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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室社会


    
   
    在各区、县看守所的号中,基本上是少数人称王称霸,多数人水深火热。而一般说来,七处不是这种情形。七处的号中,形成一种等级特权的斗室社会,少数人享有一些特权,多数人也能凑合着过。时间呆长了,混得较熟了,互相之间帮个忙,逗个乐,请人算个命,教人唱个歌,替人值个班,让人缝个被,周末加个餐,出门“拍蚂蚱”(捡烟蒂)……日子过得不算慢,烦恼躁急也少一点,还能生出一些情分来。说来令人难以置信,这个在外人眼中阴森恐怖鬼唱歌的地方,竟还会让人冒出些许留恋呢。我自己就有过两次这样的感觉。一次是2001年2月中、下旬,我在北京市公安医院专设的地下住院部住院的时候。当时我的左脚被24小时锁定在铁床架上,人不能下地,又无音可听、无人可聊、无书可读。极度的不自由使我怀念起404室的小社会,回想在号中边走边吟,在风圈中一次次弹跳摸高的情形。另一次是2001年4月到了遣送处。那里充溢着奴役人、折磨人的法西斯味道,使七处号内的相对平等和宽松大大凸现出来,以至几乎所有“暂押犯”都犯了怀旧病。

    在404室,我经历了铁歧、胡学忠、华岩、王克全、张军五任学习号。学习号相当于维持会长,由管教任命,料理号中日常事务。以学习号为首的4、5人或5、6人在号内享有一定的特权。如睡觉地儿占有12块板左右,发菜时优先且量大汤少,坐板时随意聊天,放大茅随时可去,有人给洗衣服,经常能买到高价烟,甚至能用开水洗个热水澡等。除此之外,这几个人一般不欺压别人,能与别人相安共处。要是与劳动号“有面”额外多要来馒头,还总是分下去,尤其是先给负责冲扫地茅的人和年岁最小的“仔”。逢年过节打牙祭时,还让把菜碗一一码齐后再发,以便公平一点。节假日中,让每个会抽烟的人来几口,奢侈一下,乐一乐。号里自制了电视天线后,能调出好几个频道来,于是也会想到求看守在外边打开电视,让号里人能瞧一些连续剧,白天坐板时的话题也就显得丰富些了。
    张军是2000年8月来到404室的,因“挪用和贪污公款罪”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9年。在404室,凡接一审票从朝阳区看守所七处暂押部过来的人,若要上诉,一般都由我代笔写例行公事式的上诉状。张军则自己草拟了一个长达数页的上诉意见,请我提看法,并将他的判决书,他抄录的刑法中有关挪用和贪污的条款一并供我参考。我认真阅读、思考了2、3天,发现他的案子并非所谓“量刑畸重”的问题,而是罪名成立不了!我发现,按现有证据,他的问题是同意用假发票入账以加大费用,从而达到企业自用资金更为宽裕的目的(是否构成偷税漏税罪,可以查证)。至于单位财务主管背着他做手脚贪污公款,不能归罪于他。他的案子由名声在外的东城区人民检察院审检,由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最后竟出笼了这样一份荒唐的判决书,我在大不以为然的同时,不由得心生疑窦。我向他表明我的意见后,单刀直入地问他:“是否有人在蓄意整你?”他说:“是。开始是举报我接受外商贿赂,数额高达美金60万。”
    我的见解和直率使张军打开了话匣子。交谈之中,没想到他对我的故乡还怀有特殊的感情。张军是78级北京经济学院本科生,毕业后去化工局系统工作,出事前任一家国有公司的总经理,公司所在地在灯市口。他告诉我,他曾因职务之便遍历全国,有两个城市在他心中留下了最为温馨美好的印象。一个是珠海市,另一个就是我的家乡——常熟市。他给我描述的是具有二千多年历史的常熟老城区。那梧桐树荫下的恬静街道,那回荡空谷足音的幽长弄堂,那揳入城中的十里青山,那姜尚垂钓的粼粼西湖,还有那不昧时代却不失朴素的民风,那紧凑有序又很少自负浮躁的节律。有次在常熟开完会,同事都赶着去上海了,他却独自一人留下再住一个星期,为的是细细感味那一方土地上无处不在的、淡而不显的神韵。有天晚上10点多钟,他步出虞山饭店,在几乎空无一人的市井中转悠。未几,一馄饨挑子迎面而来。他抬手示意后,挑子停下来席地而支。挑子主人边热情地与他打招呼,边勤快麻利地下馄饨。他觉得夜色下的随聊舒心极了,手中端着的馄饨美味极了,他觉得要醉……我听完后心里也美滋滋的,但还是忍不住将了他一军,问他尝过常熟的炒饺面没有?他说没有。我说这绝对是一大憾事。如今在常熟,鲥鱼迹近于无,叫化鸡早成昔日黄花,唯有炒饺面独领风骚。我强调说,中国之大,恐怕再也找不到有比常熟炒饺面更为美味的面条了!
    2000年8月20日,华岩获释,王克全当学习号。2000年9月16日,王克全去南大楼遣送处,张军遂为404室学习号(由于手续出了差错,王克全中午返回404室,但新主已然加冕)。张多年在国企里当头头,如今难免还端些架子,透些官气。如方便面让人泡好,洗脚水让人打好,有时还让人来个按摩等。他和我很少谈政治。他只和我说过,六四事件后张健民率队慰问戒严部队,进门就咕咚跪下感谢救命之恩,太跌分了。我们对经济谈得不少。他说,在动机不纯的长官意志支配下,资源配置极不合理,所造成的惊人浪费,数不胜数,不可思议。他答应有机会狱外相遇,再告诉我第一手资料。有一次看电视,正巧北京电视台“证券无限”节目在播出对方泉的访谈。张军没有做过股票,因而不认识方泉。我告诉他,方泉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现更名为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后在北京经济学院任教多年。我没有告诉他的是,方泉曾经是我的难友,因方于 1990-1991年间也被关押于秦城监狱。我于1991年2月7日出狱后,他还进了我曾呆过的204监区的一个小监号,在监号中的卫生间木门内侧,我深深地刻下了一幅对联:小住秦城暂做客,不妨随处一开颜。方泉出狱不久来到我家,还专门提到了上述对联。电视中的方泉侃侃而谈,我听得出来,他在尽量说真话,尽量说实话,以便减少对股民的误导。不过,如今他当了《证券市场》杂志主编,有些话自然不便说,有些话则不能太直露了。我曾经在股市中略经风雨,依我切身之体会,我对迄今为止的中国股市评价甚低。撇开国有股、法人股不准流通的怪诞不说,公开、公平、公正肯定是中国股市十分稀缺的东西,散户被人玩弄于股掌之上乃是不争的事实。尽管亦有少数堪与强庄共舞的冲浪好手,但总的来说,在悲苦和喜乐的变奏之中,小股民是喜乐甚少,苦涩多多。
    张军在法定期限内递交上诉状后,迟迟不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有何动静。2001年1月,有一天张军出去见律师,回来一脸无奈地说,他的律师被高法叫去,让其提交要求高法延期审理张军案的申请报告,以便脱清法院违反《刑事诉讼法》的责难。比股民还苦涩的律师唯有照办,岂有他哉?直至3月30日我离开七处,高法还在拖,而张军的律师已经第二次按要求递交了“延期审理”申请书!(2001年10月下旬,我在二监16分监区遇见了从404室来的张小生。他说,到他于9月19日转往遣送处时,高法对张军的案子依然还没给一个说法。法院违法,且弄虚作假,踩司法公正与透明于地下:莫非是,在权力干预之下,法官们亦苦涩多多?)
    七处的监号中,常常自然地形成按地域区分的小圈子。如在404室中,北京城区人是一个圈子,远郊区县的则附于这个圈子。此外还有东北人、维吾尔族人、河南人三个典型的圈子。河北人常有,但似乎无圈子。山西、陕西、湖北、四川、安徽、江西人属多见,但成不了圈子。山东、浙江、福建、两广、云贵、湖南、甘肃、宁夏、内蒙人比较少见。我从未见过藏人。
    东北籍在押人员主要涉嫌劫钱劫物、杀人越货。像吉林梅河口市的侯广辉,结伙抢劫杀人,因犯案时未成年,被判无期徒刑;两个同案犯,一个被判死刑,一个被判死缓。像黑龙江人张兴南,入室抢劫,被判死缓。他与同伙往往以代人送鲜花为名赚开屋门,闯入翻抢。马自强,曾是本溪钢铁公司工人,几年前就下岗了。1999年入关作强盗,绑抢三陪小姐,被判无期徒刑。他听不得人家提邓小平,听到就骂邓批邓。他说1997年春邓小平归天时,本溪钢铁公司家属区内鞭炮齐鸣,以示庆贺,他自己也没少放。间或也有因贩毒进来的。如黑龙江人宫仁伟,一审被判有期徒刑9年,其妻被判处死刑。
    维吾尔族人则全是因涉嫌贩毒而被抓。上了岁数的,每天净身做晨祷。斋月时,年纪较轻的肚子钉不住,白天照常进餐,只有一位60开外的老者,坚持在太阳下山后进食。维吾尔族人相互之间一般都用维语交谈,扎堆打牌,与汉族人甚少过从。有个叫玉素甫·买买提的,能说比较流利的汉话,我专门问过他对汉人的看法。他措辞谨慎地对我说:“我们维族人祖祖辈辈生活在新疆,后来你们汉人来了,还领导我们,这都不去说了。汉人在新疆开工厂办实业,总该优先考虑维族人的就业问题吧?但是事实上不是这样。招工是先想到汉族人,裁员是先想到维族人。这不是太不公平了吗?”有个叫热兹的,在俄罗斯呆过几年,他直言不讳地对我说:“中国不民主,我今后还要出国去生活。”
    河南人常为人所诟病。有个改编了的董存瑞的故事在社会上和看守所内广为流传。说的是,董存瑞的战友(河南人)推说去找支架而一去不复返,董在拉响炸药包时怒吼一声:“河南人,我操你姥姥!”七处每个号里几乎都有河南人。1999年5月19日我进了313室,有个叫陈军的河南人跟我说,头等大事是设法保住头颅。2001年7月20日,从电视新闻中得知,他与李亚平等人一起被执行了枪决。在404室,我遇到过河南人陈连民,他因抢劫罪于1999年12月8日被处死。后来又遇到河南固始县的好几个人,像李枝军、高学军、李学龙等,因偷、抢而被抓。但是,河南人也分人。2000年夏来了一个20岁的宋建行,这个孩子就不错。他从农村老家到北京来看望叔叔宋喜武,后者在京郊开了一家蘑菇房。宋建行抵京当天,正好其叔叔在作坊中逼问一雇工是否偷了500元钱。宋被要求用橡皮带子和树枝抽打“小偷”。当然,其叔叔更是大打出手。第二天,“小偷”因大面积皮下出血而夭亡。宋喜武被判死缓,宋建行被判无期。这个孩子从未在社会上混过,没有劣迹恶习。官司尘埃落定后,一心想的是下狱学点东西。他不声不响地抄录了《英语世界》上好几篇中译文,还缠着我,非要我给他说说15年后农村的大概面貌。
    先前提到过的梁军政,是河南杞县人,因寻衅滋事被判刑4年。他在看守所里就开始多读勤写。他文化程度初中毕业,但也把《读书》杂志借去看。有一次他对我说,《焦点访谈》不过就是“焦青天”而已。我颇觉惊诧,问他如何得到这个看法。他翻出《读书》上对《焦点访谈》的一段评述,并说他认为评得对。2000年10月,他拿出新购的练习本,要我给他写几段话以作纪念。我写了三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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