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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棋生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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悚然惊心这一幕

   
   
   
   
   

    2001年4月1日,还发生了另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就是中国的歼八战机与美国的海军侦察机在南中国海上空不幸相撞,结果歼八堕海,飞行员王伟跳伞;美军飞机迫降海南榆林机场。事发后,中美两国政府各执一辞,均把责任推给对方。而不用说,在中国的官办媒体上,人们所能听到、看到的,则必定是紧着煽乎的中方的一面之词。不过一般说来,社会上的一个受众,除了被官办媒体完全牵着鼻子走这条路之外,他还可以通过别的管道去接触资讯,去了解真相,并通过独立思考去形成自己的见解。然而,在遣送处中,受众毫无选择,他所能听到的,只有一面之词,一家之言。不仅如此,他还被喝令不准独立思考,不准随便议论,而且还不准沉默,非要照官方的口径明确表态不可。
    四一事件后,在狱方的全力运作下,遣送处内很快群情汹汹,人人表态,且每人的发言均被记录在案,层层迅速上报。表态运动的本质特征是,官方怎么说,底下就怎么学:有笨嘴拙舌的,就猛喊口号;有伶牙利齿的,就煽情作秀。没过多久,同仇敌忾、举处一致的氛围就营造出来了。然而,演者无心,观者在意。眼前这活生生的运动囚犯的一幕,使我悚然惊心——它与上个世纪50、60、70年代运动群众的做法如出一辙!这种做法的要害是,它把老百姓看作是没有灵魂、没有意志的臣民草民,应当发出和只能发出与官方“保持高度一致”的声音。什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那是通通要不得的:想沉默就是心存不轨,有异见就是大逆不道,当异端就是蓄意谋反。虽然现在当局已经力不从心,已经很难运动大墙之外的百姓,而只能运动穿着囚皮的犯人;虽然囚犯之中,也只是少部分人由于孤陋寡闻而愚不可及、惟政府的说法为是,多数人则是出于恐惧、出于趋利避害、出于无奈才站出来表态的,但这种扭曲人性、戕害人性的做法居然到了21世纪还在延续、还被克隆,岂不让人悲哀莫名、痛心疾首么?
    在关于撞机事件的第一次班会上,别人都表完态以后,我发了言。我说,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撞机事件的真相,只有听了双方的说法,再加上独立思考后,才能弄明白。真相弄明白后,才能表自己的态。现在,我是无态可表。按理说,我的话无懈可击,而且说得也很克制。然而,班长的阶级斗争之弦绷得很紧,转身就出去汇报了。他才回班,小李中(副中队长,也姓李,比一把手大李中年轻些)就把我叫出去,说,你刚才在班里说了些什么?我答,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撞机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光听一家之言不可能做到实事求是。他听了很不高兴,说,你不必参加讨论了,也不要你表什么态。显然,他们不能容忍有人发出不同的声音,那怕是十分理性、相当公允的声音。
    说实在话,歼八喷气式战斗机被乘员多达20多人的侦察机给撞下来了,这种说法很难不令人心生疑窦。囚犯们不是白痴,只是不敢说而已,说了怕挨骂、挨电、挨批。我既以言获罪,还怕以言挨整么?再说,作为北京航空学院77级本科生,我曾于1981年6月到第三机械工业部所属的112厂进行毕业实习。那是地处沈阳的一家很大的飞机制造厂,当时的主要产品是歼六喷气式战斗机,而由601所设计的歼八战斗机当时也由该厂试产了若干架,正处在试飞阶段。我们清楚地看到,在巨大的总装车间外面的跑道上,就停有供试飞的几架歼八样机。时隔20年,我对具有较好空气动力外形、采用双发动机以获得大推力的歼八以及有关设计人员对歼八性能的介绍,仍留有深刻的印象。4月1日,晴空万里。一长一僚两架歼八上天“陪伴”一架侦察机,结果僚机与对方相撞,机毁人茫。中方将此事归罪于机动性能、飞行速度远逊于歼八的侦察机,能有多大可信度和说服力?
    撞机事件继续在电视上炒作的同时,一场为时两年的“严打”又拉开了帷幕。究其起因,乃是河北省石家庄市发生了一起罕见的居民楼爆炸案,于是内庭震怒,又祭出“严打”这一治国“法宝”。而事情明摆着,既然狱外要大搞严打,狱内又岂能是个空白?很快就由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北京市公安局和北京市司法局发了个《联合通告》,要服刑人员坦白余罪,检举别人。如此做了的,则从宽处理并给予奖励,被别人检举出来的,则从严惩处,毫不留情。于是,为中老年国人所熟知的那套层层动员、层层表态的运动模式又应时启动了:遣送处开大会,各中队开全体会,各班开班会;每个服刑人员不仅要口头表态,赌咒发誓以明心迹,而且要写下书面保证,保证自己没有余罪,保证自己并不知晓别人的罪迹,如若此言有假,则甘受任何处罚云云。由于第一次交了保证书后没几天,有几个已经“保证并不知晓别人罪行”的人到狱警那儿去检举了别人,于是又加倍严厉要求大家不能再藏着掖着,要真正竹筒倒豆子,再写第二份“说话算数”的保证书。与上文提及的拥戴表态运动一样,在我身边发生的这一幕自谴和互揪表态运动同样使我悚然惊心:从运作机制来说,这种自抖罪行与揭发别人与文化大革命中要求自己“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和为了“党和国家不变颜色”而检举同事、朋友甚至与家人划清界限,何其相似乃尔!再说,这个“严打”又是个什么东西?在别人交保证书的同时,我以书面形式向遣送处表明了自己对“严打”的批判。我的看法是,“严打”是长官意志的产物,是人治社会的标志;“严打”不仅治标不治本,而且由于普遍意气用事轻罪重判,从而整体上对司法公正造成了严重内伤。试问:执法岂能忽松忽紧?司法岂能忽宽忽严?建议:永远取消“严打”,切实依法办事。
    官方对我的批判依然保持沉默。我认为这是一种让步。而如果有人认为这是一种进步,那我也不想加以反对。因为我不会忘记,1949年以来,多少志士仁人,仅仅因为在狱中继续申明自己的信仰和理念,就被扣上“顽固坚持反动立场”或“反革命气焰极其嚣张”的帽子,就被加重刑罚直至被押赴刑场!林昭、李九莲、遇罗克、张志新……不就是这样惨遭杀害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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