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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棋生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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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鸡叫更扒皮

   
   
   
    遣送处是一座人员流动性最大的监狱。每星期一、三、五,是各看守所将已决犯送达的日子;星期二或星期四,是将犯人向外地或北京市各监狱下送的日子(每月有一次或两次)。遣送处中各中队的入监班,则是流动性最大的班。呆的时间最短的,也就2天,最长的,不过5、6天,像我那样呆了半个月不下生产班的,可以说是绝无仅有。在我眼前,一幕一幕整人闹剧重复上演;在我耳旁,一遍一遍鬼哭狼嚎无休无止。我的神志再清,定力再大,也烦了,也恼了!我终于向狱警提出了尽快转班的要求。
    4月13日晚饭之后,我被调到了三班。三班在二班的紧隔壁,若有特管犯和未成年犯,就由它优先接收,有一个特管犯前两天从三班转到病号队去了,于是我被调了过去。三班班长姓李,没有二班班长那一脸横肉,也不象二班班长那样矮壮敦实,嗓门也明显要小。当时我曾突发奇想,或许只是在入监班给新来的囚犯一阵急风暴雨,痛下杀手锏;到了生产班,就会来点人情味,就会有点文明化了吧?事有凑巧,当晚三班的主管队长进屋与全体囚犯“说话”——的确是平和的说话,绝不是严厉的训话——时,也没有什么大道理,只是和风细雨地述说做人的常识。这位主管队长姓班,年近60,进屋时略一摆手,不让班长喊“起立”,于是大伙也就可以照常坐在小矮凳上。他与班长轻声聊了一会后,慢慢走过来,这时大伙起立,他立即说“稍息”,然后说了20来分钟,中间竟没有一句我早已听惯了的骂人、辱人的话!此情此景,使刚从一墙之隔的入监班过来的我,恍惚有隔世之感。

    班队走了之后,全班开始干活:流水作业,制作纸质拎包。但见大伙各就各位,生产线很快就运转起来了。这时,我面临一个问题:干还是不干?凭我“特管犯”的身份,我可以拒绝干活。但是,我很快自愿选择了干——同处一屋,大家都在干,我是实难做到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坐在一旁无所事事闭目养神啊!这里有性格的因素,也有我决心体验的因素。记得1970年的“双秋”大忙时节,我被公社抽去搞阶级斗争,整理群众专政材料。然而,当时的我不仅不感到是一种庆幸,反而显得心事重重:大家都在起早摸黑拼死拼活干,而我却天光大亮后干点轻松活,工分却还一样记,合适吗?那些天,我像做了亏心事似的,怕见人。出门去大队部或公社机关所在地时,我尽量避免与大田干活的人打照面,为此常常绕道走。归来时,若大家还没收工,我就找个地儿来回走,磨蹭时光;待大伙收工回村后,我再疾步趋家。这就是我的秉性,明明不是我使心眼偷奸耍滑,但凭空得了便宜,良心上就是觉得过不去。此外,我对自己的干活能耐也很有信心,起码我是从不惜力的。遣送处里的话,别人能干,我也能干。如果的确苦、的确累,我也要亲自历练,不虚此行。
    我是生手,当时就由副班长贾生国教我“叠上口”——流水作业中的第二道工序。活不算难学,不久我便掌握了要领。当然,在速度上还远不及人。我在流水线中占了一个岗位,慢慢干起来。这时,别人不会对我提多快好省的要求,自己也还不会对自己提出这样的要求,虽然耳边开始响起班长针对别人的催促声和骂人训人声,我的感觉、我的心情还是不错的。
    约摸9点左右,停活了。大伙收拾工作台,扫地,把床上供参观的被褥请下地,再从床下拽出自己的铺上。最后,一个小便桶从床下拿出放在屋子中央,供大伙起夜用:各监舍的电动门夜里是关闭的,无特殊情形不会开启。9点半左右,上床就寝。虽说还是两个铺位上挤了仨,但想起隔壁的入监班还要学一个半小时“十不准”才让睡,对此也就没什么不痛快了。
    第二天黎明,由值班杂务发出起床令,各班同时动作。我腿脚利索,又睡在下铺,很快就穿戴完毕,并将铺盖卷抱至床下。不过,虽说班中人人都不敢迟缓,但相比之下总有慢的,于是班长就骂开了,骂声不大,但很难听。接着就是一拨人紧紧张张往床下塞东西,另一拨人风风火火往床上码东西,同时进行。在这个过程中,我见班长板着脸,瞧见谁干得不顺眼,就开骂。接下去就是擦地、擦门、擦窗、擦碗柜,另有2、3人上床捏被包(王东、张明玉常干此活)。与二班一样,要将被包拍打得方方正正,捏得有棱有角。我觉得惊讶的是,三班长似有骂人癖,谁慢了一点,准挨骂,还被罚擦数遍。早点名时,班长又提前发出警告:谁不大声答“到”,就跟谁不客气。我开始觉得,这块地方原来与隔壁大同小异,不善!
    几天下来,我完全搞清楚了。这个三班班长从睁开眼起到晚上躺上床,他的菜色脸庞上从未露过一丝笑容,几乎在每一个环节中,他都显露出苛责的目光,并不时发出训斥和责骂。设身处地为他想的话,生产任务压得重及中队动不动就给各班搞个排行榜,是让他成为这种角色的主要原因。可以说,他的变态式的不近情理,既可恨,更可悲。
    在生产班中,干活就是一切。没有书,没有报,没有棋,没有牌。另外,同样不准聊天,直把你当成不会说话的工具!干活中,在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上都对你不依不饶,迫使你不得不超负荷运转。在时间上,来早饭前就要干活乃是家常便饭,饭前根本不让洗手,喝了小半碗粥汤,嘴里还嚼着馒头,一边将餐具收拾走,一边就铺开摊子干上了。上午除集体放一次小茅外,一直干到来午饭,中间不安排休息。吃午饭时,大伙用一只脏手抓起馒头,另一只脏手拿起一把断了半截的塑料勺,把刚刚铺满碗底的菜分几口吃尽,再喝上小半碗开水,紧接着就干活(有两人去洗全班的碗)。下午放一次小茅,再放一次大茅并给3-5分钟洗漱时间,一直干到来晚饭。晚饭后干到6点20分左右,停。6点30分到7点30分,集体看电视新闻。看完电视回班再干,一直到9点,甚至到9点半。在强度上,由于流水作业线经精心编排且不断改进,因此不仅容不得你偷半点懶,更是强制性地让你出力卖命,直至力竭而衰。流水作业中一旦有某道工序堆活影响了进度,班长会立即干预,鞭打慢牛。班长、副班长还担负质量检测任务,若发现了不合格半成品或成品,就由班长出面讥讽批判当事人,并责令立即返工。有些活无须流水作业,就搞计件计时,大家领活干开后,班长就是监工,其或站或坐,眼睛均不忘扫视,见手脚较慢者,就辱之,排名落在后面者,就斥之。要说敬业,这种工头式的“敬业”还真没得说!怪不得虽然中午、晚上他都能打上一大碗菜,但脸色却依然发灰,双眼终日无神。计件劳动中,排名最后二位者,晚上9点30分之后还得去二班学习反省,近11点才让回来睡觉。
    活重活紧,菜少开水少,再加上休息少和经常受辱挨骂,未成年犯们首先就觉得熬不下去了。他们几乎都悄悄跟我说过,还不如想办法回二班算了!有一个叫张梁的,果真忍无可忍,屡次与班长发生公开顶撞,结果被发回二班接受“严管”。其他犯人中绝大多数是敢怒不敢言,怨声不载道,只有一个叫李洋的,跟班长顶了几次,被罚在晚上9点30分之后去二班反省。可以说,除班长、副班长外,三班的人都处于疲劳过度、身体失调状态。由于自二班就有的便秘一直延续下来不见缓,于是每人分得的手纸,就正好派上了用场,被主要用来接不时咳出的浓痰和擤出的浓鼻涕。而在水房的洗漱池中,也是痰迹斑斑,浓浓的,擦不胜擦。还有半数以上的人常常流鼻血,有的人则食欲减退,一顿饭只吃得下一个馒头(每人发两个),这些都是身体发虚、上火的典型症状。由于吃得差,休息少,消耗大,结果是普遍掉体重,或者叫被扒了皮。
    对于40岁以上的中国人来说,“半夜鸡叫”的故事是耳熟能详的。故事说的是一个姓周的地主,为了使雇用的长工给他多干活,想了个馊主意,每每在半夜时分去鸡窝旁学鸡叫,逗得公鸡打鸣后,就去催长工起床下地干活,他振振有词:你们这帮懒骨头,鸡都叫了,还不起床?!这样一个黑心的地主,就被长工称为“周扒皮”。不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长工们虽不得不起了床,但到了地头却大大方方补起觉来。此外,还将计就计,将周扒皮当成偷鸡贼给狠狠地“误揍”了一顿,迫使他再也不敢半夜学鸡叫了。相比之下,遣送处里从来没有半夜鸡叫的事,但囚徒们从黎明时分睁开双眼一直忙到晚上躺下,中间连打个盹都不被允许,更不必说找机会好好教训班长一顿了。若因气不打一处来而豁出去冒犯了班长;或因邪火上冲互相之间发生了口角和推搡,则狱警的电棍绝不是假冒伪劣产品,电完了你还要你写出深刻检查,保证决不重犯。
    黎明鸡叫更扒皮,是没有半点妖魔化的遣送处中无偿劳动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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