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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棋生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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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链声

   
   
   
   
    北京市看守所常年保有80名左右死囚的关押量。他们呆的地方,离我最近处不到0.5米,最远处不足50米。几乎每周,都有人被一审判处死刑,从而加入死囚的行列;几乎每周,都有经二审核准死刑的人被拉出去处决。所谓铁打的死号,流水的死囚是也。执行枪决那天,由于多数情形下不搞公开宣判,一般是在上午8点多钟开门提出死囚,这与正常的检提、法提、管提和见律师在同一个时间段,因此即使近在咫尺,我们还是无法知道,某一天是否又有人“上路”了。然而,如果有一天,在早餐开饭之前,死号的铁门被打开,随即甬道中响起铁链声时,我们便能断定,今天有人将被处决,而且一定是经公开宣判再付执行的。

    1999年12月8日,一个阴冷的冬日,正交大雪节气。我们刚起床,就听见死号的铁门被打开的声音。很快,甬道中传来杂乱的、此起彼伏的铁链声,估计至少有6至7人被“点名”叫出去了。12月13日,刚接了一审票来到404室的密云人肖海军说,他在朝阳所读到了12月9日的《北京日报》,上面有陈连民等9人于8日被 枪决的消息。而这个陈连民,原来就关在404室,与我紧挨着睡。中秋节前一天,9月23日上午,他去一中法接一审判决,再未回号。两个半月以后,魂归西天。
    有句老话,叫做隔行如隔山。看守所里,则是隔墙如隔山。除了清晨链声给我们带来一些信息外,关于死号与死囚,我们几乎一无所知。而好奇心又常常驱使我们就如下一些问题进行猜测和争论:死囚如何度过他们的最后时光?让不让死囚提前知道处决日期?临刑前一天给不给吃特殊的、最后的晚餐?当局怕不怕死囚叫喊?用什么法子不让其叫喊?如果不是后来发生的两件事提供了确切答案的话,你就是在404室再呆上一年,那些问题也依然是个谜。
    第一件事是,2000年1月21日上午,我在律师楼的等候处遇见了河北故城人杨树宾。他因抢劫罪被一审判处死刑,脚上带链,双手带揣,关在413室。那天出来见律师,是走二审程序,打二审官司。我抓紧机会,问了早就想问的问题,他则一一作了回答。他说死囚何时被拉出去是从不提前告知本人的,当然更不会给一顿“改善”了的最后的晚餐。处决那天上午8点多钟(要进行公开宣判的,则是6点多钟),监门打开,管教来指名提人,且门外站着法警。死囚一跨出监室,颈项上就被法警套上绳圈,以阻其叫喊。随后就被带去验血,确认正身;押到法院后,解揣,五花大绑给绑上,剔除脚镣;法官宣读二审法院的《刑事裁定书》后,被押赴刑场。他还说,号内的活全是死囚干,包括给陪号洗衣服。家里或朋友给死囚送的钱,要被陪号“切”去30-40%。杨说,他的事二审也没戏,二审“拉回来”的只占5%左右。
    第二件事是,2000年6月22日下午,404室调入了一个经济犯李首龙,他是吉林延吉人,朝鲜族。他在411室当了8个月陪号,前些天打报告要求回老家服刑,结果就被调过来了。他一来,我们就把杨树宾所说的与他一一核对,结果他只订正了一条,即现在死囚的钱全都保存在管教那儿,陪号“切”不着了。他又告诉我们说,他们称死囚为“重号”,而“陪号”的正式名称叫“监护”。陪号每星期要写一份“监护报告”,没什么可写,就像小学生那样胡编。411室有7个陪号,8个重号,基本上都睡在板上。值夜班全由陪号承担,分前、后夜,各一人当班。与普通监室相比,死号的气氛要沉重得多,压抑得多。“重号”不准高声说话,不准唱歌甚至不准哼歌。他们也时常反思,但主要是两条,一条是 “点背”,另一条是“对不起家里人”。对自己的“罪行”,则极少忏悔。这使我想起曾经在313室和404室见过的准死囚——即自己和别人都认为将被判处死刑的人。他们是王延、孙宝仓、吴朝阳、毕大维、陈连民、陈金琰、廖林、李亚平、高铄、刘波。10人中我只听到孙宝仓1人作过忏悔。而在我所见过的、交谈过的100来个在押人员中,也只有河北唐山人刘长海和湖北遂州人张云军作过忏悔。中国人之缺乏忏悔意识,是否由此可见一斑? 
     关于死囚,当然还有一些问题。如刑场在哪儿?处决后摘不摘器官?谁给摘?等等。不过,这些问题难以在看守所里得到答案,只能出去以后再说。而对搞清楚了的问题,号里人则有两点评述。一是临刑前不给好吃的,说明共产党不如皇帝老儿慷慨。以前秋决前夜,狱卒还给死囚送几碟菜,烫一壶酒。现在却是两个窝头、一碗菜汤就给打发了。二是临刑前不让出声,显见共产党不如国民党大度。电影里常有共产党员在刑场上高呼口号的,可见喉管未被割断,或脖子未被勒紧。如今的死囚却是开不了口,说不了话,彻底歇了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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