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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亲历的八九民运片断
·写在六四15周年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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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耀邦 拥抱自由

    今年,是联合国确定的“国际物理年”,也称“爱因斯坦年”。元月,在凛冽的寒风中悲痛地送别紫阳之后,我就开始回应安南,一步步将自己沉浸在奇妙的对称性问题研究之中,聚精会神,心无旁骛。然而,随着耀邦九十冥诞纪念日的临近,我却逐渐心旌摇荡,并最终把思绪脱出了牢牢拽住我不放的物理学研究的巨大黑洞。
    自16年前的八九民运以来,耀邦就成了我所敬重和景仰的人。虽然我与他素昧平生,但16年来,他却一直活在我的心中。我其实一直想说,共产党内还能出耀邦这样的人,可真是不容易。耀邦生前担任过中共中央总书记,逝世时的职务是中央政治局委员。16年来,许许多多的中共党员从心底里怀念他——这似乎不难理解;而许许多多的非党员,甚至包括被开除出党的人和公开退党的人也从心底里怀念他,这就很不简单、很了不起了。1998年,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需要更深刻的思想解放。我在文中动情地表达了自己对耀邦的由衷敬意,特别礼赞了他在品质和境界上的超凡脱俗与难能可贵。这几天来,我又好好想了一下耀邦的事。
    萦绕在我心中的一件事是,耀邦在发起“实践是检验真理惟一标准”的讨论中出了最大的力,在平反三百万冤假错案中出了最大的力,然而,他为什么就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从紫阳与宗凤鸣、杨继绳的谈话中,我们得知,在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先是让胡启立给耀邦传话:“对自由化采取放任软弱的态度,是作为总书记的根本弱点。”1985年,邓小平又让乔石给耀邦传话:“耀邦不讲反自由化,为什么不讲?”这些话都传到了。而且,耀邦还明明知道,“四个坚持的对立面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然而,他却就是不讲反自由化。我认为,不论耀邦是否正面回答了邓小平的质问,他的态度其实已经清楚地表明,在要否反自由化和是否搞四个坚持这个根本问题上,他是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和不同主张的。
    耀邦是一个真诚的人,英勇的人。他在反对华国锋提出的“两个凡是”中果敢无畏,冲锋陷阵。但是,在反掉了“两个凡是”之后,他却比谁都更为痛切地感到,中国大地事实上依然处在另一种“凡是论”的阴影之下。从他的切身感受中,聪慧、敏锐的耀邦不会不悟到,“凡是论”不是某个特定时期的偶然产物,而是现行中国政治制度的必然产物:毛泽东在台上,就拿毛的东西搞“凡是” ;邓小平在台上,就拿邓的东西搞“凡是”。耀邦也不会不明白,只要坚持这样的制度,“凡是论”就总会把“实践标准”压一头。耀邦很清楚,毛未掌权前,也拿“实践标准”说事;但掌权后就变脸,就红太阳升起来了,他的话就成了真理。邓未上台前,也支持“实践标准”;但上台后就变脸,要他说了算,在重大问题上,“他的话你必须听”,“前台的人没有发言权”(赵紫阳语)。
    耀邦是一个善良的人,正直的人。他在平反冤假错案中义为天下先,动真格,出全力。但是,就在他刚刚有所释怀、有所宽慰的时候,他却比谁都更为痛心地见证了他不愿看到的一幕:就在他的眼皮底下,新的冤假错案又在被批量制造出来!从取缔西单民主墙,抓上访人士,批白桦,反精神污染,整周扬,批胡绩伟、王若水,将郭罗基逐出京城,到批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在挥抑不去的无奈悲情中,耀邦不会不悟到,冤假错案的根子并不在个别人的身上,而是制度性的,是这个制度与自由不相容。耀邦不会不明白,只要坚持这个制度,冤假错案就还会源源不断地被制造出来。

    我相信,正是在变革还是坚持中国的政治制度、在反自由化还是不反自由化这个重大问题上,耀邦和钟情于、迷恋于现行制度的人有了根本的差别。关于这个推断,我愿意举出一个比较权威的佐证。1986年5月16日晚上,朱厚泽、高占祥、严家其、孙长江和胡德平在上海叙谈。当时胡德平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如果文化革命再发生的话,这是一场很大的灾难;如果不能从文化革命的灾难中总结教训的话,这也是个灾难;如果没有从制度上去防止文化革命产生的话,这对中国必定也是个灾难。(《世界经济导报》,1989年4月24日)。我想,德平有这样“从制度上”去想办法的识见,耀邦也一定有同样的识见。
    然而,邓小平等人有什么样的“识见”呢?在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闭幕会上,钟爱自己“说了算”的邓小平说过这样一段话:“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对我们的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或者叫反对,或者叫修改。”邓的这段话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他对自由是极端厌恶和本能拒斥的。为了宣示他与自由的决绝,他甚至一反共产党的惯用手法,不愿像对待“民主”等字眼那样,在“自由化”前面加个“无产阶级”或“社会主义”的帽子,再拿过来为已所用。他深恶痛绝地宣称,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化本身就是对现行制度的对抗。在中国共产党内,老爷子邓小平的话自然有人拥护;此外,这段屁话也确实蒙住、唬住了另外一些人。但是,我们怎么能够没想,耀邦会认同这种视自由为天敌、视自由化为洪水猛兽的悖谬理念呢?我们又怎么能够设想,耀邦会赞成“自由化是资产阶级专利”的愚妄认定,并进而去反对什么自由化呢?
    因此毫不奇怪,尽管耀邦是百分之百的“根正苗红”,尽管他有大功于“党的事业”,有大恩于“党的老干部”,他也依然不能见容于陈云、李先念、王震、薄一波,不能见容于邓小平。1986年,邓小平对杨尚昆说:“这几年我如果有什么错误的话,就是看错了胡耀邦这个人!”邓小平发现耀邦和他不是一类人而恨恨然,愤愤然。然而,我却从这里真正看准了耀邦这个人。这是一个按名分拥有巨大既得利益,但却能超越其羁绊的人。这是一个身受特权之惠,但却能质疑特权、批判特权、否定特权的人。这是一个超拔民本、心系民权的人。这是一个崇尚自由、闪耀人性光芒的人。在这里,我还想特别强调地指出:耀邦的政治抉择——不反自由化,是引导中华民族汇入人类主流文明的卓越的、智慧的选择;是在共产主义运动江河日下、走向崩溃的时日,执政的共产党所应作出的最为可取的、高明的选择。伟大的英国思想家阿克顿勋爵早就说过:自由是人类文明的最高价值。如果我们认同这一结论,那么,自由化就是这一最高价值的逐步展示和体现,是不能反的。一百多年前,中国思想家严复说过:中国落后于列强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国民没有自由。如果我们赞成这一判断,那么,自由化就是从落后走向先进的必由之路,是不能反的。当代思想家、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说:人的实质自由是发展的最终目的和重要手段。如果我们接受这一理念,那么,自由化就是引领发展、实现发展的不二法门,是不能反的。
    可悲的是,耀邦含恨而去16年来,中共高层所一脉相承的,是邓小平的政治遗产——反自由化。因而,他们就一如既往地将自己定位于人类主流文明的对立面,定位于世界历史潮流的对立面。他们不仅至今不愿承认自由的普世价值,不愿承认三权分立是对自由的一种根本保障,而且还闹出了要向更不自由的朝鲜和古巴学习的大蠢话、大笑话。耀邦在天之灵如若有知,他能不惊心?能不悲愤?能不对此加以痛责吗?
    对于一国的进步来说,统治者的落后是最要命的。而近代以来的中国,又偏偏就一直摊上这样的命。但是,统治者的能耐也是有限的。中国依然会进步,会在艰难曲折中进步。“自由不是无情物,化雨随风入万家”(邵燕祥诗)。我相信,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不论他是国民党员还是共产党员,不论他是在体制外还是在体制内,将会把自由看作真正的硬道理,将会从“反自由化”走向“不反自由化”,再走向“搞自由化”,并最终在中国实现自由化。
    应该说,追求自由、拥抱自由,将是国人对耀邦最好的纪念和怀念。在功德无量的自由化大业得以完成的那一天,在中华大地怒放自由花的那一天,让我们在第一时间里,与耀邦分享那充溢日月星辰、情满五洲人间的幸福和喜悦!
   
    2005年11月19—21日于
    北京家中
   
   (原载香港《开放》杂志,2005年12月号)

此文于2006年10月05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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