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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巳清明见亲人

   
   
   
   
   

    与北京市看守所尚能让人相对踏实地呆着相比,遣送处的生活是明显地折腾人、折磨人的。清晨5点30分左右,就不让你睡了,昏昏沉沉爬起来赶紧往床下塞被褥,往床上放“花瓶”。接着是室内搞卫生。继而狱警进来点名。然后是排队去小便,洗漱,3、4分钟内必须完毕。回来后“练规矩”,即喊“报告、到、是”等。早饭后马上又是“练规矩”,除了上午排队出去小便一次外,直练到吃午饭。饭后没有午休接着“练规矩”,中间排队出去大便一次,5、6分钟后就被轰回来再练到吃晚饭。饭后见缝插针还要再“练规矩”。6点30分到7点30分,看电视新闻。看毕又是“练规矩”。8点30分到11点,是学习“十不准”(中间9点30分,狱警进来晚点名)。这种生活不用多,三天下来,就让人叫苦不迭(遭辱骂、挨训斥、被体罚还不算在内)。新来的服刑人员,没有一个不盼着早日离开入监班,分到生产班去。因为生产班的人除点名时须大声答“到”外,平时不用声嘶力竭地喊“报告、到、是”,只须象征性地在进出监舍时喊“报告、是”就成了,而且,晚上9点30分左右就能躺下了。而这时,入监班的人还只能苦熬苦撑着,眼不敢闭,手不敢垂,装出一副虔诚的样子苦学“十不准”。
    身在遣送处的入监班,囚犯心中惟一的喜悦,乃是来自与久别的亲人很快就能见面的希望。我们那批于3月30日到达遣送处的人,与亲人的见面日就定在4月5日清明节那天。不用想,来看我的亲人,必定是章虹:儿子在美国读书,其他亲人又均在常熟,而朋友们则是一概不许来探视的。说起来,自1999年5月18日深夜我被警察从家中带走,至今已近两年。这中间,99年11月1日,我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庭上见过她一面,当时她几乎旁听了审理的全过程。当检察官拿不出证据证明是我起草了《点燃万千烛光 共祭六四英魂》一文,而我却乐意承认时,我想她是会赞同的。当莫少平律师读了一小节《点燃》一文中的观点,问是不是我的见解,而我痛快地答道“那正是我对八九民运的看法”时,我想她是会认可的。那天,为了不使法官过多地打断我的辩护和陈述,我是相当克制的。但是,在最后陈述的结尾处,我还是不由自主地、动情地展示了自己的襟怀,诚挚地表达了自己的理念。这时,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旁听席上响起了章虹的掌声:坚定、紧致、义无反顾。像俄国“十二月党人”的妻子,掌声播扬了她对正义的皈依,凸现了她高贵的情怀。若就价值和意义而言,法庭上响起的一个娇弱女子的掌声,比起人民大会堂中所谓“雷鸣般的掌声”,其含金量要大多了。
    在那之后过了近14个月,2000年12月27日,我俩在法庭上又见了一面。那一次,她见证了我对文字狱发出的愤怒的咆哮。2001年3月16日,我俩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法庭上见了第三次面。那一次,她听到了我对二审“裁定书”的轻松的调侃。遗憾的是,两年中的所有三次见面,我俩都没能聊上话。而这一次,尽管是隔着玻璃用电话交谈,但毕竟可以好好聊它半个小时呢。
    清明那天,阴晴不定,且间隙地有细雨漂落。接见室在大院的东南角,我们从西北角出发,正好斜穿整个遣送处。与我一批去见亲人的共有5人,成一列缓缓前行,我两手各提一只编织袋,内中装的是从看守所带来的“多余”个人物品,待会将交给家人带回去。押送我们前往的队长姓郭,20多岁。几分钟前,我们在贮存室外等候领取编织袋时,一名姓孔的暂押犯轻轻地问我一件事,我也轻轻地答了一句,岂料这一问一答经值班杂务向郭队长告发后,即刻招来他无限上纲式的严厉训斥。小不忍则乱大谋。见亲人事大,申辩事小,当时我忍了,且一路无话来到接见室。进去以后,我们5人对号入座。很快,接见室对外的一扇门开启,亲人们疾步进来了。我的眼睛本来就近视,在看守所中右眼视力又严重下降,但是,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章虹。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是,和她一起来的,还有“小姨”!见到章虹和“小姨”,几天来因被迫身着囚服和被强行推了光头所怀有的憎恶和不快迅即消散了。我向她俩打了个“V”字形手势,几乎和章虹同时拿起了各自的话筒。章虹先将亲人的情况一一说了,又说了许良英先生、丁子霖老师等朋友的事。然后是“小姨”与我说话。她沉痛地告诉我,我的另一位阿姨——苏冰娴已经不幸辞世。“小姨”和苏冰娴阿姨都是为我所敬重的人,也是和我很亲近的人,在1989年的六四屠城中,她们的孩子为自己的理想和追求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作为母亲,她们不仅承受了人世间最为惨痛的苦难,并且冒着风险顶着压力,开展寻访,进行互慰,发出抗争。1999年春,一百多位六四死难者家属向国际法庭提交控诉书,状告李鹏犯有反人类罪。当时,亲自去最高人民检察院递交控诉书副本的,就有“小姨”。苏冰娴阿姨生前在马列主义编译局工作,与蒋宗曹老师是同事。正是得力于她的介绍,我才与鲍彤先生见了面,有了交往。苏阿姨的身体状况原来就不太好,但我万万没有想到,97年秋天她带我去鲍先生家的那一次造访,竟成了我俩的永诀!
    我与章虹再次通话时,将我于2月16日至27日在北京市公安医院住院一事告诉了她。她则回话说,在那之前,“五件套”已经面世。所谓“五件套”,即是“控告北京市公安局预审处”、“我的自我辩护”、“我的最后陈述”、“莫少平律师的辩护词”和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对我提出的“起诉书”。通话时当然不便言明,只能点到为止。使我感到更为欣慰的是,她拿到了“我的上诉状”。北京市看守所不惜以身试法,扣压了我四份“上诉状”,可谓用尽心力,但这只会使我让“上诉状”问世的意志更坚。当局依仗暴力强行制造了文字狱,还想得挺美,要将受害者发出的抗争扼杀掉:天下恐怕不会再有这种一边倒的便宜事了。
    对遣送处里的事,我对章虹故意作了轻描淡写。我不是怕得罪正在仔细监听的当局,我是担心,要是如实说,该给亲人平添多少愁情和忧伤!你想,我能说这儿的接见室正落在人间与地狱交界处的奈何桥上吗?我能说里边囚犯的人格尊严根本得不到尊重吗?我能说你们目力所及的楼幢之内,已经失去人身自由的人还动辄得咎、终日处于惶恐之中吗?我只挑部分实话说了说。如,活不重。入监班的确活不重,只不过有时帮生产班的人给纸质拎包穿穿绳子。我没说一天17个小时耗你、磨你、熬你,象马戏团中驯兽一样治你。我还说入监班班长在西八里庄干过餐饮业,对我还算照顾。这个“照顾”也是事实。我不用背监规,不用唱狱歌,不用喊破嗓子,也不会被罚“拔军姿”——立正姿势,膝盖不得有半点弯曲,身子还要略为前倾,脚后跟不能吃劲。不少人直“拔”得黄豆大的汗珠从额上、脸上掉下来,也没见到这位班长动过“恻隐之心”。不过,我最后脱口说了一件让亲人担忧的事:我的血压略高,上压150,下压100。
    30分钟如同一瞬间!说着说着,恼人的电铃声骤起,接见时间毕,话筒被随之无情地切断。我站起身来,用力挥臂摆腿,表示我的身体没有问题。章虹、“小姨”伸出右手,打出“V”字,边退行边摆手。耐人寻味的是,我的远远出格之举动却并未引来郭队长的训斥,而在排队回一中队的路上,郭队长还特意让我走在排尾,与我聊了一程,劝我以后有话憋在肚子里算了,何必自找苦吃呢?以后我更发现郭队长快人快语,为人不奸。那么,他,以及别的队长常常表现出来的凶相狠相,就该是所谓“平庸的邪恶”了:是遣送处的“处规”令他们不得不然,或习惯成自然。我由此更为叹服下面的道理:好的制度好的规矩是坏人也难于干坏事的制度和规矩;坏的制度、坏的规矩是好人也易于变坏的制度和规矩。
   
   补记:“小姨”就是张先玲老师。2004.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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