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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守所杂记》序二

   
   
    丁子霖 蒋培坤
   
   

   
    趁江棋生的《看守所杂记》即将付梓,我们想说几句话。
    1989年北京爆发天安门民主运动的时候,江棋生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博士生。虽然他与我们同属一个学校、一个系,但当时却互不相识。在六四后的“清查”运动中,我们风闻本系有一位博士生,因拒绝“说清楚”自己在学潮中的所谓“问题”,竟被校方以“态度顽固”送交公安部所属秦城监狱关押审查。后来情况如何,不得而知。
    直至1993年春我们同他第一次见面时,才知道他被关押了17个月,终因找不到足以控罪的证据被“免予起诉”而获释。这次见面我们又知道他是江苏常熟人,恰好与我们同乡,也就自然多了一份乡土亲情。
    那个时候,六四大屠杀在社会上造成的恐惧心理远未消退,那些在大屠杀中失去亲人的受难亲属仍处于悲苦无助的境地。虽然,我们联络一些难友所进行的寻访、救助六四受难者的活动已开展两年多时间了,但每取得一点小小的进展都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这一方面是由于当局的阻挠与破坏,另一方面也由于一些大屠杀的见证者乃至受害者本人怯于当局的威慑力而不敢同我们接触。江棋生是一个有心人,虽然最初的接触并不多,但他理解我们的处境,也知道我们当时最需要、最想做的是什么。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渐渐失去了自由。由于安全部门的严密监控(包括监视、跟踪、电话窃听、盘问和扣留来访者等等),我们与外界的联系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但令我们宽慰的是,我们的寻访、救助活动并没有因此停止,反而有了相当的进展。这里,除了难友们的共同努力,也有同情者的出力相助,而江棋生正是这样的同情者之一。在那段时间里,他依然保持着与我们的联系。他主动帮我们寻找六四受难者的线索,受我们委托向一些受难者亲属送交人道救助款。为此,他被列入了公安部门的黑名单,行动受到监控,甚至遭到安全局警察的无端辱骂和殴打。终于,在1994年六四5周年前夕的一天上午,当他从我们家里离开的时候,突然遭到安全局警察的非法绑架,并以所谓“收容审查”的名义在北京市西城区看守所里整整关押了45天。事后他告诉我们,在收容审查期间公安人员对他的审问,主要涉及他与我们之间的联系,且所问问题大都来自电话窃听。
    为此,我们心里很不安,觉得不应该连累他。但是,江并不在意,也没有因此而有所退缩。他说他作为一个公民,作为一个六四大屠杀的幸存者,知道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他只是想以平常心做一些平常事。
    上世纪90年代初期,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的鼓动下,国内经济像吹足了气的泡沫飞速膨胀,社会上人心浮动,很多当年从89天安门广场下来的学运参与者也终因抵御不住“大好商机”的诱惑而纷纷下海。我们理解并尊重他们的选择,我们也曾听说有人向江提出过这方面的建议,但他不为所动。有一段时间,他为一些私人公司做过文献资料的翻译工作,偶尔也帮助家乡的乡镇企业推销一些服装产品,但只是以有限的佣金来维持生计而已。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有一句极具号召力的口号,叫做“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凭江的才智与资历,他若要让自己“先富起来”并不难,但他看重并追求的似乎并不是财富,而是作为一个公民的自由与权利。他也有自己的一句口号,叫做“一部分人先自由起来”,当然这句口号的诱惑力并不大,没有多少人响应。旧时人们常常把“安贫乐道”视为做人之美操,但这样的时代毕竟已经过去,如今早被新潮的人们视为十足的迂腐。然而,任何事情总会有例外。江棋生就是一个例外。他有时调侃自己,说曾经当过很多年的插队知青,大不了再当它一回。
    “为了自由……。”这是人生的诸多选择中最合乎人性的一种选择。但是在专制独裁的共产中国,这种最合乎人性的选择恰恰是最要不得的选择,因为这无异于选择了坐牢或者流亡,亦即选择了舍弃在自己国土上的那一份自由。这在很多人看来,断然是最傻最不“明智”的。然而,在89年以后我们所结交的诸多新朋旧友中,恰恰有不少这样的傻瓜,他们“为了自由”已经坐了很多次牢,却并没有因此“聪明”起来;而且,时至今日,仍在为坐牢做“准备”。现在,又有了一批比他们更年轻的朋友,如徐伟、杨子立、张宏海、靳海科以及刘荻、杜导斌等等,他(她)们现正忍受着铁窗之苦,也傻得可以,如果不变得“聪明”起来,这个牢肯定还得坐下去。
    我们想,这里有一个道理是谁都懂得的,只是有些人装作不懂而已,那就是自由是无价的,但得来是有代价的;这个代价不是你付,就是我付;而且付出的恰恰是你我想要得到的。这似乎是一个悖论。但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下也没有免费的自由。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的同胞已有很多人为此付出了代价,包括生命的代价;最近的一次付出,就是1989年的那些勇敢的献身者。有人说这样的代价太昂贵了,能不能想个办法,既不需要付出,又能够得到,最好是等着有人送上门来。现在也确实有不少人是这样想、这样做的。我们想,这与其说是追求自由,不如说是拒绝和逃避自由。
    这里涉及到所谓“主义之争”。我们注意到,这类争论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热闹起来的时候,恰好是民间社会持续了好多年的争取自由与公民权利的运动被当局残酷地镇压下去的时候。那是自六四大屠杀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镇压,很多人被捕入狱,判了重刑,很多人被放逐到了海外。1999年5月江棋生的被捕,已经是那一轮镇压的尾声了。也许正是这种现实政治的残酷,迫使一些良知之士退回到了书斋中,潜心于“主义”之研究。
    现在,那场曾经激荡于整个90年代的民间反对运动已成为几近于遗忘的记忆,作为那场运动的当事者,现在回想起来不免令人神伤。记得1997年的初冬,江棋生来我们南方的避居地小住。我们谈到89年那场被镇压的天安门民主运动,谈到六四以后此起彼伏的民间抗议运动,谈到了中国的出路问题。当时我们都觉得,要解决中国的出路问题不能寄希望于执政者的“开明”或“诚意”,也不能靠少数精英的所谓“安排”或“设计”,而要靠国人的普遍觉醒。而最重要的一点,是要使人人都明白,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他们都拥有与生俱来的一份自由和权利,这份自由和权利是不可转让、不可剥夺的。这就意味着必须促成这样一个现实的转变,即要使国人逐渐摆脱传统意义上的子民或臣民定位,成为真正具有独立人格、个体意识的现代公民。据此,我们认为:在当今的中国,无论是要推动体制内的政治改革,还是要争取实现体制外的多党竞争,抑或如当时有朋友所主张的实施宪政,都必须坐实在维护公民的基本自由与权利之上。因此,今日之当务之急,应该是一场切切实实的公民运动。其中的部分内涵,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公民的维权运动。
    于是,经反复商议,决定共同起草一份有关公民权利的宣言,以期促成并启动国内的公民运动。这个宣言从酝酿到定稿整整经过了一年时间,其间广泛听取了各界人士的意见,作了很多次修改,最后把文稿一分为二:一个叫做“自由与公民权利宣言”,另一个叫做“社会公正与公民权利宣言”。我们的本意,无非是想把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和两个国际人权公约具体化为国人可以接受的文本。现在,这两个宣言也已成为几近于遗忘的记忆了,但在当时,却曾在国内外引起过不小的反响,发表不几天,国外就有好几个译本;而在国内,则有各地区众多的公开签名支持。江棋生是这两个宣言的发起人之一,又是宣言发言人,但在宣言发表的之前之后,他却多次被公安警察以所谓“度假旅游”的名义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此后,江棋生为推进这场公民运动,以一个普通公民的身份做了很多切实的工作,直到他1999年5月被捕入狱。在关押审讯期间,他先前写的一些文章被列为“煽动颠覆”的罪证,却独独不提这两个宣言,这似乎不合情理;不过,也许当局有难言之隐,怕以此控罪反而会起到“负面作用”吧。
    现在,江棋生已服完四年刑期回到了我们中间,并给我们留下了这本《看守所杂记》。他在书中记录下了什么,他在四年铁窗生涯里的所思所想,不用我们多说,朋友们通过阅读自会明白。我们只是希望,作为江的朋友,都能记住他为国人的自由所付出的一切;同时,我们更希望江棋生以全新的装束,为自己、也为国人的自由投入新的征程。
   
   
    2003.10.29

此文于2006年07月07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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