不会改变”?总体上说来,邓小平的改革路子使中国付出了巨大的社会正义的代价,现在还能依然不作反省,按他的既定方针办吗?如果一边纪念真理标准大讨论,一边又照搞新的“凡是”,是不是很像演戏呢?
   
    二、“给新的千年缔造一个希望的平台”
   
    苏:我记得您在今年1月份的《江棋生访谈录》中高度评价了赵紫阳先生的磊落风骨,能不能请您从思想解放的角度再谈谈赵紫阳先生?
    江:最近我听说,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提到了一件重要的史实,这就是,89年5月15日,赵紫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戈氏时,主动谈到了多党制问题。他说,如果一党制解决不了腐败问题,那就不得不要考虑多党制了。赵紫阳同胡耀邦一样,以真正的思想解放去冲击邓小平划定的禁区,一针见血,一语中的。中国现在的腐败,就是一党专制下的制度性、结构性腐败,而多党制正是一剂防腐、治腐的良方。
    胡耀邦和赵紫阳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难得的人才,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人物。如果胡、赵这样的民主改革家继续留在执政的位置上,中国社会融入世界主流文明的前景要比现在明朗和肯定得多。不幸的是,这两位政治家成了中国现代史上离我们最近的两大历史冤案的主角。胡耀邦含冤去世,我想他是不会瞑目的。赵紫阳现在坚定地维护自己的正义立场,令人敬佩。说到这里,我要提到现代中国思想解放的一位先驱——北大的马寅初先生。思想解放,就是思想自由、追求真理。马老为了坚持真理,将个人利害得失、荣辱是非置之度外。在当时险恶的政治环境下,他所提出的“新人口论”——他独立思考得出来的科学见解,受到了社会、官方尤其是毛泽东的毁灭性“批判”,但马寅初依然不改初衷,不畏权势,不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最高当局保持一致。马老在我心中,留下了十分崇高的道义形象。
    苏:马寅初先生百年高寿,亲眼看见了自己的科学论断,在一个没有民主、休谈人权的专制社会中,不幸兑现为严酷的现实。当然,马先生也“等”到了自己被彻底“平反”的那一天。但是,思想箝制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要用几代人的时间才能得以缓解啊!
    江:想到思想禁锢、思想箝制给中华民族所造成的灾难和后患,我们心头就会是沉甸甸的。国人思想解放的历程极为艰难,但我们还是要不避风险、向前推进。因为思想解放对中国的命运和前途实在关系重大。我认为,今天的中华民族需要更深刻的思想解放,这样才能激发出制度创新、文明再造的大智慧,争取从根本上杜绝历史悲剧的重演,给追求现代化的百年铸下一个光辉的句点,给新的千年缔造一个希望的平台。
    三、“摸着公正这块石头过河”
   
    苏:按照以前所预设的发展目标,2000年达于小康已近在眼前。您对这个目标的实现如何看?在政治体制改革裹足不前、与经济体制改革很不同步的情况下,您怎样认识并估计中国经济变革的历史、现状和面临的难题?
    江:官方定的小康目标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800至1000美元,以13亿人口计,也就是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0400亿美元至13000亿美元。对这样的目标,我是乐见其成。不过我有三点看法。一是“干部出数字”,官方黑箱操作,水分必定会占相当比例。二是应该改用人均国民收入指标,便于老百姓进行检验:自己是达标了还是未达标。三是应该透过人均看到触目惊心的两极分化、贫富悬殊。事实表明,在一部分人巨富和暴富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农民和工人所面临的,已经不是奔小康的问题,而是愁肚子的问题了。
    近20年来在邓小平主控下的经济改革进程,由于突破了单一公有制,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引进市场调节到抛弃计划经济,使中国社会的经济活动空间大为扩展,经济自由得到较大增长,从而激励和释放出颇为巨大的经济活力,出现了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财富的涌流,除少部分一直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之外,社会各阶层都相应得到了程度不同的实惠。然而,如果仅仅说到这儿,还不能算是头脑比较清醒的人。因为这样的描述既可以对应以平民利益为本位的改革,也可以对应以权贵利益为本位的改革。接下去我要说的是,发生在中国的这场坚持政治专制前提下的经济改革,正是一场以权贵利益为本位的内在病态的改革。
    人们不难发现,这场改革进程,既是民众经济权利得到伸张和有限实现的过程,更是权力继续捉弄权利的过程;既是市场对资源进行较为有效配置的过程,更是权力扭曲市场继续捉弄资源的过程;既是蛋糕不断做大的过程,更是蛋糕被不公正地切分的过程。事到如今,我们看到:在经过这场改革调整后的利益格局中,最大受益者和利益最有保障者是有权、有势、有背景的人,比较而言受益最少、利益又最缺乏保障者是工人和农民。这些年来,老百姓从衷心拥护到吃肉骂娘到怨声载道,并不是忘恩负义,把雪亮的眼睛闭起来了,而是越来越咂出真味、心知肚明了。对我来说,9年前的八九民运中,我认为社会不公是改革出了偏差所导致,现在我却直觉得不公正贯穿于这场改革的起点、过程和结果;9年前,我认为腐败是改革的伴生物,现在我却直觉得它是这场改革的底色之一了!
    内在病态的改革不仅没有完全解决生存危机,而且造成了中国社会的道德危机,并正在催生可怕的暴力清算危机。令人心寒、让人愤慨的种种社会不公,已经造成了民众普遍的心理失衡。民怨沸腾,是当今中国社会的真实写照之一。
    苏:朱鎔基先生在当选总理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坦率地并不讳言“民怨沸腾”这一现实。
    江:在这一点上,朱鎔基先生是有勇气的。民怨沸腾,可不是闹着玩的!我查了一下中国社科院语言所编、商务印书馆出的《现代汉语词典》,在第790页上,对“民怨”的释义是:“人民群众对反动统治者的怨恨”。这样一来,民怨沸腾就是“人民群众对反动统治者的怨恨已经沸腾了!”这难道还不值得我们全民族为之警醒,不值得体制内外的有识之士、健康力量深刻反思、拿出应对之策么?在这样的实践检验面前,邓小平的改革路线还能再“凡是”下去,“一百年不动摇”么?再这么下去,就很可能从民怨沸腾走向官逼民反、走向暴力清算。为了避免这一选择,就必须实行以民众权益为本位的改革,就必须除去权力捉弄权利、权力捉弄资源的内在病态,换句话说,就必须实行尊重基本人权、高扬社会公正的政治民主化变革。
    苏:离开公正这个基石,河是过不去的。
    江:对。不摸着公正这块石头,不仅市场经济的彼岸可望而不可及,就连现在转型期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也都是靠不住的。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出发,中国现在需要的是批判和扬弃邓小平的既定方针,是高扬社会公正的旗帜,高扬政治民主化的旗帜,高扬全面改革的旗帜。
    四、“任何理论都没有免检的特权”
    苏:现在,我们面临三重压力。一是您刚才所提到的社会公正危机。二是尚未解决的传统工业化过渡问题。三是全球一体化的知识经济浪潮已经扑面而来,由不得你的落后而耐心地等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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