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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记: 出狱纪实

   
   
   
   
   

    蹲过大狱的人都知道,里面最常用的计时方式是倒计时——只要刑期是摸着年头的,常常不是自己给自己算,就是给别人算:还有几年几个月零几天,就该回家了,或就该解除了。我所在的二监,是专门关押重刑犯、外籍犯和良心犯的地方。记得我刚到二监的时候,由于刑期短,重刑犯们就又羡慕又嫉妒地开始给我进行按月倒计时。到了我写“思想改造总结”和“保证书”的时候,大伙就给我实行按天倒计时了。
    按天倒计时的日子,真是又乐又烦。从早点名到晚点名,从囚徒到狱警,从本队到外队,不断有人前来道贺:你多好啊,还剩多少天你就该回家了。多数人还会加一句:江老师,出去以后可别再来了,这儿绝对不是人呆的地方。而祖籍陕西、因间谍案被判死缓的台湾人杨铭中则说:相信江老师还会说真话。因经济问题被判无期徒刑的殷愿清和我呆在同一个班中。10多年前,他是38军113师339团团长。他曾经满怀崇敬地向我提到他的老军长徐勤先。在临分手时,他对我说,希望江老师出去以后,继续为中国的民主化出力。我说,我会的。那些天,外头的萨斯正闹腾着,好些人忍不住跟我开玩笑:还不打个报告暂不出狱?里头安全么。我也开玩笑地反问道:换了你,你干吗?答案是清楚的,没有一个人会说,他愿意在里面多呆上那怕一天,即便萨斯猛于虎。
    2003年5月15日傍晚,在还有不到两整天我就将走出大墙的时候,徐明生中队长把正在打篮球的我叫去了。徐中颇感为难地对我说,公安机关来了电话,要我们转告你:后天你出去时别坐家里和朋友开来的车,他们公安会来车把你接回去。如果你同意的话,他们会告知章虹不用来接了。我一听,真是气不打一处来,我对徐中说,这像话吗?!我在狱中,日思夜想的是亲人和朋友,我可从不想他们公安。请你回复他们:就是家里来不了车,我也宁可走回去,而决不会坐他们的车。
    这事很快就在狱友中间传开了。大家都觉得新鲜,又都感到纳闷:当局脑子里为什么会冒出这样一个馊主意?我向他们解释道,根子在于当局担心在我出狱后的第一时间里,会有国际媒体不顾萨斯风险对我进行当面采访,所以他们才会违背常情、常理和常德,出此昏招和损招。我对他们说,我自有办法。
    第二天,5月16日晚上,公安部门把电话打到16中队狱警办公室,指名要我去接。来电话的是我以前就认识的一位警察,我拿起话筒跟他说,我昨天不是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了吗?他说,上面有指示,让我再跟你商量商量。我说,这事没法商量。换你,你会答应吗?他说,我们是为你好。我们来的车消毒严格,车子也高档,保证绝对安全地把你送到家,而你家里也省得另找车了。乍一听,这番话似乎没什么毛病,有人情味,也有美意。但是,其实不然。我接过话来,说,我相信你们的车子高档,消毒也好,然而,因为这两条我就会上你们的车吗?亲人和朋友的份量不比这两条重?再说,明天可不是一般的日子,是我出狱的日子,4年前你们抓我的时候,我别无选择,只能上警车;现在我恢复自由了,我会选择上警车吗?你们上头的人在想什么呢?停了好一会,线路那一端传来了声音:跟你这么说吧,你还真有件事要到派出所去办,就是附加剥夺政治权利一年的事。我们的车把你带过去办了,再把你送回家,不是挺好吗?一听这话,我来火了。我质问他:先不提我的案子是冤案、错案的事,我倒要问问你,什么法律、哪条法规定了在出狱的当天就必须去办附加刑生效的手续?他顿了一顿,连声说,那倒没有,那倒没有。我们是想,一气儿办了,省事。我不想再听瞎话,就把嗓门放得大大的,对他说,请你转告你们上头,明天你们来不来车,我管不着。明天我上什么车,你们管不着。说完就把电话掛了。这时,旁边一位全程监听电话的狱警说了句:他们也真是,狗拿耗子。
    5月17日,早点名后,狱友们纷纷前来道别。17中队的查建国先生下楼来到窗前,和我互道珍重。他说:“5年后你肯定还在北京,我出来后第一个就找你。”遗憾的是,18中队的高洪明先生被关了集训,未能话别。由于昨夜下过一场雨,使初夏的天空显得分外清朗。早饭后,大伙出去放风——外面闹萨斯,狱外车辆不准入监,囚徒们方得以不干活而天天放风;否则是常常干活很少放风。在倒计时的最后滴答声中,风圈里16中队100多号人见我气定神闲,并为我在自发组织的投篮比赛中屡屡胜出而感叹连连。
    不一会,狱政科的人来了。他们将对作为特管犯的我执行最后一道程序,那就是彻底搜身,不容一纸一屑被我随身带出去。搜身完毕,他们将几十本书还给我,那些书是两个月前就交给他们去翻查的。由于闹萨斯,家中带来的便服不让进监,于是我身着囚衣,在3名狱方人员的陪同下离开16中队,缓缓走向二监北大门。到了门口,狱警向带着大口罩的武警交验文书后,因萨斯而不能出监,最后就剩下我,只身一人,两手各提一兜书,迈步出狱。
    跨出铁门,但见往北二、三百米处二监狱外办公区外,隐约站着不少人。出狱前我已被告知,将在那里的收发室中换上便装,并取得“释放证明书”。我走出一小段路后,止步,转身,仔细看了一眼荷枪的武警、森森的大铁门和“北京市第二监狱”七个大字,然后返身前行。走到相隔几十米处,我认出了章虹,认出了站在她旁边的张先玲老师和朱锐。很快,我又见到了个子高大的祖桦和立勇,见到了天成、赵昕和张莼珠,见到了当时我还不认识的田原、李选刚、选刚的哥哥和常文元。我和他们互相点头致意。
    不出所料,我也见到了我所不欢迎的警车和警察。我把书交给章虹,并从她手中接过衣服和皮鞋,走向收发室。这时,有两个我早就认识的警察和我同时进了收发室,并且没等我着手更衣,便又对我死缠硬磨起来(说胡搅蛮缠也对,但不好听),非要我改变主意,领他们的情,坐他们的车。说心里话,我烦!但由于相熟,我还是耐着性子对他们说,从前天傍晚算起,你们这已是第3次了。你们是执法人员,要我不坐家里和朋友的车,于法有据么?你们是人,这么做于情于理说得过去么?他们无法正面回答我,就说,你是个明白人,就多体谅体谅我们的难处吧。我说,你们的难处还不是自找的?你们上头下了这么不近情理的指示,又碰上我站在底线上不退,可不把你们夹在中间,两头受气?他们说,你先换衣服,我们再请示请示。
    从里到外,从背心到袜子,我换了行头,留下囚衣、囚裤由二监回收处理。不过,待我穿上久违了4年的皮鞋,面带微笑就要伸腿往外走时,那两个警察却依然要我上他们的车!这一来,我是忍无可忍,勃然大怒。我放声斥之:什么叫脑子进水?你们上头就是脑子进水了!老百姓好不容易盼来件喜事,你们却偏要给人家添乱、添堵!我再说一遍,一年365天,我天天思念的是家人和朋友,我可从不思念你们公安局和派出所!我今天走出大墙,不是已经恢复人身自由了么?现在,我却连坐什么车回家的自由都没有,那还不如干脆把衣服换回去得了!说着,我就要解衣。传达室的狱方人员一直在旁听,不插话,这时赶紧打圆场说“别,别。”那两个警察见状,知道再不改口事情就无法收场了,于是说,江老师别生气,别生气,你就坐你朋友的车回去,不过,你能不能到了家不要接电话?——当了政治警察,一不留神就不会说人话。头一句话刚让我消了点气,后一句话却让人更来气了。我回击他们说,你们这是什么话?我在家里接不接电话,你们管得着么?他们愣了愣神,没再说话。
    本来是几分钟就能办妥的事,被官方足足耽误了大半个小时。外面的朋友刚刚目睹我从有形的高墙电网中只身走出来,却又立马见证我被无形的高墙电网所围困。他们有点等急、有点揪心了:他们知道里面有一场唇枪舌剑,听到了我在大声嚷嚷,但事情到底会如何了结呢?终于,我再次走了出来。我激动地和朋友们高声互致问候,然后美滋滋地登上了朋友们的车。在车上,我难抑心中的冲动,详述了三天来与当局的三次交锋——至今我仍清楚地记得, 我的那种动情、如实而又略带调侃、幽默的叙说,在朋友们中间激扬起阵阵会心、释怀和开怀的笑声;而那别具韵味的朗朗笑声, 又活泼泼地洒向因萨斯而显得空寂、萧瑟的马路,也洒向紧紧尾随我们的警车。
   
   
   
    2004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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