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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雁塔见证了一段难忘的经历

——追思林牧先生


   
   
   
    10月17日深夜,我将《林老与三份历史性文件》定稿并发出之后,心绪久久不能平复。第二天一大早,我就翻检出了8年前西安之行珍贵的老照片。当我凝视大雁塔下与林老、马晓明和汤致平的合影时,一段令人难忘的人生经历极其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8年前的初秋,我带着《自由与公民权利宣言》和《社会公正与公民权利宣言》(征求意见稿)及丁子霖、蒋培坤老师给林老的亲笔信,专程前往古城西安,请林老和西安朋友对两个宣言的草案文本提出自己的意见。带去的文本是经过丁蒋两位老师和我近一年的酝酿、讨论,由蒋老师执笔,并征求秦晖、军宁、祖桦等许多人的意见后五易其稿形成的。文本表达了我们对人类普世价值的基本认知和对中国社会变革问题的一些基本思考。西安朋友中,除杨海曾和王丹来过我家,因而与他有过“一面之交”外,我与林老及其他西安朋友都是初次见面——当马晓明在西京医院门口见到我,发现他想象中的斯斯文文一介书生却很像身姿敏捷的运动员时,那一脸似信非信的惊讶之状,那大声嚷嚷“您就是江棋生?!”的陕西高腔,至今仍使我忍俊不禁。但是,由于神交已久,大家一见如故,相谈甚欢。我记得,当晚相继赶到马晓明家相聚的西安朋友,有杨海、汤致平、王中陵、郑保和、李智英、傅升、吴双印和高军生。
    林老和西安朋友见到文本后,自是十分欣喜,然而,他们又十分慎重。在林老地处西安南郊简朴的家中,我对文本形成过程作了简要介绍后,林老提出,他要先读一下丁、蒋老师给他的信和文本,然后再跟我交流。于是,我和马晓明边饮茶,边静候林老细细读完文本。林老读毕,以浓重的陕西口音大声对我说:对《宣言》的基本理念、总的构思和提法表示赞同,对文本的辞章表示赞许。他说,还需要进一步思考和讨论,并会以书面形式写下他和其他西安朋友的意见,让我随身带回北京。接着,林老直言不讳地提到他对“组党”问题的忧虑和担心。他说,不能对江泽民抱有幻想,不能误判形势而招致不必要的损失啊!我说,的确有人以为江泽民快开党禁了,所以要抓住时机发起冲击。但是,也有人是抱持宁可坐牢也要挑战党禁的决心才那么做的。林老说,那样做令人可敬,但那样做会立马换来重刑,不可取,还是暂不行使结社自由权为好。对林老的这一看法,我深以为是。中午林老留我吃饭,名副其实的便饭,但林老饭量不小,吃得很香,我也是。
    第二天上午我应约再去林老家。年过七十的林老提议上街走走,边走边聊。这一次走聊中,林老兴致勃勃地提到他和许良英先生通信往来之事。他十分珍视两个思想者之间的沟通切磋,并要我向许先生当面转达他的敬意和问候。林老说,1995年的《宽容呼吁书》出来后,影响很大,也很好。然而,杨振宁却以给王淦昌先生去信的方式,故意贬辱许先生和方励之先生,这种为人处事很不地道。我说,他是个美国科学家,却偏偏好拍中国专制政权的马屁,实乃自取其辱。在这一次走聊中,林老还提到另一件使他倍感忧愤之事。性情率真、没有城府的他说,什么样的“事业”中,都会出现有人利用别人的牺牲去“推进运动”之事。可叹的是,在中国民主事业这一最不该出现“政客”的事业中,居然也有人喜好权谋,玩弄别人。有人甚至到了不择手段、突破做人底线的地步。我回应说,的确有这种人,他们认为当人士比做人更重要,获取事功比守望人道基础更重要。林老和我都觉得,和这种人是无法结成“统一战线”的。
    中午时分,我们步入一家回民餐馆。这一回是轮到我惊讶了,因为一起落座的马晓明和汤致平早就熟知林老的胃口,而我眼瞅着林老把一大碗羊肉泡馍吃完后还要品尝甜点时,就忍不住说,您这手吃功是怎么练出来的呀?大家笑了,林老也笑着说,我没练,一直这样,福气好。
    饭后,我们缓缓向大雁塔走去。路上,林老很认真地问我:你读过《火与冰》没有?那是北大学子余杰写的,很难得,有见地。他这一问,把我问得怪不好意思。我如实说,还没读过。林老说,余杰能点出范仲淹的名句实质上应是“先天子之忧而忧,后天子之乐而乐”,这就很不简单,我不能及啊!人称“老天真”的林老边说边打手势,奖掖后辈之情溢于言表。不久,我们来到古都西安著名的大雁塔下,并留下了合影——8年前的那一刻定格而成的老照片(已发在《博讯》网站上),见证了我人生中一段令人难忘的经历。
    当天分手时,林老说好隔天再请我吃葫芦头泡馍。然而,傍晚时分,吴义龙从北京赶来了。受中国民主党浙江省筹委会的委托,小吴风尘仆仆,一路北上、西行。他在北京未找到我,却不期在西安与我相遇。小吴用坚毅的表情和明确的话语告诉我:冲击党禁正当其时。而我则坦言相告我的不同看法,并以胡石根先生之事进行劝说。我告诉他,1992年春天,胡石根曾三次专程到我家,力主我应与他一起组党,以便更有力地与专制制度作斗争。我则提出,现在组党恐怕不仅不能做更多的事,反而极有可能很快被扼杀。然而石根主意已定,我的话听不进去。极为不幸的是,2个月后,他搞的秘密结社就被“破获”;2年之后,他被当局咬牙切齿地、恶狠狠地判了20年有期徒刑。血气方刚的小吴听不进我的话。第二天,他执著地到林老家去游说,希望林老这个“浙江老乡”能旗帜鲜明地支持他。在我临走那天与林老话别时,林老告诉我,他对小吴一一陈说利害得失,反复申明了“智者有所不为”的道理。但是,小吴象个倔老头,不仅表示不能停下组党步伐,而且还要不失时机地形成组党大潮。当时,林老边说边叹,忧切之心实为感人。9个月后,吴义龙被抓,之后被重判11年有期徒刑。我想说,至今仍身陷囹圄、受苦遭难的吴义龙,当能记得8年前林老语重心长的一席谈。
    我忆林老,赞林老,只是言说自己心中的真实感受,我没有把林老当成“超人、圣人”的意思,更说不出什么“五百年一遇”、“千年一遇”之类实在离谱的话。诚如国涌所言,林老一点不像那种官场上浮沉多年,历练得滴水不漏的人,他性格的优点和缺点都是藏不住的。他的缺点是耳朵太软,容易轻信,也容易激动;有时候太过直拔,脾气太大,显得好教训人。恕我直言,正在网上广为流传的“林老生前绝笔”中,就有败笔在内:他的识人和对史实的把握都有可商榷之处。不过,比起好几次痛下决心、结果到了90多岁依然不能痛痛快快说出真话的费孝通先生来,林老活得就太值了。费老是一再自我设限、委屈自己,林老是大彻大悟、活出本色——二老实不可同日而语也。
    在即将动身回京时,林老将写给丁、蒋老师的亲笔信交给我,上面仔细说明了西安朋友对《宣言》文本的意见和建议。富有激情的林老还给耀邦的长子胡德平先生写了一封亲笔信,要我送到北长街会计司胡同5号,以便和德平先生讨论一下《宣言》的文本。我现在已经记不起为什么后来我没有去造访胡家(1989年4月22号中午,我和人大博士生同学吕益民先生去过胡家)。不过,我觉得现在公布林老的信件,应当不会给德平先生添加什么麻烦。8年前,林老用圆珠笔书写的信件至今十分清晰。信的全文如下:
   
   德平同志:
    为了不给你们添麻烦,我没有写信问候李昭同志。
    别人把我们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不安定分子”、“持不同政见者”甚至“反对派”。其实,我们只是一些平平常常的普通公民,我们从事的仅仅是争取公民权利和履行公民义务的公民运动。
    现在介绍江棋生先生登门拜访。江君年近半百,是一位很有知识、很有修养
   的中年学生,并不是浮躁浅薄的造反派。请你耐心地同他谈一谈,耐心地看一看他带去的尚待反复讨论修改的文字材料,并提出你的意见。如果方便,也请你介绍他向民主党派中有学识、有见地的先生们请教。
    问候全家!
    林牧
    1998年9月2日
   
    的确,我们只是一些普普通通的公民。或许稍显不同的,仅仅是我们更像米奇尼克说的那样,比较有意识地使自己“像一个公民”那样去思考和生活,比较在意一个“美好的今天”而不是“美好的明天”。
    丁子霖和蒋培坤老师读了林老的亲笔信后,很快于1998年9月7日给林老写了回信。信中说:“我们收到了您托小江代转的信件,我们为您我之间能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达成共识感到十分高兴。您和西安朋友对文本提出的建设性意见,我们觉得很有道理,我们将予以充分考虑。”1998年9月22日正式发布的《宣言》,就是六易其稿的产物。丁蒋两位老师在给林老的信中,用明快到位的语言重申了我们得到的一个重要共识:
   
    公民运动,应立足于公民自身的个体存在,目的是让每一个公民意识到自身不移之权利,并为争取和维护自身应有权利而努力。我们的责任仅仅在于让中国的公民意识到自身的生存状况,意识到是什么妨碍他们去获得应有的自由与权利 ,而不是代替他们去做本来应该由他们自己去做的事情。
   
    仙逝的林老和宝贵的共识,都将长存于世。
   
    2006年10月23日于
    北京家中
   
   
   (《争鸣》2006年11月号部分刊用;自由亚洲电台2006年11月7日全文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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