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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点人生感悟

   
   
   
   
    因为说了一些真话,再有就是凭良心做了一些好事,我自1989年秋以来,被当局关了三次。不过,每次出来之后,我却总不长记性,还是憋不住想说真话——是我有什么特殊能耐,因而牢狱之灾对我压根儿不起作用吗?不是。实实在在的,是自己更受不了不说真话带来的窝囊和痛楚。而这种脾性的形成,部分缘于打小就有的性格因子,部分则归因于后来对人权理念的服膺。

    我至今记得孩提时代父亲有时对我动怒之事。他要我承认自己“错了”,否则就“不准吃饭”。我怎么办呢?如我觉得自己的确错了,我会认账。而当我认为自己并没有错时,我就宁肯饿得头昏眼花,也不愿开口认个错。还有,高一时,校方要求每人写学毛选心得,指定第一篇是写《为人民服务》的读后感。我真诚地写上为人民服务是个人存在的意义这一类话后,觉得意犹未尽,忍不住加写了一段毛泽东在文中没有涉及、自己心中也没想清的话,大意是:“人民”作为整体,它存在的意义又是什么呢?这个问题不解决,个人存在的意义不还是会落空吗?加写这段话是我做人天性的反映:心中有了疑团,不说出来就难受,就不舒坦。我记得自己特意找了一本新练习本,启用了一支新钢笔,逻辑严谨、字迹工整地把我的心得写下来,交上去。当时的我不是不清楚班主任所期待的,一定是些百分之百“政治正确”的话,他肯定不希望看到这类越位、越界的东西。我也知道,我童言无忌地把自己的看法端出来,就等于给他出了道难题。他怎么表态?他要是表扬我,说我有独立思考精神,说不定会吃不了兜着走。独立思考,能思考伟大领袖的著作还有力不能逮的地方吗?他要是批评我,说我不该信马由缰,想入非非,这又能让人心服口服吗?无奈我脾性如此,不吐不行,也就顾不上他了。后来,他淡化处理,不回应我。而我也见淡就收,没有叩问下去。
    高二时,还是这位班主任。在一次评“三好”活动前夕,他在课堂上当众批评我有“白专”思想。我在底下琢磨:不就是我对微积分表示了一点兴趣这件事吗?怎么就跟“白专”挂上钩了呢?我心中不服,下课后去他办公室理论,他不仅坚持他的说法,还追加批评我“骄傲”、“听不进别人的意见”。那天回到家里,我全然顾不上什么课外作业,提笔给远在四川的哥哥去信,希望他支持我直言抗辩的做法。哥哥很快就回了信。然而,心中委屈、满怀希冀的我,却在信中读到了他从亲身经历中悟得的“真知灼见”:积十余年工作经历之教训,须知领导是不能得罪的。不用说,哥哥说的一定是大实话,但当时的我,却实难接受。我甚至在心中对自己说:长大了要这么过日子,那还能活个什么劲儿啊?
    后来我慢慢清楚了,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顺应天性说真话和被迫扭曲人性说假话,这二者常常互相掐架;而要做一个说真话的中国人,真是谈何容易!1987年夏,我在英国当访问学者。当时,曾和几个中学生聊起中国的事。当我说“在中国,说真话需要勇气”时,只见他们一脸惊讶,睁大眼睛看着我,直以为我是在编瞎话蒙他们——这一点也不能怪他们。因为在他们的国度,说真话就如同呼吸、吃饭、睡觉一样,是天经地义的,从来没有大人会对他们说:“说话一定得注意,可别招祸上身啊!”
    是人性不同么?他们是白皮肤、蓝眼睛,我们是黄皮肤、黑眼睛。人种不同,人性就不同么?我不这么看。我认为根子在社会制度的不同——他们生活在一种人权得到切实保障的制度下,一个人胆子小,可能见了游蛇就会躲,见了耗子就会叫,但是,绝不影响说真话;而在中国,行使言论自由权却要拿出不服从强权的勇气来!因此,也就难怪会有许多“小乖人头”(常熟话。指有意无意地养成了鉴貌辩色生活习惯的人),他们为了安全和保住必要的生活资料,不得不多少在做人尊严和体现生命质感上委屈自己。不知怎么,我是从小就不太愿意当“小乖人头”;上世纪80年代后期知晓人权理念后,更是逐步将说真话确立为自己做人的底线。我的想法是,13亿中国人,总不能全都等着,总得有人先这么去做;我自己,现在就算是这些人中间的一个。而一部份人先这么做了,其他人早晚也都会这么做。人生苦短,谁会乐意老是心口不一、带着面具过日子?谁不愿意痛痛快快一吐心声、不枉来到世上走一遭呢?
    一个人痛痛快快说出真话,既顺应了天性,又安顿了灵魂,这样的人生就肯定不能算是白过了。而象我这样不善赚钱,又不甘平庸的人,要是还能有些独到见解和创新思想,并且经过检验能站得住脚,那这辈子就算活得饶有兴味和意趣了。十分幸运的是,经过长达14年之久的思考和求索,我对物理学中的分立对称性问题给出了与原有定论大为不同的全新见解,并且在“爱因斯坦年”中一口气写出了14篇论文的初稿。尽管前面还有能否通过同行评议及最终能否得到物理学界公认两道大坎,我心中还真是先就窃喜开了——不知道是因为充分自信,还是源自人性弱点,反正翘尾巴的冲动我是感受到了。
    我是不是又犯“骄傲”的老毛病了呢?从小学时代到中学时代,我一直背着一条缺点:骄傲。虽然我在不少情形下能够在口头上认账,但是,我一直觉得别人并没有把问题说准,说到位。有时候,我会抗辩说,骄傲自满才能算缺点,骄傲而不自满,能算吗?现在,我觉得自己看得比较清楚了:在官方意识形态的主导下,那时的人们往往把“自信”、“执著”、“敢于坚持己见”等说成是“骄傲”,因此要你“克服”、“改正”之,以达到培养驯服工具的既定目的。其实,人身上易犯的一种毛病是傲慢、轻狂和虚妄。病因则是:缺乏谦卑之心。
    不用说,如果一个人既说真话,又有创见,并且怀有谦卑之心,他活得就会很有意思,很有境界。这些年来,我的一些朋友通过信仰和敬畏上帝来达于谦卑。我对此十分尊重和理解。但我明白,自己很难这么去做。爱因斯坦在他67岁那年写的《自述》中说,他的宗教信仰在12岁时突然中止了,原因很简单,“由于读了通俗的科学书籍,我很快就相信,《圣经》里的故事有许多不可能是真实的。”我也一样,比较相信因果律的普遍作用,不愿相信由神来干预事件的进程。我觉得,自己的这个信念很难改变,就如同自己老是不能把《红楼梦》读完一样。我让自己趋于谦卑的办法是:服膺人权理念和确认理性有限。从人权角度看,人应当将心比心,尊重别人的人格和自由权利,这就使居人之上的傲慢失去了基本立足点。认识到理性有限,即自己的见解难保没有错误和缺陷,这就对轻狂进行了有效的釜底抽薪。
    我发现,有了这样的谦卑,“容忍”两个字就有点多余了。胡适先生是一代自由主义大师,说理论事公正持平、质朴明慧,但是,他有一句名言“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则似乎尚欠斟酌。依我之见,自由这个道理十分根本,无需从容忍派生出来。而且,说清了自由这个道理,实际上可以没容忍什么事。这是因为:自由,既是每个人的权利,人们也就应当互相尊重而不能去限制、侵犯和践踏他人的自由。在这种理念烛照之下,人们把自己和别人的自由看成天作之物,不会心生非分之想——看不惯别人的自由,并要去干预别人的自由。因此,也就无需启动禁戒机制,提醒自己、告诫自己要容忍别人的言行;当然也就无需在这方面加强修养、提高雅量以大肚容人了。或者,也可以这么去看自由和容忍的关系:有了对别人自由的尊重,就自然会有足够的雅量,就自然使肚子扩了容——这是以自由赋予容忍新的内涵和新的意蕴。一句话,有了内在的对自由的尊重,就或者免除了你的容忍之劳,或者更新了你的容忍基因。当然,也就更不需要忍不住也要忍了。
    不过,容忍这个词在别的方面依然会很有用处。例如,对别人不太礼貌、不够得体的说法和做法,不妨有所克制,有所容忍。对别人的冒犯和过失要视情形有所宽容隐忍。由于相互之间缺乏了解和理解,因而你看不惯我、我看不惯你的时候,要多一点忍耐。在应对某些急不得的、不能快刀斩乱麻的烦心事时,要耐着性子忍一忍,以及在面对不可抗力所造成的后果时,只能无可奈何地容忍等。
    我的办法——通过服膺人权理念和确认理性有限来趋于谦卑,是不是带有普世性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应当留待开放和从容的讨论来解决。我在这里能肯定的是,它在我身上的确比较灵。在我年轻的时候,我曾经粗暴地将有神论和有神论者说成是“邪恶”的。今天,我从内心深处尊重他们的存在。不过,今天的我同时认为,无神论和无神论者也有其存在的正当理由。至少,如果有人说我是“邪恶”的,我会觉得冤得慌。不难明白,无神论者和有神论者可以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点,那就是承认一个共享的宇宙,并且敬畏这个至大至妙的宇宙。
   
   
   
   
    2006年6月16日初稿
    7月10日改定 于
    北京家中
   
   
   
   (自由亚洲电台2006年7月12日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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