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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心路历程(四)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张敏女士采访录


   
   

    2003年5月22日和23日两天,自由亚洲电台张敏女士通过越洋电话对我进行了长 达8小时的采访。之后于2003年六四前夕分三次在《心灵之旅》节目中播出。2005年10月,我根据节目录音并参照原始录音将其整理成文。
   
   《 心灵之旅》——回顾人生经历,诉说心灵渴求,分享省思感悟;在心灵之旅中,让我们彼此相识,心灵相通。
    张:你在秦城监狱坐牢1年零5个月之后,免于起诉被释放。从秦城监狱出来以后,你的生活有什么变化?
    江:从秦城监狱出来以后,首先面临着我还能不能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事。当时的人民大学态度似乎有点暧昧,那我自然希望能把这个学位拿了。因为我很不容易,40岁了,到不惑之年才有机会攻读这个学位,我不想轻易放弃。但事实上,他们很快就做出了决定,要开除我的学籍,于是就完全阻断了我成为一个学者、成为一个科学家的道路。那我就自然地走上了怎么去变革社会,怎么从根本上去改变落后的东西,改变不合理的东西这样一条道路。
    张:那你后来是怎么参与寻访六四难属工作的?
    江:在整个八九民运中,不用说,六四死难者们付出是最多的,六四死难者的家庭承受的灾难是最大的。我作为一个在秦城监狱关过的人,出来后就会很自然地想到,不能光让他们自身,让他们完全自个儿来承受这种深沉的苦难,我应该分担一点嘛。没有什么更崇高的东西。再加上正好丁子霖老师、蒋培坤老师是我们哲学系的教授和副教授,我又是哲学系的博士研究生,同一个大学,同一个系的。而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本来就是相通的。那么我自然就毫不犹豫地帮助他们,做一些这样的工作。
    张: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教授蒋培坤先生和副教授丁子霖女士,他们夫妇17岁的儿子蒋捷连,1989年6月3号夜里在北京木樨地被戒严部队枪杀。1991年丁子霖女士最早站出来,向全世界媒体公开她儿子遇难的真相,并开始寻访其他六四遇难者家属。他们现在暂时住在江苏无锡。丁子霖女士谈她与江棋生的相识。
    丁:1991年我向媒体揭露了我儿子被害的真相之后,当局对我的迫害就开始了。不久,江棋生就到我家中来,那时,他刚从秦城监狱出来不久。认识后,他经常来看望我们,我们也共同讨论一些问题。在逐步地接触中,我和蒋培坤就发现,在理念上,与他有许多共识的地方。比如说,我们都希望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我们认为,首先要培养公民的权利意识,要有一个健全的公民社会,要有一个启蒙过程,首先要启自己的蒙。我们还有一个共识,就是不主张以暴易暴。
    张:和丁子霖女士一起寻访六四难属的张先玲女士,是六四遇难者19岁的高中生王楠的母亲。现在在北京的张先玲女士,在接受我采访时,谈到江棋生给予六四难属群体的帮助。
    张先玲:我感觉他一直在帮助我们,尽可能地帮助我们解决一些困难。特别是前几年刚开始寻访时,困难还是较多的。比较艰难的时候,他总是来帮忙。这一点他是很特别的。
    张:江棋生为什么特别?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江:六四殉难者,他们的付出是最多的,六四死难者的家庭,他们承受的灾难是最大的。我这么想以后,这些精力和时间就理所当然地要化的。
    张:这个时期,你是靠什么谋生的?采访中,你的朋友告诉我,你还帮助厂方卖过羽绒服,赚一点儿劳务费?
    江:我是当过插队青年的人,我并不怵我不能生存;卖羽绒服也没什么,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寒碜,不觉得丢脸。我还写点稿子挣稿费,我还接点儿翻译的活。我走的就是这条路,这条跟受难者群体,跟被欺压的弱势群体完全站在一起的这条路。
    张: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自由亚洲电台的心灵之旅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敏,请继续收听89六四专辑系列节目:江棋生先生的心路历程。不久前江棋生出狱时,前往迎接他的六四难属张先玲女士,回忆江棋生对六四难属群体所给予的各方面的帮助。
    张先玲:有的时候,我们到了六四,情绪会非常不好,他总是给我们一些很大的宽慰,说明这事是艰难的,但最后刽子手肯定是会上审判台的,你们一定会胜利的,正义的事情是一定会胜利的。他经常对我们说些宽心的话,也是实在的话。他很爱笑,哈哈一笑,我们大家心里就高兴多了。另外我觉得他与别人不同的一点,是他提供的线索比较多,而且有时他还自己去帮我们寻访难属。
    张:现在在美国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的童屹女士说,这个时期的江棋生,不仅关心帮助六四难属群体,而且关心帮助狱中的政治犯和他们的家属。童屹女士1989年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她曾经与江棋生一起,参与过北京高校对话团的工作。1994年,童屹女士因为担任中国著名持不同政见者魏京生先生的秘书而入狱坐牢两年半。
    童:江棋生这个人并不是一时冲动才去做什么事情,他做事情都是事先想好了的,而且他并不是要去追求什么名,什么利,他就是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地做。比如说,寻访死难者家属,他自己骑着自行车在北京走大街穿小巷,去访谈,去了解。他和别人不同的还有,他还到所谓的“六四暴徒”家中去访谈,去送人道帮助款。据我所知,2002年4月,当关在北京二监的“六四暴徒”亲眼见到他时,都向他表达了由衷的感激之情。所以他这种很踏实的作风,一般人还是不太有的吧。他割舍这些物质利益,为了自己的这个信念,去努力地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他这种精神,非常难能可贵。
    张:童屹女士特别谈到江棋生关心帮助狱中政治犯胡石根先生。胡石根先生因组建中国自由民主党,1992年被捕入狱,后来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现在仍被关押在北京市第二监狱中。
    童:他对胡石根先生进行了长期的支持帮助。很少有人知道胡石根的名字,胡石根先生与大约有20多个人,是上个世纪90年代第一次在中国组党的。我与江棋生两人在大约1991年的时候,江棋生刚出狱后,我们见过他。后来江棋生打听到胡石根在监狱的情况后,就给他写信,鼓励他,并长期不断地给他寄书。这些都给胡石根带去很大的安慰和鼓舞。另外的例子就是对我本人他也有很多的帮助。1994年—1996年,其中两年半的时间,我是被关在看守所、劳教所里头。那他对我父母有很多的鼓励,而且也写信给我,交到我母亲的手里,然后我母亲来探视我的时候,就背诵他的信给我听,我当时在里头听到后很感动。
   
    张:回顾江棋生对六四难属的帮助,张先玲女士说,还有一件事情,留给她们的影响很深刻。
    张先玲:他第二次被抓进拘留所,是因为帮我们难属送人道救助款。有个人居然把他给举报了!他就被抓起来关在西城区拘留所,关了45天。他放出来以后,仍旧保持着一种乐观的心态。他对那举报人也很理解,他说:人家是害怕,是受蒙蔽,较愚昧嘛,他一点儿也不记恨那个举报人。
    张:我请江棋生先生谈谈张先玲女士提到的这件事情。
    江:因为你是陌生人,你要上门的话,那些难属一开始都比较小心,比较谨慎。到底你是什么人,他们一开始拿不准。我是凭着我的真诚,基本上绝大部分我寻访的人很快就信任了我。有时候我带着丁子霖老师委托我发放的人道救助款项,大部分人也能够签字,认领。当然也有不敢拿的,甚至个别的还向有关部门告发我,由此造成了我1994年的被抓。当局抓我是极其荒唐的,我不去蒙钱,不去骗钱,不去抢钱,我反而给人家送钱,你还抓我?!因为这个被抓,我不记恨告发我的人,她当时也真吃不透我是什么人,万一我是个卧底,那她又要进一步受到当局额外的迫害。总的来说,我很欣慰。因为绝大部分难属都能信任我,对我都挺不错。
    张:江棋生还回忆起那次被抓以后,发生在拘留所里的那一幕。
    江:我进了西城区拘留所以后,第二天要帮我照个像,滚个大板呀什么的。所谓滚大板,就是把整个手掌包括五指的印取下来存档。开始那个警察对我还挺横的,大声说:你这人怎么回事?!为什么不蹲下去等着?我说:你先别忙,一会儿问问我是为什么事情进来的,你就明白了。过了一会儿,他把我叫过去,问:你是犯什么事进来的?我说:给人家送钱。他一下就愣了,瞪大眼睛说:什么?!你再说一遍!我说:我给六四死难者家属送钱。他长长地噢了一声,说:咳,你还真有点理想,你坐下,你坐下。警察他真是做梦都没有想到,会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世道中,碰上这么一个义务送钱的人。而当局居然把我关了45天,那是1994年5月28号到7月11号,名堂是收容审查。
    张:这次被收容审查之后,你出来又做了些什么事情?
    江:出来后,我当然不会放弃这样的事情,但难属群体一致劝我,怎么也不让我再继续做了。后来我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思考和写作上了。
    张:江棋生先生谈到后来几年里发表的一些文章。
    江:我在1994年清明的那一天,意外地遭到北京市安全局那些便衣的殴打,为此我发表了一篇文章,刊登在《北京之春》上,题目叫做:在清明节的光天化日之下。这可以说是我公开发表的第一篇署真名的文章吧。文中把我当天遇到的事情说了,当然也表明了我的态度。接着我又发表了一篇文章,刊登在香港《九十年代》杂志上,是纪念六四5周年的一篇文章。后来我陆续地,每年都要写好几篇文章。1997年我还接受了你们自由亚洲电台谷季柔女士的采访,并在《不同的声音》节目中播出。丁子霖、蒋培坤老师当时在无锡乡下,他们听到后就把它录下来,后来我根据录音带整理成了文稿,标题叫:一部分人先自由起来,并在《北京之春》杂志上发表了。大家知道,邓小平有一句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的话是,一部分人先自由起来。关键是没有这个“让”字。“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成了他的恩赐。而且,他总是会让有权有势的人先富起来。我没有这个“让”字。一部分人先自由起来,就是说,一部分人自己先自由起来,自己先行动起来,你不让,我们也要自由。1998年初春,上海一个青年作家蒋亶文对我做了一次访谈,访谈录发表在1999年1月号《中国之春》上。1998年我发表了另一篇访谈录,题目是:中国需要更深刻的思想解放。我在1998年还写了一些文章,有一篇谈的是特大洪水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启示,就是那篇有好几百人签名的公开信,是我执笔起草的。其中可以看到我对这么一个重大的生态问题的一些思考吧。1999年2月份写了一篇“公民运动:通往自由之路”,进一步阐述了我的一些理念。接着,在4月份写了:点燃万千烛光 共祭六四英魂——告全国同胞书。在5月17日被抓之前,我又写了“五四前夕读报随想”和“就科索沃问题我说三个不”两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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