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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棋生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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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谎言:灵魂的生存权
· 我看一国两制与中国统一
·天怒有余 民魂不足
·致联合国人权工作小组的公开信
·江棋生访谈录
·善待中国的母亲河——长江
·公民运动:通往自由之路
·五四前夕读报随想
·就科索沃问题我说三个不
·江泽民的新衣
·聊 说 十 六 大
·神州之大缘何容不下一个鲁迅?
·我的心路历程(一)
·我的心路历程(二)
·我的心路历程(三)
·我的心路历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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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何频、高文谦先生的信
·公民意识、公民行动与中性互动
·呼唤良知 打破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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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医生,我在等你的电话
·悲情悼紫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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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台湾同胞说个事
·怀念耀邦 拥抱自由
·痛悼宾雁先生
·猴年马月搞普选
·汲取文革教训 不容践踏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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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林牧先生猝然逝世发出的唁电
·林老与三份历史性文件
·与林牧、马晓明和汤致平在大雁塔下的合影
·大雁塔见证了一段难忘的经历
·岁末读书随想
·为邬书林一辩
·再评温家宝的《同文学艺术家谈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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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遗忘:我与六四抗暴者的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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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六四抗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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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左派”过招,和谢老商榷
·评点历史唯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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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遵信葬礼缺席者声明
·周钰樵先生的这段话与事实不符
·我的一点人生感悟----《一生说真话》——江棋生文集
·一吐为快迎新年
·让奥运宗旨长驻中国
·庸医马克思
·写在“两会”前夕
·简评温家宝答记者问
·左得出奇的青岛二中校方
·黄金72小时中的痛上加痛
·我与天安门母亲共命运
·六四夜,我们抗议警方对刘晓波先生施暴
·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改变自己的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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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故乡先贤翁同龢
·谎者阿扁 挥刀自宫
·坚毅前行是对晓波最好的声援
·有一些事情永远历历在目
·狱中“互联网”
·牢是可以这么坐的
·说两件我与《零八宪章》的事
·我在西城区拘留所
·穿越电子柏林墙
·愚人节后说真故事
·江棋生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之花”
·1989年六四镇压受害者状况民间报告(一)
·六四受害者状况民间报告(二)
·六四受害者状况民间报告(三)
·六四受害者状况民间报告(四)
·六四受害者状况民间报告(五)
·哈耶克的睿智和马克思的悲剧
·反思历史不能没有假设
·众推墙才倒
·公民之志不可夺也
·晓波受难 我们如何共担责任
·百度一下,出来了什么?
·温家宝钟爱的“让”字经是个好东西吗?
·以公民行为见证和书写历史
·莫少平律师为我作无罪辩护
·让人权洼地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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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的深圳讲话值得一读
·我为民主派分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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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立论》绝非妙文
·承诺,不是用来忽悠人的
·有些话还是需要再说说
·立此存照:中国官方公然将“维权”污名化
·人权原则为一切权力设定禁飞区
·师傅永远跟徒弟走?
·说说人的理性失足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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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香飘屋


     
   
    看守所里并非一本书都没有,那些嗜血嗜暴的武侠小说哪个号里都不缺。偶尔也有一些别的书漏进来,如《三国演义》等。但是,一个基本事实是:好书奇缺,开卷有益的书奇缺。而且,一年过去了,七处图书馆八字还没一撇。

    2000年7月19日,莫少平律师和王刚律师专程前来看守所,告知江枫将于翌日赴美留学一事。在口述了对儿子的几点希望后,我与律师谈到了一审判决书的难产,并继而提出请他们转告我妻子往看守所寄书,以便我能更好地用好时光而不至蹉跎。我说,第一次就寄《英语世界》和《读书》杂志,那是家中长年自费订阅的(另一本自费订阅的好杂志《方法》,于1999年春被当局强令停发了)。当时我想,如果看守所将杂志扣下,就权当是给看守们寄的,也好让他们见识一下目前中国为数不多的优秀刊物,或许对提高他们的素质不无裨益。
    没想到,第一次尝试就取得了突破。8月初,我从宋管教手中拿到了《英语世界》1999年第5、6期!时隔1年零3个月,我终于读到久违了的《英语世界》,这对我来说,是个不小的惊喜——如同重逢知音,拥抱挚友,我在号中忘情地欢呼起来。而号里人是第一次见到,甚至是第一次听到有这样一本杂志。装帧精美的WE(The World of English)在他们手中传递,而中英文对照的特色又使其中一些人认真地翻阅起来(当然,他们不看英文,只读中文)。由于译文大都也很精美,他们读得津津有味,而我却被迫处于等候之中。不过,屋里飘起了真正的书香,心情就是不一样。
    回想起来,我和《英语世界》的关系真是说来话长。从创刊号开始,我与《英语世界》就结下了不解之缘。当年《英语世界》问世的时候,我在北京航空学院攻读空气动力学硕士学位,其创刊号是从书摊上买到的。从那以后,我是一期不落地买,后来再改为订阅。1987年夏,我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远赴英伦,在东北威尔士高等教育学院,在牛津,在剑桥,在伦敦,因语言障碍而造成的不愉快很少,这里面《英语世界》的助益功不可没。
    1989年9月9日到1991年2月6日,我被关押在秦城监狱。每个月,我在要书条上总会列上《英语世界》,由我妻子或人民大学博士生同窗欧阳志远送到半步桥44号旁门,再由官方转至秦城。在被单独囚于一室的日子里,高声朗读《英语世界》,是我的一大幸事,也是一大乐事。从山东入伍、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武警经过我的监门,会不由自主地驻足,听着我那“像一种音乐”似的朗朗诵声,露出欣赏和喜悦的神色。1991年出狱后,由于发现缺了一期《英语世界》,我特地骑车到府右街的一处小小陋屋外购。平时在家里,《英语世界》上的所有文章,我都一一高声诵读,以此弥补在“说”英语上的严重不足。不是刻意地,似乎每期我都能找到不多几处我认为的误译,若觉得其中有必须予以指出的,我就给《英语世界》编辑部去信,而编辑部亦会复函以示感谢。
    1996年夏,《英语世界》组织“百期幸运读者”抽奖活动,我畅开心扉,如实回答了所列的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举出你最喜爱的曾在《英语世界》上发表过文章的三位作者的名字。我的答案是:方励之、巫宁坤和杨宪益。第二个问题是,列出你最喜爱的发表在《英语世界》上的三篇文章。我将方、巫、杨三位先生各一篇文章的题目写了下来。第三个问题是,用一句话概括你读《英语世界》百期的心得。我写的是:尽管存在种种差异,但人类的心是相通的(大意如此)。1996年8月暑假期间,我们全家回到家乡常熟,给《英语世界》的信是由我的外甥周焱,一位小学六年级学生投寄的。然后,我、章虹和江枫,再带上周焱,动身赴闽作寻根之旅。不久,《英语世界》在北京国际饭店大厅举行了隆重的抽奖仪式,百名幸运读者名单在1996年第11期上刊出,我的名字竟赫然列于榜首!
    天演乎?人演乎?
    1997年全年的《英语世界》,是作为奖品由《英语世界》发行部直接寄给我的。大概到第10期时发生了错寄,我于是骑车到沙滩附近,找到胡同深处的北京景山教育印刷厂,从金英女士手中换回了自己所缺的那一本。
    2000年8月下旬,我又拿到《读书》杂志1999年第5、6期。这两本杂志是7月底与两本《英语世界》一起到达七处的,之所以晚20来天与我见面,不象是有人想先读为快,而更可能是要加以细细检查,看看字里行间是否通报了什么外界信息。《读书》的到来又在监号中激起了欣喜,又给粗俗的陋室平添了含有大量负熵的书香。同样,几乎所有的在押人员在外面都没接触过《读书》,但是,丁聪的辛辣漫画和陈四益的犀利短文很快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对于其余大部分文章,虽然他们不敢问津,但都认定为“很有学问、很有水平”。的确,在当代中国,《读书》是一本难能可贵的杂志。她不仅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有深度、有见地的思想交流和学问切磋平台,更是不忘体现知识分子的良知,凸显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自然,某些最为敏感的问题只能避开,某些最不中听的真话只能隐忍不发,否则,她早就没有存身之处了。但是,除了《读书》,试问神州之大,又有哪几家杂志,敢发王若水先生的文章:马克思主义是百家中的一家?不过,近几年来,这本杂志有点变味,常有一些令人感觉不太好的文章冒出来。我的一些很有学养的朋友也已经不在那里发东西了——不是水平问题,而是不再投缘。我继续订阅《读书》的理由是:上面还是有好文章,再加上总是兼听则明么。
    《英语世界》和《读书》1999年第7-12期后来又分批进了404室,我依然是听任大伙随便传阅、摘抄。不过,隔些时日清点时,发现丢了一本《英语世界》,是被打完官司发往遣送处的人偷偷带走的。这当然是件憾事,但决不是坏事,我今后补全就是了。
    《英语世界》和《读书》蹚了路,别的好书也就有望进入大墙了。11月底,我收到了两本书。一本是韦君宜的《思痛录》,另一本是朱正的 《1957: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我的朋友丁东先生将这两本书称为“传世之作”,绝非溢美之辞。
   韦君宜先生用泣血的真情、沉重的真话所言说的心路历程,让人震撼、发人深省。20世纪行将逝去,无论如何,是国人拒绝灵魂呻吟、人性扭曲的活法,选择心灵自由、尊严至上的话法的时候了;是抛弃漠视人权、轻慢人权的理论,改奉以人权为基石的理论的时候了;是告别以人为工具或手段的冒牌真理,采信以人为目的的理性学说的时候了。韦先生病魔缠身,卧床不起;她缓缓口述,吐出肺腑之言,其良苦用心日月可鉴,其拳拳爱心感人至深。
    执笔整理《思痛录》书稿的是杂文家牧惠先生。牧老先生写文章举重若轻,且丝丝入扣直取本质,把话点到差1、2层窗户纸就完全捅破的程度而从容收笔。我与牧老先生虽从未谋面,但通过几次电话,其缘由是为了追讨被上海的何苦“借”去的钱款而向他请教。那是1998年5月的事:何苦在京“借”款得逞后溜之大吉,与之联系时则现编瞎话一再搪塞。除我是受害者外,失业问题专家冯兰瑞老师,于光远先生的秘书胡冀燕女士,胡绩伟先生和狄莎老师,还有万通公司上海分部的高鹏先生及万通总部的王女士等也是受害者。在我决心追款时,只有牧老先生一人成功地迫使何苦还了“借”款。何苦言而无信,巧舌如簧;蒙人坑人,信手拈来。此种行径不仅令我痛恨,而且无法容忍。我立下誓言,一定要像牧老先生那样,点中骗子的穴道。不久,我得到了上海的朋友蒋亶文和张汝隽的鼎立相助,他们于6月底冒着酷暑追到松江县,使何苦无法再开溜,并被迫在我的最后通牒定下的期限前,退还了向我骗“借”的款项。此后,谢昌逵先生受冯兰瑞老师委托又专程去上海,在蒋亶文的帮助下向何苦追讨。至1998年9月,这啼笑皆非的一幕才告结束。
    朱正先生是1957年政治迫害的受害者。他以史学家的风范和笔触对那一段历史作了忠实的再现和精当的诠释。在我读过的同类书中,朱正先生的这本书显得最为笃实凝重,又明晰洗练颇具逻辑力量。无论是开卷诵读,还是掩卷沉思,我都情不自禁地叹服于1957年右派们对良知的服膺和对世事的洞悉——我们今天对人类主流文明和中国基本问题的认知,并不比40年前的他们高明,大体上只是一种再发现和再确认而已。
    读罢全书,对“反右是正确的,只是犯了扩大化错误”的乖谬,难道还会有半点疑问吗?读罢全书,其对列宁主义的批判难道不是水到渠成势所必然吗?
    为 《1957: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作长序的是邵燕祥先生。我读过不少邵先生的精彩文章,其不畏权势、针砭时弊的风骨和对独立人格、公民精神的倡扬使我对他深怀敬意。我与邵先生本人有过一面之交。1995年4月,我受许良英先生委托,曾经造访位于虎坊桥的邵先生家,就“宽容呼吁书”一事与邵先生作了认真的商讨。
    朱正先生、邵燕祥先生和河南人民出版社为中国做了一件大好事。假如每一个具有初中毕业文化程度的中国人都能读一读这本书,我相信,中国的历史进程将会有一个不小的改观。
    2000年12月,我又有一个意外的惊喜。素昧平生的英国作家笔会的Poole女士给我寄来了一本英文著作,书中对一个俄罗斯村庄200年来的变迁作了生动、翔实的描述。书是寄到“中国北京半步桥警察局”的,虽经层层检查,我拿到它时却完好无损。它远涉重洋来到号中,飘溢着英伦三岛特有的书香,播撒下真挚的人类关爱,着实令号里人嗟叹不已。
    最后必须提到的是,2001年1月,已故李志绥先生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也进来了!虽说那是一本质量低劣的盗版书,粗制滥造,别字连篇,但争相阅读者众,议论者众,反思者众。大家的读书心得参差不齐,但有一条是共同的,这就是:腐败从中南海发源,三陪自毛泽东开始。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黎安友教授为李先生的书写了很好的《序》。说来也算有缘,我和童屹于1991年参与翻译了黎教授的著作《中国的危机》,不久,香港镜报出版社就将该书出版发行了。1997年夏,在童屹赴美攻读博士学位的前一天晚上,我受其委托,在家里给黎教授挂了一个对方付费电话,告知童屹将要乘坐的美国西北航空公司班机的航班号,并请黎教授通知一下项小吉。
    看来,在中国,要愚民是越来越难了。不仅在社会上,在看守所里也是如此。现在的七处,每个号里都有几个经济犯,但政治犯是每10个号才摊上一个。要是每个号里都有了政治犯,想愚民就难于上青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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