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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铁窗里的写作

   
    从1999年5月19日到2001年3月30日,我在北京市看守所 ——宣武区半步桥44号旁门——内的313室和404室度过了681个日日夜夜,写下了44节看守所生活的杂记,其中第40-44节是到了二监以后才得以最终完成的。所写下来的这些东西,自然是在我所选取的视角下呈现出来的羁押生活的真实写照,是不可替代的个体生命的独特感受。然而,如果不是权利意识和责任伦理的双重驱策,我也是不会选择命笔的。试想,在常年被关押在七处的几千人中,在这么多年来曾被关押过七处的10余万人中,会有几人想到要写?又有几人真的动了笔?而又有几人写下的东西问了世?很多人不清楚他们有权写,因而连写的念头都没有。意识到有权写的人又往往弃权了事。最后,有人写成了,却又稿投无门,尘封箱底。幸而得以面世的大墙内情之披露,仍属罕见。
    作为20世纪末中国文字狱的一名受害者,我清楚自己有权写,且责无旁贷,不能弃权。此外,我寻求发表不难。最后我确认,有可能在号中即思即写,现场实录。这首先是因为,号中存有纸笔。警方的本意是让在押人员代劳完成各种本应由他们完成的书面作业,从人员登记造册,要款条填写……到警察的入党申请书和党校函授部警察学员的毕业论文等。二是犯罪嫌疑人中扎针的少。因为扎针对减轻官司不起作用,又易招人轻辱。我从2000年3月开始动笔,到2001年2月因“我的自我辩护”之发表而止笔,中间无一人向官方告密。当然,麻烦还是有的。第一是要对付不定期的清监。每次清监,号里总被翻个底朝天,还常常对我重点搜身。而每次,我都得找到警察意想不到的地方,在1、2分钟之内将文稿藏匿。其次是要设法将文稿送出大墙。如果倾注心血、伏膝写就的东西被最后吞噬,岂非功败垂成、殊为可惜?那些自2000年8月开始为我带出文稿的人有大恩于我,除了感念系之,日后定当涌泉相报。
    历时一年多,我写成并送出了《看守所杂记》。这期间,我的体质明显下降,右眼视力急剧恶化。不经意地,会有几分痛楚爬出来,使我心情不好。然而,我从没有自怜自哀。我明白,我所吃的苦和遭的罪,在血泪斑斑的以言治罪史上,是算不上什么的。我清楚,我绝无砍头之虞,我将从看守所平安地走向监狱。而31年前,年仅27岁的遇罗克却从同一家看守所走上刑场,为自己的思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我深知,正是林昭、李九莲、遇罗克、张志新、史唐枫、王申酉……等众多先驱者的慷慨就义,才为后人堵死了通往地狱之路,鼓舞了更多的思想者自由地表达自己的理念和见解。今天的中国,当权者已经不能对言者重罪加身,更不能施以杀手。作为一名幸运的后来者,我能不为此而永远铭记那些无畏的勇者、那些凛凛犹生的志士仁人吗?
    我的朋友徐晓女士、丁东先生与徐友渔先生联手,于1999年1月推出了《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一书,为我们这个不爱忏悔也并不见得长于反思的民族做了一件好事。遇罗克在说出真话与保全生命之间选择了前者,既表达了他“不自由毋宁死”的价值追求,体现了他人格的伟岸和魂魄的壮丽,也集中暴露了中国社会文化与制度的落后。试想,一个需要言者进行生死抉择的社会,一个能够对言者大事张扬地横加杀戮的社会,不是远远落后于言者能够免于恐惧地自主表达、能够用整个生命去说出真话拥抱真实的社会吗?

    为最终在中华大地上确认言者的权利、异端的权利并确立对言者免于加罪的制度,需要有人不断地冲击言禁,挑战恶法,以自己的牢狱之灾去窄化并堵死以言获罪之路。在我被抓之前,浙江的傅国涌、山西的陈平、大连的刘晓波、湖南的张善光、安徽的刘庆梅、甘肃的岳天祥、江苏的郭少坤以言获罪,身陷囹圄。在我之后,河南的安均、北京的孙名、徐伟和杨子立等人又祸起笔端,锒铛入狱。无庸讳言,为了说出真话而不惜坐牢的人,永远只是少数。但是,这个少数是不可或缺的。偌大一个中国,13亿中国人,如果没有几条刚烈汉子直言不讳开罪朝廷,那又成何体统?而更有意义的是,言者蒙难的事实将不断地警示世界和国人:大陆中国社会,还是一个需要言者就说真话和坐班房作出抉择的社会,还是一个言论自由权遭到官方践踏的社会,因而也是一个亟需变革的社会。我深信,在这片土地上,即便是驯服的草民,识时务的俊杰和笃信东方文化的传人,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又何尝没有人性的萌动,又何尝不希望有朝一日,说真话就和逛公园、下馆子、看大片一样,不再是少数英雄的专利,而是任何一个普通公民只要愿意就可为、能为之事呢?
    有些文人在为官方的言禁辩护时,常常抛出一种似是而非的开脱之辞:以言治罪在中国太悠久了,因而要慢慢求变。殊不知这一“慢”,那历史就更“久”,因而拖着不变就“更有理由”了。君不见,20世纪就这么给拖过去了!可爱的先生们,是否还要再拖上50年、100年呢?中国的港澳早已不存在言禁。中国的台湾解禁也已10多年了。中国的大陆,又何苦要死守言禁?依我之见,废除言禁已然是一件能够果敢立决、一朝定夺之事,如同1895年的大清废止凌迟,如同中华民国之废小脚、绝太监,哪里还有半点拖的理由?
    我不是一个生性很乐观的人。但我总觉得,眼下的言禁已是强弩之末,不及行远。试问,对于吴祖光、许良英、胡绩伟、王若水、丁子霖、蒋培坤、林牧、鲍彤等先生不事伪饰、直击要害的冲击,它还能支撑多久?对于李锐、李慎之、韦君宜、戴煌、邵燕祥、张思之、牧惠、吴敬琏、茅于轼、袁伟时、秦晖、徐友渔、肖雪慧、王富仁、崔卫平、刘军宁等先生略施曲笔、言尽及义的进逼,它还能挠阻几许?对于鄢烈山、张祖桦、余杰、刘洪波等先生烛照世事、鞭辟入里的论析,它还能逞威几分?对于开放的、自由的、参与的因特网,它还能防火几道?
    延续数千年的言禁一旦溃决,将是中华民族认同主流、融入世界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伟大进步,将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真正盛大的节日。自那之后,中国将迎来一个变小聪明为大聪明,变小智慧为大智慧的崭新时代,将步入一个国人的尊严得到充分尊重,国人的创造力得以井喷的奇迹时代。这个时代的到来,不以一切专制社会遗老遗少的意志为转移,也是任何皇帝、执政、总统、主席和核心所阻挡不了的。
   
   
    2001.12.10于
    北京市第二监狱
    六监区十六分监区十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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