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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棋生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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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电子柏林墙
·愚人节后说真故事
·江棋生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之花”
·1989年六四镇压受害者状况民间报告(一)
·六四受害者状况民间报告(二)
·六四受害者状况民间报告(三)
·六四受害者状况民间报告(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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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唤良知 打破沉默

   
   
   
    2月22日,丁子霖老师等124位“天安门母亲”和六四伤残者发出了《致十届二次全国人大暨全国政协全体代表、委员的公开信》,真诚地吁请代表和委员们“拿出勇气和胆识,果敢地就六四问题向大会递交相关议案,并推动大会及与会代表就此议案进行讨论、审议。”
    2月24日,曾以真话挑落竹幕的抗击非典第一功臣蒋彦永大夫向最高当局递交了《关于为89年六四学生爱国运动正名的建议》,首次公开披露了他所亲见的血写的事实和他所确知的杨尚昆、陈云等人对六四事件的态度,敦促当局痛下决心,纠正共产党“历史上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杨尚昆语)。

    我认为,《公开信》和《建议书》是两份重要的历史性文件。这两份文件以无比沉重和极具权威的事实再一次警示国人:发生在15年前的八九民主运动和六四屠杀事件是大山一般的存在,不管是在宇宙中,在历史上,还是在人们的心中,都是如此;任谁也不能无视,不能抹杀——躲不过去,绕不过去,蒙不过去。同时,这两份文件还以震撼人心的力度对国人的良知和勇气进行了呼唤:该是在强权面前打破沉默的时候了!
    也的确是时候了。7年前,在八届五次全国政协会议文艺组中发生了一件令吴祖光先生伤透了心的事:那天的小组会上,吴先生提出应该重新评估六四,应该使六四的定性符合其本来面目。先生言罢,满座哑然,无一人附议。那样的一幕,现在不能再重演了。5年前,李慎之先生在《风雨苍黄五十年》中强烈谴责了六四这一“无可饶恕的罪过”,而许多知识分子却至今依然保持沉默。这样的局面,不能再继续下去了。随着反人权、反人类的六四惨案15周年纪念日的临近,在这块国土上,应该有更多的具有社会名望的人率先点燃自己良心的烛光,果敢地站出来打破沉默。说真的,既然现实的风险正在逐渐消退,而良知的拷问却又挥之不去,那为什么不跨出半步、说出真话,以展示尊严、告慰死者和交待历史呢?
    百岁老人巴金先生一生说过不少真话。我相信,在六四问题上他是肯定有话要说的。但是,他已经说不了了。我为巴老感到由衷的痛惜。我敢说,这是他人生的一大憾事,一大痛心事。蒋彦永大夫曾经亲口告诉我,雷洁琼女士和吴阶平先生早就认为“六四这事政府是大错了”。但是,他们的态度老百姓可一直不知道啊!我想,如果他们现在把这句话公开说出来,是一定会激励和鼓舞很多人的。丁石孙先生一向为我所敬重,在如何对待法轮功的问题上,他在人大常委会中独持异议,据理坦陈。现在,我真诚地期待他能就六四问题递交自己的议案,为八九学生爱国运动的正名给出一个有力的推动。在这方面,我对以人品和医术赢得广泛尊敬的钟南山先生怀有同样的期待。此外,我也有理由较为看好来自港澳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尽管他们中间的确有对六四问题讳莫如深的人,但是,他们中间应该更会有敢于提出六四议案的耿介之士。退一步讲,不提议案也罢,敢于公开说句话的人还是必定会有的。如果把话完全挑明了说,我看就是特首董建华先生和何厚铧先生,在六四问题上也可以做到与自己的良心保持一致,而不必象内地的省部级官员那样,只能与中央保持一致——说句真话,当局还能把特首先生的官职给抹了?
    15年来,人们对芮杏文先生、闫明复先生和原38军军长徐勤先先生一直心怀敬意。他们当年因坚持文明准则、反对残暴镇压而遭到了无情的整肃。今天,我是多么希望他们象胡绩伟先生、李锐先生和鲍彤先生那样,公开重申自己的道义立场啊!同样众所周知的,是当年于光远先生、杜润生先生和李昌先生对六四镇压的坚决反对,是万里先生、肖克将军和田纪云先生对六四问题的严正态度;还有,当年一身素衣、眼中含着泪花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的杜宪女士……让世界再一次听到他们基于公理和良知的认定吧!
    1997年冬天,我曾经和储海兰女士一起到东大桥吴祖光先生家去拜访他。吴老先生不愧是“中国的良心”,当他说到因贼当道而民不敢言时,悲愤痛切之情奔涌而出,不能自已。他尤为感到痛心、伤心的是,那些个很有头脑的知识分子,怎么就真的一个个变得“有肝无胆”了呢?2003年1月,在还差4个月我就将恢复自由的时候,高墙外传来了吴老先生辞世之恶噩。我在狱中悲痛莫名,长叹不已;后又将《南方周末》上“一生讲真话”的报导细细读了,并在狱友中广为传之。今天,我想问那些在私下里和吴祖光先生有相同看法的知识分子:在六四问题上公开说一句话以告慰老先生的在天之灵,果真还那么为难么?
    这几年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的崛起,着实是一件可喜可贺之事。在他们中间,有的人已经达到放言无忌、不知所畏的程度。然而,也还有人在小心回避六四这个“最敏感的话题”,在等待“合适的时机”再出来说话。对此我想说,是不是就不要再等了?有人等到90岁,不也还在说“仍不合适”么?痛痛快快说上一句早就憋在肚子里的真话,姑且勿论有用与否,仅就那种自我解放的感觉、那种人格尊严的提升而言,是不是就值了?
    远不止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应当说真话。在我看来,在不少问题上颇有正义感亦颇显血性的作家张承志先生,在六四问题上是不是也该发出自己的声音了?那些15年来一直对六四“暂时不碰”的学界名士、文坛名流和商旅名贾们,是不是也可以开口了呢?那些“认同坦荡、推崇正直”的当红影视明星们,能不能就六四问题也在网上跟个帖子呢?那些发表反对美国对伊动武宣言、后被批准在月坛公园举行反战示威的人们,对六四事件不也应该公开说句话了么?
    走笔至此,我不得不要提到杨白冰先生。如果人们希望他比杨尚昆先生更进一步,自己出来打破沉默,我想应该是不算苛求的。在此,我还想向朱熔基先生进一言:比起江泽民的恋栈不退来,你的淡泊人生自然是强多了。但是,如果在六四问题上只能说违心话而不敢说心里话,那又如何去面对他人的“愧对历史”之责呢?
    最后,我想对将要端坐在人民大会堂中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说一句:如果六四之案不能翻过来,那墨写的“尊重和保障人权”又怎么会变成神州大地上的客观真实呢?
   
   
    2月25日定稿于北京家中
    3月上旬提供发表
   
   
   (原载《苹果日报》,2004年3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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