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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母亲的一封信

   
   
   
   
   母亲大人:

    3月19日,我拿到了你写于2月24日的信。读信之时,我的泪水夺眶而出,心潮起伏,不能自已。
    在我心中,母亲的教诲是第一位的,是我终生受益不尽的。我现在能记起的最早情景,是我2、3岁时,在寺前街那家豆腐作坊后面简陋的家中,你教我认字和一笔一划教我写字、读字。如果不是你对我的学龄前教育,我怎么能在1952年9月1日不足4周岁时就进入慧日小学读一年级呢?至今我记得,1953年春天的某个上午,学校操场的旗杆上下了半旗,教导主任赵老师进入教室,要大家起立默哀,原来是斯大林“爷爷”死了。那一年夏秋,上面搞了个“一刀切”,不问情由竟把我降至幼稚园大班,而同班同学却升入了二年级!1953年9月1日新学年开学那天,也是钱敏玉老师踏上工作岗位的第一天。我到了学校,见自己被置身于幼稚园大教室中,莫名的冤屈与强烈的愤怒使我不顾一切地大哭大喊,并倒地来回打滚,任钱老师直至校长来劝都无济于事,最终在地板上沉沉睡去直至中午。我想,那是我与漠视人的个性和特质的体制的第一次冲撞。不错,升入二年级的同班同学比我大3岁左右;就是降到了幼稚园大班,我仍比班里同学小1岁。但是,我既然胜任愉快地读完了一年级,为何非要按“规定”降下去而不是按“能力”升上去呢?搞成一统是大局,个人权益是小事。多少年来,这类似是而非的论调畅行无阻,是多么不利于国民素质的提升呵!
    在由说瞎话吹牛皮造成的三年大饥荒时期,你养鸡、鸭、兔、羊和猪,通过与赵市农民以肥料换蔬菜,大大缓解了主要靠父亲一人工资收入为生、由哥哥给予帮助的全家八口人的饥情。今天看来,在县南街53号的后院及井边小屋里养羊和养猪,的确污染了环境,也对不起邻居。但是,既然做人不能抢也不能偷,亲朋好友又都自身难保,为了起码的温饱,那样做实在是出于无奈,别无选择。然而,即便你想尽了办法,我记得最小的弟弟达生由于缺乏营养,到3周岁时依然不能站立!而有时为了使全家有“菜”吃,你不得不在雪里蕻咸菜里再放入粗粗的盐粒,加水翻炒后端上饭桌。
    1963年6月30日,父亲因突发脑溢血不幸去世,我们兄妹5人加上外婆的生计一下子就全都压到了你的身上。当时我已参加了高中升学考试,虽尚未发榜,但录取是没有问题的。父亲单位向你提议,要我辍学,他们破例允许未成年的我接替父亲的工作,而由你在家张罗家务。但是,你不假思索地答复说,我喜欢读书,家里再困难也不能让我退学。你坚定地对他们说,你去顶岗上班,同时照管全家!我记得你的工资每月只有30元左右,哥哥当时已有3个孩子(宇熙、宇华、宇兰),但他毅然每月从四川寄回30元。这样,7口人每月靠60元钱艰辛度日。邻居和朋友们都知道,在那样的日子里,每天临近中午,你总是一溜小跑从单位回家,争分夺秒地做饭(祸不单行,外婆不慎从梯子上摔下,造成大腿骨折,久治不愈),饭后再急步前去上班。为了节约每一分钱,全家的衣裤都由你裁剪缝制,所有的补丁都由你飞针走线。然而,尽管如此克勤克俭,每到月末,你就得借钱买米买煤,月初发工资后再还给人家。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我们是生活在什么样的天堂里?鱼米之乡充斥着普遍的贫困,幸亏有你过人的坚强和拼命的努力,有哥哥的鼎立襄助,我们兄妹5人才得以正常上学和生活。
    1966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从上小学一年级的达生到作为66届高中生的我,兄妹5人全都成为“大局”的牺牲品而中止了学业。如果不是这样,我们都有可能像哥哥那样大学毕业,当上工程师。做一个有品格、有文化、有本事的人,一直是你对我们的殷殷期盼。谁能想到天道不彰,我和林生转而下乡插队,从事“大有可为”的原始劳作;华生和珍梅在所谓中学毕业后进厂工作;达生则上了虞山当了茶农。我们到农村后,你常去乡下看望。你丝毫不因自己是“城里人”而对农民有一星半点的傲视或虚情。全村人都公认,你是他们心目中最亲的城里人。
    从1970年秋天开始,就有少量知青作为工农兵学员被推荐上了大学。说实话,我也曾希望自己能有此幸运,但是,我的性格决定了我不可能被掌权者选中。1977年秋,当高考的机会终于对所有66届高中生以下的年轻人开放时,我们兄妹5人中只有我一人具备考上的潜能,弟妹们则由于未学到什么东西而只能望考兴叹。我自己对考上大学是充满信心的——1965年暑假期间,我作为参与学校维修的义务工,在校中试做当年的高考题时,就未觉得有什么困难(高三的内容除外)。但是,我心里很清楚,我不能考得太一般。当时我们家还背着“海外关系”的黑锅!诸如姑妈在缅甸,姨妈在印尼、泰国等。1969年春,林生弟当兵未成,就是卡在这种“海外关系”上。我必须考得特别好,才有希望淡化它的不利影响而进入大学。在两个多月的复习阶段中,我全力以赴,你全力支持,弟妹们和章虹也都全力支持。由于破天荒地积累了66届到77届十二届考生,江苏省不得不先搞了个预考,通过预考才能获得正式考试资格。预考科目有两门:数学和作文。我的预考成绩为全县第一:数学119分(满分120分),作文95分(满分100分)。1977年12月正式考试的第一天早上,你专门出去买了一碗热气腾腾的肉丝面回来,要我吃了去应试。这次考四门——数学、理化、语文、政治,我的总分又居全县第一。
    兴许真是时来运转,半个月之后的1978年1月4日,题为《砸烂“海外关系”的枷锁》的长篇官方文章见报了,我代表全家给《人民日报》去信,不意被编者于1月22日刊出,还给加了个标题:真叫人气顺劲足呵。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东西。自那之后,我确信,我本该于1966年就能圆上的大学梦,经11年多的延迟,肯定能很快成真了!那些日子是你喜极而泣的日子,是全家都十分高兴的日子:经过比较公平的竞争,我们家又出了个大学生。
    1982年春,我本科毕业后又攻读硕士学位。这时,常熟有个小人,贴了8分邮票,向北京航空学院投寄诬告信。那是整人遗风尚织的年代,虽然我于1984年成了硕士,但却被非法剥夺了报考博士生的权利!不过,他们已永远无法剥夺我对自然科学的热爱,无法剥夺我已经具备的自然科学素养。2001年8月29日,我在狱中完成了一篇科学论文,题目是:关于T变换与时间反演。如果我的论证能够站住,那将是一篇重要的、能引起全球科学界瞩目的论文。我特意作了声明:谨以此文献给85岁高龄的母亲苏淑莲女士。我希望不久的将来,我的论文能在世界顶级学术刊物——美国的《科学》杂志上公开发表,届时,世界将会知道你——一个真诚、正直、勤劳、善良的客家人,一个通达明理融入水乡社会的客家人,一个坚信自己儿子清白无辜、问心无愧的好母亲。
    2003年5月,我将恢复自由(或许能更早些也未可知)。一旦出狱,我一定尽快飞赴家乡,与亲人团聚。母亲大人身体健康、硬朗,是我们做儿女的福分。我心忧卧床不起的岳父大人,请代我向他问好、请安,并请他原谅我的忠孝不能两全。
   
    祝
   
   全家好!
   
    儿 棋生 敬上
   
    2002.4.11 于
    北京市第二监狱
   
    附: 真叫人气顺劲足呵!
   
   编辑同志:
    展开一月四号的报纸,我们全家立刻沉浸在节日般的欢乐之中。我们含着激动的泪水,一字一句地读了侨务会议预备会的报导,读了《人民日报》社论,读了廖承志同志的文章。越读,对华主席、党中央越爱;越读,对林彪、“四人帮”越恨。多少年积聚起来的疑虑廓清了,久在心头的压抑解除了,党的政策的温暖象金色的阳光洒满心田,真叫人目展眉舒、气顺劲足呵!
    我们的老家在福建永定。父亲出身中农,母亲出身贫农。在黑暗的旧中国,我们家乡因生计所迫而漂洋出海谋生的人比比皆是,我的姑妈去缅甸,一个阿姨去印尼,一个阿姨去泰国,小娘舅去香港,父母来到常熟经商。这种离乡背井、骨肉分离的悲惨情景,完全是反动统治者一手造成的。然而也因此,在我们尚未出生之前,所谓“海外关系”已成铁的存在。我们兄妹五人都生长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一九六八年征兵时,我刚好二十岁,积极报名应征。可是,因为我有“海外关系”,没有被征召。一九六九年,弟弟的参军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以后,招工、上大学以及入党,都因有“海外关系”而受了影响。
    现在,玉宇澄清,疑虑尽扫。党的英明的侨务政策像春风一样暧人心怀:我们年逾六十的老母亲,心情难以形容的畅快;我们兄妹充满了前所未有的青春活力。我们决心以实际行动报答华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以加倍的干劲投入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去!
   
   
    国营常熟肉类联合加工厂
   
    江棋生
   注:此信载于1978年1月22日《人民日报》第三版,当时我是肉联厂的一名亦工亦农合同工。此信被发表当属无心插柳柳吐絮,但也因此,留下了一份我的心路历程的原始记载。是年1月底2月初,我陆续收到了10多封一吐心声的信件,都是戴着“海外关系”枷锁的国人给我写来的。先前并无往来的、在常熟定居的福建人也找上门来相认相攀,共诉怨艾。
   
   
   
   
   
   

此文于2009年12月04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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