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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棋生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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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何频、高文谦先生的信

   

何频先生:

    前几天从朋友处借得《晚年周恩来》,归家后几乎手不释卷,逐字读毕。这是我出狱后很少有过的情形。由于右眼过早出现白内障,且目前尚不宜用手术摘除,因此我在读东西时须闭上右眼,仅靠左眼。而这样一来,左眼就很容易发酸、发痛、发涩,不得不时常掩卷以待复元。不过高先生这本书委实写得好,“一生能做这样一件事即足矣”(高先生语),使我竟不顾酸痛涩一路前行。
    案头这本《晚年周恩来》已是第十五版。我想肯定还会出更新的版本。为此我想给高先生写一信,谈几处我所发现的微瑕,供再版时参考。不知高先生的e-mail地址,故请代转为盼。
    顺祝

    编安!

江棋生


   
    2003.12.1
   
   

高先生:

    读你的书,见你象剥笋似地把谎言层层除去而达致皮穷而真相现时,心中的畅快自是横溢而不可收。然而,随之也就禁不住悲情中生:一个老百姓没有知情权或严重缺乏知情权的制度是多么落后、多么不可取呵!别的不说,当年作为一名中学红卫兵的我,由于被毛江夫妻店愚弄、耍弄和捉弄,使我在“激情燃烧”的状态下说了多少屁话、干了多少屁事啊!在这样的制度下,事情之复杂和诡谲,问题之难析和无解,多半是被谎言搅和出来的。一旦真相大白,知之何难,行之又有多难?
    在民主法治社会,直面人生、直面现实和直面历史被视为当然之举,他们是在“直面”的前提之下去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而在大陆中国,“直面”本身首先是个大问题。你高先生直面历史,中国官方就通过各种渠道阻拦你;蒋彦永先生直面现实,将非典疫情公诸于世,中国官方却对这位“第一功臣”只字不提;徐伟、杨子立、靳海科、张宏海、黄琦、姜立钧、刘荻、杜导斌等人直面人生和直面现实,以说真话来颠覆国家谎言,却被扣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横加迫害;由于你的书,我也更清楚地知道,在中共高层这个权力黑洞中心,人格侏儒化而不敢“直面”更是一种正常的生态。
    高先生,《晚年周恩来》的写作和出版,真是为中华民族、为人类做了一件大好事,也因此,我所认为的书中存在的几处微瑕让我深感惋惜。兹一一书列于下,供你参考。
    一、“三年困难时期因国库缺粮而大批饿死人的惨剧殷鉴不远”(第143页)
    上述引语说的是周恩来对那幕惨剧的认知。但我觉得没有说准。周恩来在1966年9月时肯定已经知道:59年开始大批饿死人的主要原因是因虚报产量而国库多收了粮,以致生产队里无粮、农民家中无粮;往后再是饿殍遍野、无人生产而导致国库缺粮。
    因此,窃以为改成“三年困难时期大批饿死人的惨剧殷鉴不远”较为恰当。
    二、“进而在国际上对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孤立和封锁后,急于获得国际上承认的中国唯一现实的选择,便是只有倒向苏联一边了。”(第398页)
    就我读过的一些史料,似可提出相反的见解:是中国宣布了“一边倒”,才使美国下决心对中国实行孤立和封锁。如直到朝鲜战争爆发之前(中国已然宣布了“一边倒”),美国仍在军事上弃防台湾,就比较说明问题。我期盼高先生对这一史实的真相和有可能更为复杂的因果关系给出更好的描述。
    三、“美国固然‘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给世人留下了‘纸老虎’的形象。”(第399页)
    今年7月下旬,我在家中看到了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播出的关于朝鲜停战50周年的电视片《冰与火》,其中对“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这句话的出处和含义作出了如下澄清:
    美军通过投入釜山保卫战和实施仁川登陆从而将金日成侵略军赶出韩国,对此并没有什么美国人说是“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而当麦克阿瑟等人主张不仅要借机统一朝鲜半岛,而且要进入中国境内大打一场时,有位美国政治活动家发出警告说,如果这样蛮干的话,那将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
   上述澄清是否有据、是否到位,我未及再考。我只是想,如果它是对的,则我们应该接受。
    四、“中国在作出了重大的民族牺牲以后,不仅劳而无功,所获甚微,而且由于美国第七舰队在朝鲜战争爆发后随即开进台湾海峡,从而坐失了一举收复台湾的机会,铸成历史大错,影响至今。”(第399页)
    恕我直言,我觉得这段话相当别扭。为什么这么说?1、金日成于1950年6月25日挑起朝鲜战争侵入韩国,美国总统杜鲁门遂于6月28日下令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这是共产主义小兄弟为了一已之私而搅黄了或葬送了大陆中国一举拿下台湾的机会(台湾的中华民国肯定为此感谢北朝鲜和美国),而不是大陆中国“坐失”了机会。2、“收复”一词不妥。我们说郑成功从荷兰人手中收复台湾,1945年中国从日本人手中收复台湾。而大陆与台湾之间打的是内战,并且也不是国民党从共产党手中把台湾抢了去的,因此不宜用“收复”这个词。3、“铸成历史大错”令我大惑。如前所述,失去攻取台湾的机会绝不是大陆中国“铸成”的“错”,当时毛泽东这块“红皮白罗卜”还根本不想出兵援助金日成(没准还在私下里痛骂金日成坏了自己“解放台湾”的大业)。此外,大陆没有“解放”成台湾不仅不是“历史大错”,反而是历史大幸。否则,我们到哪里去看五千年文明史上中国人第一次成功创立并已运行多时的现代民主政体?
    五、“纵使他们有心对彭真援之以手,也会因党内力量对比的形势而感到孤掌难鸣,况且他们目前远离京城,鞭长莫及,等他们回来后,生米已经煮成熟饭,只好忍痛演出‘挥泪斩马谡’的一幕了。”(第108页)
    我觉得,将刘少奇被迫忍痛接受自己的头号干将、政治上的左膀右臂彭真被开刀问斩一事,比作诸葛亮挥泪斩马谡是不恰当的。彭真被刘少奇长期倚重且并未犯过,现在却被毛扣上“欲加之罪”动手整肃——刘无奈接受这一事实乃是欲哭无泪,“打落牙齿往肚子里咽”。而马谡本是庸才,被诸葛亮一时误识委以重任且大败而归罪在当诛。诸葛亮之挥泪,首先是痛心自责没有信刘备之言而导致街亭失守、退兵汉中,其次是念及旧情,为马谡缺乏自知、自丧其命而表惋惜之意。就“孔明挥泪斩马谡”一事,后人有诗曰:失守街亭罪不轻,堪嗟马谡枉谈兵。辕门斩首严军法,拭泪犹思先帝明。
    六、“当然,毛泽东抛出文革派两员大将,实乃迫不得已之举,是在挥泪斩马谡。”(第242页)
    我认为,这儿的类比也是不恰当的。制造文革乱局的罪魁祸首是毛泽东,王力、关锋是作为替罪羊被他抛出来的。而街亭之失则是诸葛亮所决不愿意看到、也是竭力设法加以避免的。街亭失守,诸葛氏有过而无罪,根本无须抛出替罪羊。当然,狠心抛出替罪羊是迫不得已;挥泪斩马谡也是迫不得已。但是,两种迫不得已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顺便提一下,我的朋友浦志强律师在他的美文《从萨哈夫、袁木想到张文康》(载《北京之春》2003年7月号)中,也曾不恰当地将张文康被去职比作“组织上不得不挥泪斩马谡”。其实,张文康是完成了组织上交办的隐瞒疫情、粉饰太平的重托而被作为牺牲品抛出来的,马谡则是彻底辜负了诸葛亮扼守街亭之重托而被诸葛氏不得不执行军法的,他绝非替罪羊或牺牲品。不妨看一下《三国演义》第九十六回的如下记述:
   
    谡自缚跪于帐前。孔明变色曰:“汝自幼饱读兵书,熟谙战法。吾累次叮咛告戒:街亭是吾根本。汝以全家之命,领此重任。汝若早听王平之言,岂有此祸?今败军折将,失地陷城,皆汝之过也!若不明正军律,何以服众?汝今犯法,休得怨吾。汝死之后,汝之家小,吾按月给与禄粮,汝不必挂心。”叱左右推出斩之。
   
    最后,热切地期待早日读到你正在秉笔直书的另一部信史——中国文革史。
   
    祝
    冬安!

江棋生


   
    2003.12.1
   
   
   (原载《北京之春》2004年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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